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日本自由作家中山美里在她的自传《我的十六岁援交手记》中写道：在东京的繁华商圈，我开着令人瞩目的红色跑车，住着达官显贵群聚的豪宅。打开房门，宽敞无比的柔软名床，翻滚荡漾在令人心荡神驰的亚麻床罩之上……现在却已毫无踪影，只留下一片回忆，静静浮荡在空气之中。
这是援交女郎回忆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她希望告诉后人，援交时留在自己心里的过去，会在以后慢慢发酵，直到追悔莫及。
她的话并没有警醒世人。
2011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上海检方披露一起20多名女中学生集体“援交”的案子，在这起案件中，这些女中学生大都未满18岁，最小的不到14岁。
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在全国各地公众对此事的评论沸沸扬扬，但在上海，关于援交的话题显得暧昧难言。
“援交”案始末
上海虹口区，密密麻麻地散坐着数十家大中小学校，各个品牌的连锁快捷酒店，也在这个圈子里扎根营业，关于学校、酒店的各种“爱情买卖”链条，在这里交织。
11月7日的新闻中，广灵路附近的一家莫泰168连锁酒店成了头条图片。
在与图片相关的新闻中称，上海20多名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因为零花钱不够，又不愿意通过工作赚钱，走进连锁酒店，成为卖淫女，其中2人未满十四岁。
上海闸北检察院本月5日公开的一份资料显示，这20多名援交女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共9所学校。
据披露，小文、萍萍和娜娜从事卖淫时，均未满十八岁，其中小文和娜娜是发小，娜娜由于家庭变故，辍学后一直在社会上游荡，而萍萍是小文同学。从2009年始，她们通过互联网和电话等方式，相互介绍或介绍其他少女与嫖客发生性关系，并收取嫖资和介绍费。
2010年初，萍萍两次介绍小文和她的好友进行性交易，每次收取介绍费300元，小文和其他朋友也很快成为上家，介绍另外的少女卖淫，并收取介绍费。
上海闸北检察院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时称，上海女高中这些女生“介绍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
这个说法出现以后，上海市司法系统的一位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什么叫援交，分明就是未成年少女卖淫。并且在我国的各项法律中，均没有“援交”一词。
对此，同样来自司法系统的另一名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一案件的披露过程有悖常理。“公安进行刑侦的过程中，曾想向社会公布进展，但觉得这件事并不复杂，而且又涉及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所以结案以后移交了检察院。没想到检察院把此事公开了，还称其为‘援交’，引起广泛关注以后，我们没法解释，检察院也失声了。”
而这一定性，让普通民众和法律界人士纷纷侧目，并且开始预想本案会如何宣判。
但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实际上早在本案公开以前，案子已经判决。11月10日，闸北区法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少女援交案件已经在前两天宣判了，但涉案人员各领何种刑期实在不能透露，因为这个案子毕竟牵涉到不少未成年人，院长已经吩咐大家不能向媒体透露具体情况。
上述消息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在此案公开揭露以后，后继消息戛然而止的原因。
主动召嫖背后
“不少涉案女生为零花钱主动卖淫、介绍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闸北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将这一案件形象表述为“援交”。
该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科长韩孔林说，这些女孩对于钱色交易没有羞耻感。其中一些女孩家境并不差，出卖青春只是因为爱慕虚荣，喜欢购物、享乐，而手头缺少零花钱。
经检察机关调查，这些未成年少女都是上海本地人，家庭条件都不错，但出于对金钱的贪欲，这些女孩一缺钱就主动“约会”嫖客。
韩孔林认为，孩子参与援交，“折射出了家庭、学校和社会道德教育的缺位，其中首先是家庭教育缺位”。“监护人和子女缺乏沟通，过分溺爱或粗暴对待，导致家庭教育缺位，使未成年人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误入歧途。”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涉案学生中有1人父母离异，1人为领养子女，3人的父母对她们经常谩骂或过分溺爱。而在2007年末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关于上海中学生进行性交易的帖子中，一位自称“中学生”的网友羡慕地说：“有个女的17开始卖淫，7年后才24岁，你知道赚了多少钱，240万那(哪)”。
这种风气在如今也没有消失。
在本次“援交”案中，检查官在询问小文的家庭状况时，小文回答：父母是国有企业的员工，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收入稳定，每月也有固定的零花钱。但她觉得，这样来钱太慢，既不实惠也不现实，加之学习成绩不好，读的是职业高中，因此对未来并不抱有太大希望，更何况她说“我吃不了这个苦”。
而一旦这个群体不止小文一人，再加之过度消费的欲望，在性交易这个行业中，供方就开始逐渐形成了，“我们在外面玩，买衣服、首饰、吃喝玩乐、寻求刺激都需要钱，久而久之，父母给的零用钱根本不够开销，大家都有卖淫的想法。”小文说，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并不需要互相逼迫，自己的身体赚取金钱，已经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普通公众眼里，上海人具有特有的精明，对于西洋文化和消费观念，也兼收并蓄。邝丽莎所著《上海女孩》一书中，曾总结上海人尤其是女生普遍存在能干和喜欢攀比的性格。
而小文和她的朋友们，对于这一点并不排斥。尽管没有指出她们出卖身体所赚金钱的最终去向，但一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媒体人表示，上海的奢侈品店种类繁多，作为上海女孩，拥有这些正牌的奢侈品，是大多数人的目标。
暧昧的面子
女中学生援交事件，让上海人有些措手不及，很丢面子。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过程中，无论普通市民还是专家，对此挂在嘴边的回应是“这个只是个案，上海本地人很少这样子的”。
在静安区的某职校，一位《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学生肯定地说，这些援交妹一定不是上海人，应该是外地人。中学生的话并非毫无所指，《新民晚报》在对援交事件的报道中特意强调“涉案学生中4人母亲为‘外来媳’”。
一位受访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甚至拿出了2007年的一个官方数据，当年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对过去十年以来刑事审判庭以及少年庭审结的外来人口犯罪案件信息进行梳理后发现，早在2000年以前，该区外来人口犯罪基本稳定在600人以内，从2001到2002年增至697人，增长率为18.92，到2004年外来人口犯罪人数突破1000人，2006年达到1971人。非本地人犯罪的比例都在7成以上。
这导致上述学者更愿意相信本次的“援交”案，“即使是有本地学生，那也是被外来的不良学生带坏的。”
除此以外，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杨雄说，“其实越是大城市，未成年学生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反而越低。”
杨雄曾对全国从北到南5大城市和部分乡村的未成年性行为进行过15年研究，他说，援交案报道后，外界认为上海中学生的早恋、性行为已非常活跃，问题非常严重，这种判断缺乏依据。
相反，杨雄更愿意相信的是，由于升学压力，初三、高三青少年的性行为呈现明显的“低谷”。作为独生子女，学生进入青春期后会受到父母的很大关注，这也减少了很多越轨行为的发生。但是早恋和发生性行为的现象在“三校生”中的比例可能会高一些“毕竟三校生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
但在上海，媒体的报道被简单地解释为家庭、社会和学校的三方因素，而有关这三方的官方消息，各部门均缄口不提，任凭媒体如何叩门。
一位媒体评论者认为，虽然“援交”事件有损上海人的“面子”，但披露有助于预防。
事实上，《中国新闻周刊》在静安、虹口、闸北、杨浦等几个区的部分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走访时发现，不仅参与巡逻的警力明显增加，部分学校已紧急通知教师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少女小芭：两面青春
个头不高、皮肤白皙、扎着马尾辫……看着眼前这个朴素、青涩的重庆女孩，童小军怎么都不愿意将她与“援助交际”联系在一起。
童小军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从2010年至今，童小军带着一个6人的课题组，在重庆开展一项“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上述女孩是童小军的第8个访谈对象，调研团队给她起了个特殊的化名“小芭”。
小芭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康家庭，父亲是名警察，母亲是位医生。在重庆，她的家庭条件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2010年，她在一所中学读到了高二，虽然成绩不好，在家里却足够听话。不过，一旦到了外面，这个“乖乖女”立刻会展现她“魔鬼”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上那种‘流氓’，喝酒、吹牛，啤酒一次能喝四五瓶”。
“访谈的过程中，这个女孩的眼睛不时盯着桌上的零食”，童小年发现，眼前的女孩对零食几近痴迷，那些薯片、巧克力对她有着非凡的诱惑力。“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我递过去的零食，却又让我把它们藏起来，因为‘一看到嘴就痒痒’”。
事实上，小芭对零食的嗜好与她的援交经历息息相关，用她的话说：“男娃儿好吃要欠账，女娃儿好吃要上当。”
“零食”竟像毒瘾一样
谈到“零食”，小芭话匣子开始打开了。
在上初二以前，小芭的成绩在班里处在中等水平，但上初二后，成绩便一落千里，甚至还让她降了一级。也正是那一年，她有了男朋友，两人交往至今。甚至她把自己的“第一次”也给了那个男孩——她至今记得，那是“高一的那年，11月17号”。
她告诉童小军，如果没有那天与男朋友的“第一次”，她“后来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做那个”。此前她从未想过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一个陌生人：“处女的话，据说一般都是8000(块钱)，但是我不愿意。”
除了对于零食的痴迷，她还喜欢上网，热衷于网络游戏。“每天父母睡着后，我会把门反锁，偷偷跑到网吧，等到第二天清晨父母起床前再溜回家里。”小芭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至少2年，却从未引起身为警察的父亲和身为医生的母亲的注意。
用小芭的话说，为了买零食和上网，她每天大约要花100元左右，而家里一个星期只给她二十几元。起初她尽量节省上网的钱，但买零食的钱却无论如何也省不下来，这让她苦恼万分。
高二那年，17岁的小芭第一次“逃学”了，那时候十分厌学，索性跑出去玩，并因此结交了一个做“那一行”的朋友——那个女孩比她小几个月，正是这个朋友介绍她入了“行”。
“想想真好笑，小姑娘的第一次竟然是为了买零食。”童小军说，但她笑不出来。
出于谨慎，童小军试探性问起眼前这个女孩“第一次援交时的感觉”。坐在对面的小芭身子不经意颤了一下，但很快便又恢复了镇定。她说久了就有点习惯了，慢慢就好了，回学校后就当这种事情从没发生过一样。
据小芭介绍，她的“客户”通常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以外地人居多，来自各行各业，她遇见过官员，也遇见过律师。她一直试图避免和他们有情感上的交流，只保持纯粹的金钱交易。有人后来还想和她联系，都被她一口回绝。
每个星期，她都会出去一两次，一次自己能拿到两百块钱，够她花上两三天，等到钱花光了，就再打电话“约客户”……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援交”像毒瘾一样让她再也难以摆脱。小芭说，每次总是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一定不做了。”但是很快又会纠结：“啧，钱啊，没钱真是很痛苦的。我一想到没钱，整个人就崩溃了，想想还是做吧!”
小芭说，这样的生活让她换来了一些“自在”：不缺钱花，对学习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反正自己成绩本来就不好，做不做都是‘超烂’”。
“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
童小军发现，对于这个17岁的小芭来说，人生的这段经历，似乎只需要换个手机号码，便能一了百了。而在援交的过程，小芭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也远远超乎她的想象。
几次经历之后，小芭开始学着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比如，客户家里她是绝对不去的，她只去宾馆，因为宾馆要身份证登记，如果“出事”的话可以找到对方，“在‘家里’出事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个男的我一个小女生怎么斗得过他。”
她觉得“这种事”并不光彩，于是瞒着家里，瞒着男朋友，除了介绍她做援交的女孩，从未和任何好友提起。她形容自己是“单兵作战”，赚的钱也都不敢告诉别人，只有在妈妈不在家时，才会跑到超市，买上一大袋零食，然后往家里拎：“我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问我钱从哪里来的，我就死定了。”
童小军不敢想象，仅仅因为嘴馋，面前的女孩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她问小芭:“如果还能回到过去，一切还可以重来。如果有人像今天我这样问你，早一点告诉你做这个是不好的话，是否还会继续去做?”
小芭摇摇头，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对这样问题有点抗拒。
“走一步算一步，下一步会怎么样没人会知道。”女孩说，她也想过高中毕业后开一家精品店，或者是学一门技术，美容、足疗都行。
“女孩的想法出人意料地简单”，童小军说，“最后，她看着我说‘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别人就找不到我了。”
（内容来自“我国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的真实案例）
除了物质我们还能追求什么？
在校中学生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刺痛了社会的神经。涉案的女孩并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单纯用“寡廉鲜耻”来理解她们的行为。从某种角度看，她们一定是要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追求着什么——或许是她们心目中的“幸福”，或许是比她们所付出的更有价值的某种“奋斗目标”。而在幸福被扭曲的世界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堕落和进步，或只在一念之间。
青少年在追求什么
青少年的幸福观出现危机，奋斗目标发生扭曲，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在这些援交少女身上。两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主题为“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的在线调查，9844名参与者中，84.3%的人确认自己“正在奋斗”。而人们眼中的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53.5%)”“更理想的生活(44.0%)”“成为有钱人(43.70%)”“找个好工作(23.9%)”。显然，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而任何一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援交，只要能快速挣钱，都被功利地认为追求个人心目中“幸福”和“好生活”的“正当”手段。
在伦理哲学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或者好生活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那最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等同，因此，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蛮有道理”。在他看来，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更高的幸福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对于今天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中国青少年来说，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两种更高的幸福是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认真思考“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这句话，因为援交少女让人们看到，最低层次竟然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极低的层次上，“幸福”完全受人的自然欲望支配，变得完全不受羞耻和其他道德观念的约束。
被扭曲的“幸福”
在完全被金钱和自然欲望支配的世界里，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这种扭曲被认为幸福是基于达到个人“需要”的某种满足程度。满足了就“快乐”，反之则“痛苦”。
但是，社会价值和伦理的“幸福”并不仅仅是以上的感觉，而是一种意义。著名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在总结人生时说：对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趋乐避苦，而是在乐或苦中看到价值意义”。“羞耻”便是一种被人类普遍认为重要的价值意义，这又恰恰与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个有约束的世界里，不能百无禁忌，习俗道德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大多数成年人自觉地遵守它，而这对青少年有好的示范作用。但在一个失去了禁忌约束的社会里，习俗的道德与个人的羞耻都失去了依据，
当下太多的成年人沉溺于物质享受和声色之乐，这种表面上的奢化甚至经常被误读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提高。
孩子的精神世界，往往是大人世界的真实映照。当许多成年人，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被视为“成功”的人士们——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行为严重违背习俗道德规范的时候，青少年的“堕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正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的：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在中国，长期的长官命令和填鸭式的革命道德教育，使得成年人成为缺乏独立价值选择能力的一代。面对女青年援交，他们最有可能持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对她们作居高临下的谴责，另一种是将援交视为一种与其他国家、地区可以类比的“现代青少年现象”。
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有理由相信，成人世界折射之下的少女援交，会成为一个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青少年新趋势”。
建立好的公共生活
人往往在对价值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幸福生活，脱离了价值，便无“幸福”或“好”可言。由于价值的存在，人不仅能在快乐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
对援交少女来讲，比法律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教育。这种教育要放置在全社会的价值讨论之中进行。个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于公共社会中就有了共同认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讨论好生活时，需要区别对个人来说的“好生活”和对群体来说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决定，而后一个则需要由公民群体共同确立和维持，在中国，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
好的公共生活，它的价值意义有政治的和普世道德两种不同性质的来源。前者往往以国家、民族、革命事业为中心，它要求牺牲个体，因而也忽视了个体。基于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稳定的，时过境迁后甚至会被发现是荒谬的。
后者往往基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或人本价值，它包括自由、平等、尊严、真实、诚信等，这不仅是幸福的来源，也提供获得幸福的途径。同样，这些是普世道德由公民社会而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和再生的。今天，要造就一种能够持续有效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恐怕还要从培养公民社会，建立好的公共生活价值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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