军统的前世今生

蒋介石和军统老大戴笠

第一节? 军统的前世今生

我们尽可能轻松些，少讲什么组织沿革啊之类的，那个大家可以去看历史书。

“军统”是个泛称，其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抗战期间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抗战胜利以后改为国防部保密局。至于1949年以后叫什么，那得另外写一本书。

所以，“闲话军统”，要从复兴社特务处开始。

一、复兴社——传说中的“十三太保”

这个复兴社，一说又复杂了，只能择其要者，简单地说，是一个忠实于蒋介石的组织。

复兴社的成立，最初源于黄埔四期生滕杰的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蒋看了非常赞赏，复兴社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其宗旨，就是滕杰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明的，实际上，由于这个复兴社整个由黄埔学生组成，自然忠于他们的蒋校长。

按：滕杰，1905年生，江苏阜宁人，军校四期毕业。黄埔毕业后，滕杰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在军队中主要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入政界，所以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比起来，不是太知名。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所以我们在讨论黄埔四期生的时候，除了“林总”、胡琏、张灵甫，不要忘了还有这个滕杰。

复兴社的骨干叫干事，也就是传说中的“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笔者稍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按：其实，也许不一定是13个人，也许多、也许少。中国人对有几个数比较偏爱，一个“三”、一个“四”，动不动“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再一个就是“十三”。

还记得“说唐”里边，靠山王杨林手下就有“十三太保”。还有多少条好汉，就是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那一伙子人，有没有秦琼我忘了，反正单雄信才排第十六。到了单田芳先生那儿又给改成“十三杰”，可要排名的人又有十四个，否则秦琼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把第十三杰说成是两个人：上首，秦琼；下首：四宝大将尚师徒。

所以排名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都是后人说的。

二、后来者居上——戴笠执掌特务处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那没办法，历史原本如此。

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

军统头子郑介民长于战略情报分析运用。

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同时兼任侦察科长）。

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

郑介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而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长才。

后来戴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国民党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戴笠以他手下的“密查组”为基础，组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

在此之前的1931年秋天，戴笠和蔡劲军以国民革_命军总司令部上尉参谋的名义，分别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叫做“密查组”，戴笠手下这一伙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

军统头子唐纵被视为“智多星”。

关于“十人团”究竟有谁，按沈醉的回忆，是戴笠、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

沈醉本人并不是“十人团”成员，他说的话，做不得准。

与“十三太保”不同，“十人团”是有着具体标准的。

邱开基是特务处最初的两个科长之一，郑介民是侦察科长，邱是执行科长，据邱回忆，戴笠曾对他讲过，所谓“十人团”，指的是特务处还没有成立之前，就与他一起“义务”为蒋校长搜集情报的十个人，这其中，包括周伟龙，其他还包括谁，戴笠没有说。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梁干乔是特务处成立以后才加入“团体”的，黄雍则一直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工作，根本没有直接参与过戴笠的情报工作，显然不在其中。

按乔家才的回忆，是戴笠、唐纵、徐亮、周伟龙、张筱高、王天木、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

这其中，少了梁干乔、黄雍两个人是对的；多了两个人，王天木是对的，他很早就跟着戴笠“跑单帮”，帮了戴笠很多忙。张筱高则不知何许人也。

在这份名单中，明显拉掉了一个人——从进入军校六期就一直与戴笠、徐亮形影不离的王孔安，这才是真正的“十人团”当中的最后一位。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后迁洪公祠，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乙地一般是不对外的，要到乙地办事，须先到甲地领介绍信。

按：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当时胡已是国民革_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这个鸡鹅巷53号就是胡宗南的驻京办事处，戴笠给他兼着驻京办主任。后来特务处成立，胡将这个院子送给了戴笠。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颠覆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8年4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局的了。

三、特务处的“天敌”——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左右，国民党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从分工上来说，两家各搞各的，党务调查科做党派工作，特务处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过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_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4、5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国民党内部陈立夫极其讨厌戴笠。

按：国民党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的一开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非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中影射的那位“易先生”）。

四、双峰并峙——“中统”与“军统”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暂且不表。

军统局的局长，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担任，此时是贺耀祖，戴笠为副局长。但蒋明确指出，实际的责任由副局长来负。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利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贺耀祖之后，还有林蔚、张治中（不像吧）、钱大钧。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搀和这些烂事）。

终其一生，戴笠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死后，大约在1946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去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1949年12月 蒋经国和毛人凤在成都谈话。这时军统已经改名字了，头头也换成毛人凤了。

至于中统，则于1947年改名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1949年又更名为内政部调查局。

第二节? 特务们是怎样练成的

蒋介石靠黄埔起家，戴笠处处学他的“校长”，最重视学生，其实就是对自己班底的培养。事实证明，后来军统的骨干，不是黄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出来的。

1932年4月1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

戴笠处处学“校长”，把自己的班底越搭越大。

一、军统特务训练的滥觞——“洪公祠特训班”

★? 全是些厉害角色

“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

三道高井，洪公祠，原是《中国日报》，“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课”就设在这里，“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借用的也是这个地方。

“洪公祠特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第一期于1932年3月开班，这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在军统林林总总的特训班中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重点介绍第一期的情况。

“洪公祠特训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3个人退学（特训班居然还有敢退学的，够人性化的），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

既然是培养特务，总得有一个选拔的过程，不能扒拉脑袋就算一个。据军校五期生喻耀离回忆，学员们是通过“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选拨出来的。当时，正在接受培训的喻耀离突然接到通知，让他于某日到洪公祠报道，并特别警告他，此事不准告诉任何人。

喻耀离还以为是“提前分配工作”，特别高兴，美滋滋地赶到洪公祠。一看有30个人，都是军校同学，谁都不知道来干什么，又不敢互相打听，彼此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几天开学了，才知道是培养他们当特务。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学生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

陈恭澍，生于1910年，河北宁河人，军校五期毕业。

陈恭澍是军统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从1932年参加工作，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甜活儿”全归他了，也绝了。唯一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落水当了汉奸，虽说后来又跟军统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

陈恭澍的事，我们在讲军统杀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图为张学良(中)与蒋经国(右一)、刘乙光。

刘乙光，生于1898年，湖南永兴人，军校四期毕业。刘乙光只比陈恭澍高一期，岁数却比陈大了“一轮”之多，陈在五期生中属于岁数小的，因为他是初中毕业就考了黄埔，入学的时候才15岁，比规定的入学年龄小了两岁多。而刘则是师范出来进的黄埔，在四期生中则属于最大的那一拨。说起刘乙光，此人一辈子几乎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并一步步地晋升为少将。当看守居然能干成少将，也算是一段佳话。

除了上述两人，有据可查的还有15人：

翁一揆，军校三期

翁光辉，军校三期

廖宗泽，军校四期

田动云，军校四期

徐志道，军校四期

庄骏烈，军校五期

喻耀离，军校五期

陈致敬，军校五期

丘尧勋，军校五期

唐焕文，军校六期

戚南谱，军校七期

杨? 英，军校七期

徐远举，军校七期

王一士

郑兴周

另有13人，没有确实的材料。

按：据一些材料反映，还有何龙庆、陈善周、赵理君、赵世瑞、郭履洲，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赵理君。以后我们都会提到。

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

★? “班主任”戴笠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唯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是当时的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辛禅，另外还有副主任，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这个“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

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

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

李士珍负责“训育”组。按：李士珍，1896年生，浙江宁海人，军校二期。李士珍是国民党警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警察”， 历任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去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有《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专著。

但大家可不要以为李是光会埋头著述的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薰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么？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

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陈恭澍在回忆中用了“筚路蓝缕”来形容当时的条件，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地艰苦。

上课，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又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学生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学员、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

★? 特务训练其实没什么新鲜的

训练班的开学典礼，据据喻耀离回忆，是在1932年4月1日。按：1932年4月1日，实际上就是特务处成立的当天，以后多少年，军统都要在这一天举行“四一大会”以示纪念。自1946年以后，由于戴笠在当年3月17日飞机失事，遂改为“三一七大会”。

由于训练班已经于3月开班，实际上是补办开班仪式。“蒋校长”亲自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按：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也不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桌上放1 本《三民主义》、1 枝手枪，由蒋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 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新鲜的是宣誓完了还要把每个人手中都有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极端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据喻耀离回忆，蒋介石当时说：

“特务人员，是个无名英雄，为国家民族的灵魂，做领袖的耳目。特务工作是一种非常的工作，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方可达成所负之任务。特务工作是一种终身职业，不得中途变更。”等等。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枪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枪枝的拆卸。

按：枪枝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枪这个东西有多复杂。不知道大家拆过枪没有，笔者拆过手枪，“五四式”的。

过去的枪，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枪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扳机的装置）、套筒座（其实就是枪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象有个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神话。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醢两下也够戗），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是军用枪，强调杀伤力，跟AK47一样，只要打上要害，肯定一枪废命，没有抢救那一说。

爆破。大家都是军校出来的，这个并不陌生。但此番学的主要是用特定物品自制爆炸物，不是给你两箱现成的炸_药，你往哪一埋、一点、一炸那么简单。

毒物。包括麻醉之类的。据说有一次上实验课，用兔子来示范，结果把相对应的剂量注射进去之后，没想到遇上一只命大的兔子，半天也不死，弄得教官下不来台，学员在底下暗笑。

通讯。就是《潜伏》中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驾驶。包括卧车和摩托车。因为没有几辆车，时间又短，多数人都没学会。按：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到哪里都有车开，还什么车都抓起就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据沈醉回忆，他曾向戴自告奋勇承担某个行动，其前提就是沈会开车，而且驾驶技术极好。

摄影。这是每个情报人员的必修课，包括照相机和暗房技术。那个年代不象现在，弄个数码的，即拍即看，不清楚再来一张就是了。那会儿可绝对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洗出来一看不清楚，要耽误大事的。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

行动术。偏理论性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潜伏》中陆桥山那一行，情报是一切特务活动的基础，因此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警察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官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早年也加入过王亚樵的“斧头帮”，并且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_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大概就象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

★?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上面这些课程，均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从这些课程中，大家不难看出，第一，除了射击等个别几门课程，其实特训班也没什么新鲜的，并不神秘；第二，这么多的课程，短短半年的时间，自然只能是学个大概，哪样也学不精,连开个车都没学会(比咱们差远了)。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那是门也没有。后面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工，就要看每个人的悟性和造化了。

像前面我们没有考证出姓名的那些人，要么是工作性质极端保密，不能见诸史料记载。也不能排除因个人悟性太差、或没有崭露头角的良好机遇而终身籍籍无名。

像陈恭澍是往行动方面发展，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专家，恐怕他也是始料所不及。

像刘乙光，分配到南京特务处本部特务队，后来当了队长。听着挺厉害，其实是负责管理特务处的内部监狱，最终以一名高级看守终身，估计也是做梦都不会想得到的。

按：军统（包括前期的特务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大凡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去“反省”，即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待遇分三种：“甲”地条件最好，跟家里差不多，只是限制自由；“乙”地就差一点了，但“甲”、“乙”两地都在军统单位内部。除此以外，还有“丙”地，“丙”地设在南京陆军监狱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监号，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蹲监狱”了，只是比一般的犯人少挨几顿揍罢了。

刘乙光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因违纪或工作失误而需要反省的“同志”们。后来，大概是看他具有当看守的“天赋”，又很忠实可靠，被戴笠指派去看守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看守生涯——其实，也等于蹲了一辈子监狱。

转眼半年过去，“洪公祠特训班”结束，这回事真的该分配工作了。喻耀离被分配到河南，后又回了他的老家江西南昌，陈恭澍则被分配到北平，去建立特务处北平站，同去的是杨英和戚南谱。

戴笠

二、军统特务的“摇篮”——浙江警官学校

大体在1932年底，为便于戴笠开展工作，蒋介石任命他为浙江警官学校（以下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当时中国不象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当年，“浙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专业警校。

得此天赐良机，戴笠岂能客气？

他首先在校内设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派他军校六期的同学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

按：“书记”、“书记长”这类词，以后会经常出现，大家不要搞混了，以为“书记”是国民党的支部书记，不是的。国民党的党务机构，一般设在地方，如“上海市党部”、“湖北省党部”。不象我党，“支部建在连上”——目的是强化党的领导，这也是我党最终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民党的党务机构主官，名称多变，有叫书记的、也有叫主任委员的、也有叫书记长的，还有其他一些。这也很正常，大家不要用现在的观点去看当年，说怎么这样不规范。大凡一个组织的草创时期，大抵如此。另外，当年处于战乱年代，组织频繁改组，一改就容易乱。

当年，国民党的各级机构没有那么多职数，一个正职、顶多一两个副职，象军统，始终是一正一副。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主官不在位时，得有人来替他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因此民国时期，各机构一般设秘书长或主任秘书、书记长或书记，大体都是一个意思，即主持内部日常工作的这么一个幕僚长。

这个幕僚长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可能地位很高。当年毛泽东曾有一个短时间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长，主任秘书就是沈雁冰，即后来的著名作家茅盾，这个主任秘书可不得了，基本相当于常务副部长。

但不管职位高低、不管叫什么，这个幕僚长由于常年帮主官看家，参与密勿，其实际地位都不低，权力也很大，如果是主官的亲信，那就真的是能当半个主官的家了。

接着戴笠又派赵龙文为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紧接着，教务处、政训处，全换上了特务处的人。

经过一番拳打脚踢，“浙警”成了特务处的特务训练学校，戴笠从学生中挑选了一批最优秀的，办了四期特警训练班，培养出了许多特务骨干，在特务处早期，除了“洪公祠特训班”毕业的几期学员以外，“浙警”的师生员工，也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之一，许多人都是从这里走上他们的特务之路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统“三毛”就是在“浙警”聚齐的。

★? 军统“三毛”

“浙警”出来的第一个人才，就是毛善高。

毛善高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那我告诉你，毛善高进入特务处以后，改名为毛万里——什么，还不熟悉？那我再告诉你，他还有个哥哥——毛人凤。

这下熟悉了吧！

不过此时的毛人凤还在地方政府当小职员，他的弟弟毛善高听说当年的戴大哥（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加同学加亲戚）正在主持“浙警”，于是就来投考，想当警察。考完之后心里没底，就托人给戴笠带话，问能不能看着毛人凤的面子，关照一下。

没想到这一下关照大发了，戴笠见着当年的小兄弟一聊，觉得是个有用之才，又是家乡的子弟，大喜过望：“考什么警校！到我这里直接参加工作，跟着我干革_命。”

就这一封信，毛善高直接进入特务处当上了国民革_命军军官，授少尉军衔，任“洪公祠特训班”书记员，并改名为毛万里，后来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特务。

毛人凤和蒋经国说完毛万里，再说他的哥哥毛人凤。

毛人凤，原名毛善馀，浙江江山县吴村水晶山底人，生于1898年，比戴笠小一岁。毛善馀与戴笠是江山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而且一起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毛善馀就是此时改名为毛人凤的，取“人中龙凤”之意。

另外，戴笠的妻子，闺名叫毛秀丛，与毛人凤是同族的远亲，因此连带着，戴与毛也沾点亲。

毕业以后，毛人凤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员（跟胡宗南一样，看来要想出人头地，先去教小孩子念书），军统的法官周养浩就曾是他的学生。

黄埔军兴，毛人凤也在此时赴广东参加“革_命”，不过他考入的是黄埔军校潮洲分校。但在校期间生了一场大病，只能退学回家。

按：毛人凤是潮洲分校第一期的，这一期的学生比照黄埔军校第三期。

事情就有这么巧，回家的路上，居然意外地碰到了戴笠。

按：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很怀疑其中是否有“演义”的成分，因为他们的这一次偶遇，对戴笠、对毛人凤的影响都太大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都产生了影响。

人海茫茫，哪儿那么巧就碰上了，但这件事两个人又都提到过，似乎也没有不相信的道理。

据戴笠后来自己回忆：他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宣传革_命的道理”被学校当局开除（我们这边的文献记载是因调皮捣蛋被开除），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是被学校开除是没错的。

戴笠失学以后，要说这人赶上倒霉就没办法，干什么都不顺。就跟姜子牙似的，卖面吧，赶上刮大风，面被吹跑；开饭馆吧，赶上天热，肉都臭了，反正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事。

正在这个时候，遇上了刚从广东回来的毛人凤。毛人凤听了戴笠的遭遇，就劝他说，革_命的希望在广东，你应该去投考黄埔，干一番大事业。

走投无路的戴笠听了，当即决定到广东“投身革_命”。所以我们要知道，毛人凤虽是戴笠的下级，但他却是戴“走上革_命道路”的牵手人。

按：不要以为“革_命”这个词是我们这边专用的。在当年，去广东、参加革_命军、反帝、反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挽救民族危亡，就是革_命，这是每一个有志青年、特别是读过书的知识青年的唯一和最高理想。而“参加革_命”的最直接途径，就是投身黄埔，这也是为什么黄埔军校能够影响中国军界几十年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吸引了太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人。

有一部老片子《大浪淘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建议没看过的找来看看。听一听那主题曲《工农兵联合起来》（据说还是根据一首匈牙利民歌改编的），一定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后来，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中，就有后来被他拉入特务处、成为“十人团”成员的唐纵、徐亮、胡天秋，还有王孔安。

再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毛万里加入军统之后，自然要推荐他的哥哥毛人凤，戴笠是很重视乡谊的，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老同学，正好此时毛人凤在政府里的小职员也干不下去了，于是“毅然”出山，投身军统。

当年戴笠投考黄埔之前，曾与毛人凤相约“后会有期”。

再相聚，竟是两代特务头子之间的风云际会。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叙为上尉军衔，并被派往“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任书记。从此，毛人凤为戴笠当了12年的书记、书记长、主任秘书，并于戴死后接过了他的衣钵。

按：毛人凤的“成长”道路，在军统绝对是个“异数”。因为他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在抗战之后，制裁马汉三的行动由于事关重大，毛人凤亲自带队，还曾开玩笑，说“加入团体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捕人”。

因此，终戴笠的一生，毛人凤都是以一个幕僚长的身份出现。你可以说他不懂业务，而卒能剪灭群雄，把保密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其心机、其手段，实令人有深不可测之感。

再说说军统“三毛”中的第三根“毛”——毛森。

毛森，原名毛鸿猷，加入军统前是个小学教员（哈哈，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又一个小学教师吧），由于在考师范的时候，用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所以加入军统时，他叫做“毛善森”。

这个同乡“毛善森”，大概和毛人凤、毛万里是一辈的，都叫“毛善什么”嘛，所以，不仅现在，即便在当时，军统中的很多人也以为毛森和“大毛、二毛”是兄弟，其实不是。

由于不甘心当“孩子王”，“毛善森”考入戴笠把持的“浙警”，毕业后又被戴笠送到特训班学习。在加入特务处的时候，觉得老冒充别人的名字也不是个事，于是去掉一个“善”字，改名毛森。

这名字，改得够学问，毛骨森森，人如其名。

这个毛森有点绝的，值得介绍几句：

一是他曾两次被捕，居然两次都能逃脱危险。

抗战期间，军统被捕的特务，几可以百千计，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英勇捐躯、要么落水当汉奸。能逃出来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当然我说的是有头有脸的），其中之一就是毛森。

按：还有一位是刘戈青。这位更不得了，在日伪监狱里都敢揍监狱长，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

二是毛森被捕以后，身在缧绁之中，居然还能假人之手制裁叛徒，实在是智勇双全。而他制裁的这个叛徒——军统东南区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玠)，就是不少人认为是《潜伏》中的李海峰的原形。

第三．你军统不是不让结婚么，毛森就敢，而且是堂而皇之地结，不但结，戴笠还送了礼金。厉害不？

毛森早就看上了特训班的同学，女特务胡德珍，因此，当军统派他到杭州当站长的时候，他向戴笠提出，赴敌后需要工作伴侣，有利于潜伏。戴一听不但特批，还给了他500元安家费。

后来，毛森在狱中“制裁”叛徒李开峰，就是胡德珍负责往来传递信息，最终成功的。看来找个同行还真是有好处。

和那些偷偷摸摸结婚而被关禁闭的军统“同仁”们比比，真不禁让人感叹，“同是一个单位的特务，怎么思考问题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四是毛森曾经破过荣毅仁的父亲——“面粉大王”荣德生被绑架的案子，荣德生还送过他金表、金笔等礼物，表示感谢。

按：1992年，毛森曾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偕夫人胡德珍回老家浙江江山观光，受到当地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同年10月，毛森在旧金山去世，享年84岁。

文强晋升中将时的留影。

★? 毛泽东的表弟——文强

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个大队的同学。

文强是个文武双全的人，不光会写诗。他是学美术出身的，字写得很好。曾在长沙益群美专学习，并加入了共青团。

同时文强也是个武功高手，据说90多岁的时候，到武警部队参观训练，仍旧打得两、三个大小伙子不能近身。

文强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大人物都有瓜葛。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因此文强17岁时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因此文强与毛泽东是姑表兄弟。

文强与林彪是军校四期的同学，当过林的班长，俩人还因琐事打过架，而且是林彪先动的手，可想而知，身材瘦小的林彪不是文强的对手。

文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他还曾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文强随贺龙参加过南昌起义。

文强曾随朱德入川工作，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

后文强因受到上级的不公正对待，年轻气盛的他愤而出走，要去找周恩来反映情况，可想而知不可能找到，结果造成脱党。

1936年，文强进入“浙警”任情报参谋训练班政训员，受到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8年，文强离开情治机构进入军方，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中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文强“牛”得很，非常“牛”。在改造中，文强一度表现得非常抵触。

刚进入功德林监狱的时候，狱方让他一份悔过书。结果被文强一口拒绝：“我不写，我爱国爱民，我曾经是共产党员，脱党是因为他们逼得我无路可走，当年我不走，可能就没命了。”

牛！让你牛！牛的结果，文强给定了个甲级战犯，他的上司杜聿明反而是乙级战犯。

1959年，杜聿明第一批被特赦，文强则于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与杜聿明、沈醉相比，他被多关了15年。

文强的儿子文贯中，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文强的另一个儿子，曾开过一个“阿文汤包”店，前些年很知名。

★?? 军统里的外交家——萧勃

萧勃的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

萧勃是湖南湘乡人，原名萧仁玑。其父萧鸿钧是湘乡的一位名人，有名到什么程度呢？萧鸿钧1935年去世的时候，蒋介石亲题“老成典型”四字，当时的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亲笔为他写了悼词，还赠送了一副瓷棺。

我不知道萧鸿钧另外还有什么事迹，值得蒋介石给题字。

萧勃还有个哥哥，原名萧仁兵，是军校四期步科毕业，跟黄公略是政治大队第三队同学；

按：湖南湘乡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往远了说，有诸葛亮的第一接班人蒋琬；往近了说，有曾国藩一家昆仲子侄。

进入现代，参加革_命的，有蔡和森、蔡畅；55年的大将，一共十个，湘乡就占俩，陈赓、谭政；黄公略如果不牺牲，起码也是个大将。

那边的，有宋希濂；军统的，另外还有周伟龙。

作家里，有萧三、有张天翼。

当年，戴笠曾经从“浙警”挑选了几个佼佼者，送到美国留学，其中就包括萧勃，学成之后就地参加工作，直接担任军统美国站站长。

有人说萧勃摊上这个活不错，大家都当特务，同样是站长，别人在敌后，每天餐风露宿、“偷鸡摸狗”不说，不定哪天就给抓起来、没准哪天就掉了脑袋。

你萧勃每天养尊处优，按时上下班，端着杯红酒、出席出席派对，就把活给干了，又体面还安全。真不公平。

那没办法，“革_命”分工不同，萧勃的岗位是出席派对，你的岗位是“偷鸡摸狗”，不具有可比性。再说了，人家萧勃会外语，你会么？不会就老老实实蹲墙根去，甭说那没用的。

抗战期间，萧勃为戴笠立了一大功，即“中美合作所”最终落户军统。

“珍珠港事件”之前，中方曾向美方提供了比较翔实的“日方可能袭击美海军”的情报（这个情报，并非军统获得的，以后我们会讲到），日美开战，证实了中国在谍报方面的实力，美国海军方面得产生了双方合作的兴趣，决定派海军中校梅乐斯与中方接洽此事，最初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军统，而是中国海军。但因梅乐斯与萧勃是好朋友，所以梅找到萧勃，请他出面安排与中方的联络。

萧勃自然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军统，使戴笠有机会撇开海军方面，直接把梅乐斯作为军统的客人弄到中国，予以热情接待，并通过梅乐斯向美国海军方面提出进行情报合作的计划。

1943年7月1日，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正式成立，这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英文缩写SACO），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

中美合作所使戴笠搭上了美国海军的关系，戴笠也因此与梅乐斯成为极好的朋友，并且通过梅乐斯的关系，获得了日后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负责人的默契。

如果不是戴笠意外飞机失事，没准就会出任中国海军的总司令呢，那可就不是少将的问题了。

★? “浙警”的女特务之一 ——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

叶霞翟，生于1913年，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军统的小学教师可真多啊），后来考入浙江大学，然后又考入“浙警”，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这个叶霞翟挺有意思，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去读警校，不理解是为什么。

据说叶是戴笠很看重的人，但某一次偶然叶、胡相遇，戴笠是特务，很善于揣摩他人心理，认为这俩人挺合适，于是就在两人之间说合。

戴笠知道，胡宗南最崇拜的女性就是他们的校长夫人，宋美龄女士，于是他索性好人做到底，把叶霞翟送到美国去留学，既让叶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又使她摆脱在别人眼里“女特务”的印象，否则，堂堂国民革_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蒋先生就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师长大人，娶个女特务回家，说起来总是不大好听。

所以人说戴笠机灵、会办事，真不是吹的。

挺好一桩婚姻，真是英雄美人，再般配不过了，虽然岁数差得多点（胡宗南比叶大将近20岁，认识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孰料，这位师长大人（后来升官了，更大了），别人不学，要学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就不结婚！

再说叶赴美以后，先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4年回国，在南京当大学教授。要说叶霞翟还真是个学习的料，六、七年的时间，居然从军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为教授，这行业的跨度稍微大了点。

不过也不奇怪，人家本来就是正牌的大学生嘛。

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满拟胡长官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结果国共开战，成婚之事又变得遥遥无期。眼看着当年的妙龄少女熬成了半老徐娘，这种事，作为女方，又不好催：“你啥时跟我结婚？”，不像话，对吧。弄得苦不堪言。

天遂人愿，1947年3月，胡宗南部攻克延安，胡也走到了他事业的最高点，蒋介石专电给胡表示嘉许：“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之积愤，殊甚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

按：当时，进攻延安的先头部队是胡宗南部的另一支部队第90师，结果胡硬是要第90师改变进攻方向，给第1师让开大路。把第90师师长陈武气得几乎要发疯，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

最终第1军第1师第1旅于1947年3月19日率先进占延安。

按：攻克延安之后，胡曾经活动，托人找内政部，想把“延安县”改名为“宗南县”。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刚要发表，结果延安又被我军夺了回去，搞得鸡飞蛋打。唐纵在日记里曾埋怨“这个胡长官也真是，费挺大劲，好不容易办成了，你就不能多守几个月。”

从此，胡长官就开始一步步的走背字，直到退出大陆，在台湾被弹劾，要追究他“丢失大陆”的责任，然后去守小岛。

终于可以结婚了！于是，胡宗南和叶霞翟就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此时，胡长官已经五十三岁，叶霞翟也三十四、五了。

据胡宗南的卫士回忆，婚礼非常简单，结婚的洞房就是一间窑洞，而且是他自己粉刷的，有人说叫几个人来帮忙，他说“这是我私人的事情，用不着别人”，然后请了几个人吃了顿饭，就算婚礼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延安结婚的，不光有我们这边的革_命党，也包括那边的“革_命党”。而且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路都差不多，不愧原来是一家的兄弟俩。

胡宗南于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他与叶霞翟仅仅共同生活了15年。

叶霞翟赴台后投身教育和慈善事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1981年逝世，享年68岁。

按：胡宗南与叶霞翟的长子胡为真，曾任台“国安局”副局长，因反对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被解除公职，名噪一时。

★? “浙警”的女特务之二 ——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

姜毅英也是浙江江山人，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山，是不是所有的有为青年都跟着戴笠进了军统。这其中，姓毛的就有五、六个，姓姜也有三、四个，少将、中将起码有十来个，但这其中只有一位女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木匠的女儿姜毅英了。

前些日子看了篇报道，说那边直到现在，也只有5个女将军，而姜毅英是大陆时期唯一的一个。

姜毅英，原名姜鹤根，出生于1908年，从“浙警”出来之后改名为姜毅英，进入特务处，任报务员，并一步步升迁，直到1946年3月，也就是基本上跟戴笠出事的同时，晋升为少将。

关于姜毅英的事迹，网上很多，大体是一个蓝本，连错的地方都一样，所以网络时代也很糟糕，大家抄来抄去，以讹传讹。

传说最广的，就是珍珠港的情报问题了，说是姜毅英破译的，并说姜因此从中校一步登天晋升为少将，这不对，破译“珍珠港”密电的，是池步洲。另外“珍珠港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姜毅英晋升少将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情了。

姜毅英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人。据沈醉回忆，戴笠出事以后，一开始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是失踪了。然后就瞎猜，怀疑戴笠是不是会迫降到我解放区了，蒋要求军统局派一名将级军官带着医生、药品，乘飞机到一些可能降落的区域寻找，如找到飞机就跳伞下去营救。

当时郑介民不在家，毛人凤以主任秘书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召集了家里所有20多个处长级的特务商议此事，结果这些人无论是搞行动的、搞情报的，没有一个人答腔，毛人凤急得都快哭了，说“我有责任，动不了，否则我就自己去了。”最后是总务处长沈醉站出来，表示可以承担此项任务。

姜毅英也很气愤，痛斥这些特务们忘恩负义，说“戴局长在面前的时候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好话说尽，现在都变成缩头乌龟！我如果不是女流，也会和沈处长一起去的。”

去台以后，姜毅英脱离了一线情治工作，任台北雨声小学校长（又一个特务搞教育的），这所学校是为纪念戴笠而成立的，校址在芝山岩,毗邻"戴雨农图书馆"。

2006年，姜毅英以98岁高龄辞世。其后代中，有一个叫倪雅伦的，据说是名模。

★? 参加工作早就是占便宜

“浙警”出过一大批处、站级的高级特务。

阮清源，少将，曾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处长。阮清源是个多面手，既搞武装，也搞行动。

石仁宠，少将，一直在上海活动。初期搞情报，抗战胜利以后任招商局警务组组长。少将当组长，你说这个“组”小得了么？据《上海沿海运输志》记载：警务组下设三课一室和一个警察大队，716人的编制。

刘钦礼，少将，一直在山东活动。曾任第二绥靖区调查室主任、山东省会警察局局长。

按：在军调期间，刘钦礼曾主持成立“监护组”，对军调部执行组在山东的活动进行监视，监视的对象包括周恩来、陈毅等，就跟《潜伏》中有关的情节差不多。

夏松，少将，湖南站站长，解放前夕曾被派往天津接替擅离职守的天津站站长吴景中，但因形势变化太快未及到任。

刘人爵，也是一位行动专家，专抓人的。解放前夕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随程潜参加了长沙和平解放运动，并被长沙市军管会任命为军管会委员。1949年9月4日，毛人凤派特务将其在寓所中暗杀，其墓就在岳麓山长沙会战指挥所遗迹的旁边，不知道现在还保存与否。

邓墨村，唐生明的军校四期同学，唐任常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时候，他是稽查处处长。

按：戴笠与唐生明也是哥们，戴还是考虑到邓、唐的同学关系，特意派邓去给他当下手的，以便他指挥，说起来还是好心好意。结果这位邓处长可能是跟戴笠跟久了，习惯于请示、汇报，什么事情都去找唐生明。唐是公子哥的脾气，极不耐“俗务”，不几天就给搞烦了，看上了正在常德附近的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的沈醉，死活找戴笠把邓墨村给换掉了。

萧绍文，陕西站站长，曾策划暗杀教育家李敷仁。

杨超群，川西站站长。

王清，广东文昌县人，中山大学毕业（又一个大学生考警校的）。海外部副特派员，负责督导南洋的情报工作。

按：《潜伏》中，吴站长曾说，“陆桥山是郑介民的人”。军统的几个首脑人物，戴笠、毛人凤是浙江人、唐纵是湖南人、郑介民是广东人，因此军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分为浙江派、湖南派和广东派。

三派之中，浙江派人最多、势力最强；湖南派稍逊；而以广东派势力最弱。主要是郑介民初期不甘于当特务，等醒悟过来，安插了一些人，但已经晚了。王清、何崇校、邢森洲，都是广东人，是郑介民为数不多的班底的重要成员。

丁继曾，通讯专家，有专著《通讯方法》，后去台。

周昌嗣，去台后任台北县警察局长。

章微寒，上校，军统局最后一任浙江站站长，其前任就是毛万里。

章微寒“运气”不太好，解放时没跑了，被“憋”在了大陆，只好自首。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75年，与他原来的同事文强、周养浩等同期被特赦（最后一批）。

按：我曾看过一篇文章，描绘了章微寒在出席特赦宴会时的情状：【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泣不成声地感慨说：“这里是一所大学校，一所大熔炉，变有害为有利，化无用为有用。通过几年的改造，我的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认识了真理，分辨了是非，我要永远说共产党好，还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人民。”】

估计很多人听了这个话，会觉得好象“牙要倒”或者“浑身发冷”的感觉，我倒觉得挺符合那个时代的表述方式。

“洪公祠特训班”和“浙警”出来的这些人，占了一个参加工作早的便宜，经的事情多，“成长”得快，不几年就占据了特务处和后来军统的各个要津。

像毛万里，先给戴老板当秘书，很快就成了北平区书记；像阮清源，在忠义救国军搞特务武装，4、5年的工夫就弄成了少将；像陈恭澍，派到北平，今天杀这个、明天刺那个，没几年，居然闯出了一份“辣手书生”的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