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洞里筑香闺 被戴笠霸占过的那些女特务们
军统局系统虽有不少女特务，戴笠仍觉不过瘾，总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恰如风流天子宋徽宗那样。
尽管后宫里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千粉黛，仍觉犹有不足，还要常常去烟花之处，与妓女鬼混。一日，戴笠听得西安开源开妓馆有个妓女叫姝姝，在当地嫖客中享有"如雷贯耳"的名声，一时色兴大发，按捺不住。于是，化名河南来的王姓商人，带上给他负责警卫工作的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马德皋，找到17号房中的姝姝，胡混了两夜，花了6000元钱，时值2两黄金，另买了4件上等衣料。这个名妓从戴笠的气度、出手上看出他是个大官，但压根也没有想到这个嫖客竟是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戴笠。
自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可以通过名利引诱到手，但是，只要戴笠看上了的，便千方百计要搞到手，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一日，戴笠到第三战区拜访第二集团军司令王敬久，王不免设宴款待。席间，戴笠遇上了上海大学的女学生萧明、夏文秀。萧明是浙江省政府***黄绍竑的义女。黄有意将自己的义女介绍给王敬久做妻室，所以萧约了夏文秀一同到江西上饶与王敬久相见，发现王敬久与理想中抗日爱国的儒将夫婿标准相差甚远，只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粗坯，就以回湖南原籍为借口，要辞别王敬久他去。戴笠了解原委后，又听说萧明擅长京剧青衣，是北平名票友，夏文秀会唱花旦，就顿生淫意，变着花样想把这两位小姐弄到手。于是心生一计，欺骗她们说："委员长听说你们京戏唱得好，特派我来接你们到重庆演出。"两位小姐蒙在鼓里，不知是计。第二天，她们上了汽车，汽车不是开往剧场，而是开进了望龙门看守所，继而又关进白公馆监狱。戴笠回到重庆后，派人用两乘滑竿将她们抬到戴公馆，戴笠将她们蹂躏了一个多月，玩腻了，便以"通共"的罪名，判她们无期徒刑，投进息峰集中营。直到戴笠死后才被释放出来。
一天，戴笠忽然想到，蒋校长的成功不是得力贤内助宋美龄的辅佐吗？要想在事业上有更大成就，恐怕少不了贤内助的辅助。我虽然经常在外面打游击，尝过许多女人的味道，虽可解一时之馋，但终究比不得贤内助。毛氏夫人故去多年，再不续弦恐怕不妥。主意已定，他便着手物色一名贤内助，按照宋美龄这种贤内助的标准来选美。
一日，戴笠遇着女特务叶霞翟，立即被她所吸引。叶姿色出众，能歌善舞，在交际场中很是活跃，且善解人意，八面玲珑。戴笠见到这个如花似玉的女人，顿生一见钟情之感，觉得她很适宜做自己的贤内助。以往，戴笠勾引女性，以占有对方肉体、发泄兽欲、纵情声色为目的，此次对叶小姐，目的是要明媒正娶，让她做压寨夫人，因而在做法上自然不同于对待其他女性。戴笠先是调阅了叶的档案，继而派人考察叶的行为举止，看是否有不好的行为习惯，然后再直接与叶接触。
一日夜晚，戴笠邀叶霞翟跳舞，只见叶舞步轻轻盈盈，婆婆娑娑，就如一只小燕子。戴笠是舞场老手，自然舞步应点，超众脱俗，越跳舞步越轻，越跳情意越浓，两只会说话的眼睛，眉飞色舞，光彩逼人，都在对方脸上瞟来瞟去，流露出一种难耐的情绪。戴笠十分惬意，深感自己眼力很准，选得不错。
一天，戴笠想到宋美龄毕业于美国，要想让叶小姐成为宋美龄那样的贤内助，非得送她赴美留学不可。主意已定，戴笠开始对叶着意培养，先在国内进修，后又送到美国"镀金"去了
刚刚送走叶霞翟，忽然，一个新的美人又跃入戴笠的眼帘，这就是重庆外事训练班毕业的学生余淑衡。
余小姐是湖南人，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毕业。早在学校期间，就是闻名全校的高材生和校花。她不仅生得漂亮，而且才华出众，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故为许多人所钦慕。
戴笠一见余淑衡，便觉得她在色相、气质、风度、才气、应酬、伶俐、干练等方面都比叶高一筹，于是又将续弦之意寄托在余淑衡身上。
余淑衡生得弯眉大眼，端庄秀丽，十分标致。戴笠一见倾心，便带她在身边，做他的随从秘书。当然，这位如花似玉的女秘书，每天和戴笠厮混在一起，没过多久，两人睡到一块去了。这样一来，余便同时具有双重身份：白天，随从秘书，夜晚，秘密夫人。那时，余小姐年方20出头，正当青春妙龄，戴笠则年近50岁，虽欲念越老越浓，无奈是力不从心。为讨余小姐欢心，戴笠乃特服春宫秘方，使出平生一切手段，弄得余小姐骨体酥麻，全身舒坦，果然断了与自己原来心上人的情思，抱定主意与戴笠厮混一辈子。
原来，余小姐早在家里就已与表哥周学光订了婚，戴笠花言巧语，迫使余淑衡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戴笠生怕这一位仙女般的美人儿从手中飞掉，不仅对余体贴备至，而且还特地把余的母亲、妹妹和弟弟从湖南接到重庆，并且经常去看望未来的岳母，亲自问寒问暖，显出万般孝敬。
然而，此时的余淑衡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多次提出到美国留学深造，戴笠这次不同于对待叶霞翟，横竖不同意。
有一天，戴笠却忽然提出同意余淑衡赴美留学，并主动替他办好了护照、签证，订好了机票，把余淑衡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余忍不住问道："你怎么又同意我赴美留学?怎么舍得我离开?"戴笠自有一番言语，说得余淑衡高高兴兴。
"淑衡，你将来喝了洋墨水回来，可别瞧不起我这个土包子哟!"
"不是我瞧不起你，而是你夜夜都离不开女人，我走了以后，你又该和别的女人胡搞了!"
戴笠自然又是一番赌咒发誓，不由余小姐不信。
几天以后，余小姐满心欢喜，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戴笠如何突然改变主意，主动送余淑衡出国留学?原来，就在此时，戴笠一生崇拜的影后胡蝶到了重庆，而且胡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需要戴笠鼎力相助。
此时的戴笠已不是抗战前的戴笠，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名也大了，权也大了。戴笠是老鼠爬称钩--自己称自己，觉得以自己现在的地位、权势、声望，有可能把胡蝶追到手了。于是，他打定主意，送走余淑衡，一心一意追求胡蝶。
此时的胡蝶，虽已嫁为人妇，却仍然美貌绝伦，不愧为一代红星。当时著名小说家张恨水所云：胡蝶落落大方，一洗女儿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梦》中人相比拟，十分之五六若宝钗，十分之二三若袭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当时，胡蝶的照片到处可见，戴笠见了胡蝶的照片，不禁情思连绵，意兴荡漾，恨不得马上就与胡见面。
上海失陷后，胡蝶随丈夫潘有声去香港，继续活跃在影坛拍片。香港沦陷时，胡蝶开始打算在香港偷安。谁知日本人找上门来，邀她赴日本拍一部题为《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亲善"。这不是为日本人张目的汉奸行为么?胡蝶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与丈夫一商量，决定逃回大陆。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箱，托杨惠敏女士装运回国。
杨惠敏女士在当时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风云人物。淞沪抗战时，我军800将士坚守在四行仓库，与日本侵略军血战，杨小姐作为女童子军的代表，冒着枪林弹雨，向800孤军献旗。杨的勇敢行为感动了全国，受到各界舆论的赞扬。后来，杨惠敏女士受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派遣，前往香港接运爱国抗日人士到大后方去工作。在香港期间，杨小姐与胡蝶夫妇颇有交往。因此，胡蝶夫妇将30箱东西放心地交给杨小姐，请代运回国。
由于胡蝶是以"深夜出走"的实际行动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因而只能悄悄地逃出香港。她的爱国行动，受到国内舆论异口同声地赞扬。不料，当胡蝶夫妇过西贡，步行至淡水，然后抵达广东曲江(韶关)时，却得到30箱物品被劫的消息。
胡蝶失宝，自然极是伤心，特别是行李箱内有胡蝶欧游时各国名流和朋友的照片、题字，她在香港演《孔雀东南飞》时特制的衣服以及许多名贵首饰，纪念品等，均是无价之宝。获悉遭劫消息后，胡心急如焚，急忙向当局报案。因一时未能破案，胡蝶苦思成疾，在桂林大病一场。胡蝶在上海时的好友杨虎、杜月笙等得悉后，立即致电戴笠，请他帮忙破案。戴笠闻此消息，不禁喜出望外，连呼"真乃天赐良机!"立即电邀胡蝶夫妇赴重庆。
军统桂林站的特务奉命为胡蝶夫妇买好机票，并将机票送到胡蝶夫妇手中。于是，胡蝶夫妇凭其提供的机票，于1942年11月24日正式抵重庆，应杨虎邀请，住进了范庄杨虎的公馆中。
自然，戴笠深知自己手中虽操生杀予夺大权，但对胡蝶这类驰名中外的影星，却只能智取，不能强夺，否则必然弄巧成拙，引起舆***愤。
怎样方能智取胡蝶，戴笠不免暗下思忖：如今胡蝶30箱宝物失窃，如不能侦破此案，恐怕一切无从谈起。因而，征服胡蝶的头一步说法是设法把失窃的宝物完璧归赵。
一天，杨虎对胡蝶说道："潘太太，军统局长戴雨农将军今日下午，特意为破案之事前来拜访，想请你谈谈案情，你意下如何?"
胡蝶听罢，眼中露出希望的光芒。
杨虎接着又吹了一通牛皮："戴将军不知破过多少大案、要案、奇案、怪案，真是破案如神，只要戴先生肯帮忙，你的东西一定能追回来!"胡蝶淡淡地笑道："要是能这样那就太好了。"
戴笠第一次与胡蝶见面时，先请胡蝶介绍情况。胡蝶一边流泪，一边诉说是杨惠敏骗走了她的东西。戴不慌不忙，先请胡蝶把所失财物开出一个详细的清单，当面彬彬有礼地表示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找回失窃的财物。
戴笠此时已登上他一生中权力的顶峰，以军统局副局长兼财政部缉私署署长，又兼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再兼中美合作所主任，呼风唤雨，声名显赫，侦破此一区区失窃案，自然是驼子打揖--起手不难。
于是戴笠立即派出得力干将，前往湖南株洲，会同当地军统组织，将杨惠敏及其未婚夫赵乐天押解到重庆，不久又移往息峰集中营。据杨惠敏供称：箱笼用船只运至东江面时，突遇蒙面大盗在江心拦截，将全部箱笼换装上快艇，驶往虎门而去……
同时，戴笠另派人员赶赴广东东江一带，组织侦破此案。很快，戴使这一案件露出端倪。
军统广东省地方站及其下属见戴笠亲自过问此案，三天一个电报，两天一个电话，就像皇帝老子的十二道金牌催命一样，自然不敢怠慢，使出浑身解数，以便早日交差。军统广东站果然神通广大，很快在东江时新寄卖商店发现一只价值5000元的钻石戒指，立即向戴笠报告。戴笠不露声色，秘密派特工郑三铃日夜兼程前往购买。
郑三铃到了东江，找到时新寄售商店老板郑时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以4000元价格成交。郑三铃将钻石戒指立即送交戴笠，自己则暗暗潜伏在东江继续侦察。
胡蝶的钻石戒指，外形与英国女王法国人莎白右手戴的钻石相仿，造型别致，所不同是重量不一，女王戴的钻石重4. 4克，胡蝶钻石的重量则为女王钻石的1/4，郑三铃用重金购回的钻石戒指，经胡蝶鉴定，确认是"完璧归赵"。胡蝶对钻石戒指失而复得喜出望外，不免对戴笠一再感谢，并对他的才能和办事效率夸奖了一番，戴笠听了暗自兴奋不已。
郑三铃购得时新寄售商店的钻石戒指以后，老板郑时新突然外出。郑三铃找个借口，再次找郑时新，托他设法再代买一只，接待的伙计王虎说："真不巧，郑老板去虎门，要两天时间才能回来。"郑三铃听罢，不多心生疑窦，回到住的地方，忽然接到戴笠"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立即拘捕郑时新并押解重庆，不得有误。"郑三铃自然不敢怠慢，然而，此时郑时新到虎门未归，郑三铃只得埋伏人马等待。
哪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原来东江时新寄卖商店是东江大盗的销赃黑店，胡蝶钻石戒指一出售，立即引起了扮演伙计角色的王虎对郑三铃的注意，第二天，郑三铃又提出要再订购一只同样的钻石戒指，更使王虎确信这个销赃黑店已开始暴露。
郑三铃久等郑时新不归，不免急得团团转，忽有部下报告，不远处发现郑时新尸体，郑三铃不免大吃一惊，到现场一看，发现郑时新被人暗杀。郑三铃脑子一转，忽然意识到了王虎才是时新寄卖商店的真正主人，杀人灭口，定是王虎所为，一拍大腿，连呼"上当了!上当了!"率领特务直扑寄售商店，去逮捕王虎，却发现王虎早已不知去向。只好据实报告戴笠。
戴笠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按胡蝶开列的失窃账单，派专人到国外购置。不久，胡蝶的意大利皮鞋、法国香水、德国的玻璃***等等，统统如数归还到了胡蝶面前。胡蝶详细清点，发现许多物品比原来款式更好，价值更高。尽管许多照片、资料已无法找回，但能"追回"这么多珠宝、衣物，胡蝶已心满意足。通过这件事情，戴笠给她的恩惠，对她的一片情意，她已心领神会了。
接着，戴笠把胡蝶夫妇从范庄接出，安排住进中山路151号公馆。这里衣食住行的各种物品以及勤杂、服务人员等，一应俱全，免费供胡蝶夫妇享用。过了一段落魄生活之后的胡蝶，现在终于又回到了自己久违的熟悉生活，自然对戴已有了三分情意。
接着，戴笠利用手中权力，为胡蝶的丈夫潘有声谋取了一个财政部专员的肥缺，派他赴昆明就任。潘本是商人，乐得到外面去做官、发财、享福，放心地把胡蝶交给戴笠"照顾"。
为了博得胡蝶的欢心，戴笠费尽了心机。胡蝶只要说一句话，戴笠就把它当成天子的圣旨，立即派人去办;胡蝶只要提一个要求，戴笠就把它看成是上帝的意志，千方百计也要予以满足。因而，胡蝶想吃什么，立即会有专人去买来;胡蝶想穿什么，立即会有专人送来。当时，胡蝶因旅途劳累，又伤心过度，大病之后，身体恢复较慢。戴笠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但延请中西名医为胡蝶治病，购买名贵补品，安排调养身体;还从百忙之中，每日登门看望，和胡蝶聊天解闷。不仅如此，戴笠还派江山籍的何琼梅悉心照料胡蝶的生活。本来，胡蝶在上海吃腻了国际饭店的干焙鱼翅、生闷对虾、油爆海参等贵菜，如今吃了何琼梅做的糟溜鱼片，反觉得味道鲜美。何琼梅的拿手戏江山桂花千层糕，一层层，又薄又嫩，洁白晶莹如玉，软而不糯，甜而不腻。胡蝶吃罢，笑道："这种千层糕，比慈禧太后吃的茯苓饼还要可口。"戴笠闻言，开心得哈哈大笑。
随后，戴笠又为胡蝶专门换了豪华的神仙洞公馆，为避人耳目，戴笠将胡蝶从公开的地方转移到这里。从此，戴笠常常来此与胡蝶幽会，陪她一起由重庆坐小汽车至歌乐山，再由歌乐山坐滑车至神仙洞，其间穿梭往来，神不知鬼不觉。随着两人交往增多，胡蝶也觉得于心不安，欠了戴笠一份"厚债"，却无从报答。随着胡蝶对戴笠感激、报答之情日深，两人也开始秘密同居。作为一代色魔，戴笠对胡蝶倾注了满腔的爱。
自从得到胡蝶后，戴笠奇迹般地一改过去到处追逐女人、渔猎美色的行为，同时也解开了还在叶霞翟、余淑衡身上的袅袅情丝。也许，面对着美貌绝伦、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柔情万种又闻名遐迩的一代红星，戴笠确实心满意足了。这种满足感，不仅使戴笠在好色问题上勒马收缰，而且使戴笠因害怕失去胡蝶而在胡蝶面前变得循规蹈矩。或许，这是因为戴笠毕竟原来是鸡鸣狗盗之辈，出身低贱，内心深处养成一种难言的自卑感。如今，理想中的绝代佳人竟然奇迹般的投进了自己的怀抱，从而演出了一幕特工皇帝与电影皇后的风流史。
然而，倒霉的是曾经是抗日风云人物的杨惠敏，她成为戴笠和胡蝶风流美梦的牺牲品。1943年她被戴笠押至息烽监狱，1945年又转到重庆渣滓洞坐牢，直到戴笠死后，被毛人凤用飞机押送到南京，转镇江开释。开释后，又被她的未婚夫赵乐天遗弃了。
随着戴笠对胡蝶的感情日深，戴打算正式和胡结成秦晋之好。他通过软硬兼施，迫使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同意与胡蝶离婚，然后积极筹备与胡蝶的婚事。
1944年圣诞节，戴笠选择这一天公开了与胡蝶的关系。
这一天晚上，重庆中美合作所举行盛大联欢晚宴。华灯初照，光辉簇簇。胡蝶以女主人的身份出现大厅之上，与出席晚宴的美国以及各国驻华使节、武官和其他来宾见面，全场雀跃欢呼掌声雷动。此时的戴笠，正处在人生最惬意的时刻，他一手挽胡蝶。一手频举杯，畅怀痛饮，毫无醉意。他的祝酒词，将整个圣诞节庆祝活动推向最高潮。中美合作所的美方参谋长贝利乐上校见此情况，连声说道："我看到戴将军连喝黄酒160杯，仅仅稍带醉意，发表长篇讲话，亦不失言，奇事奇事!"
民国第一美女胡蝶被戴笠霸占时幸福吗？
很多人都以为胡蝶是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事实上在她之前已经有张织云，不过张织云戏演的不多，且成名于默片，之后又沉迷于感情中，事业每况愈下，于是，横跨默片与有声电影的蝴蝶便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皇后，而将张织云被众人日渐遗忘。
说到蝴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可谓红极一时，她脸上那对招牌式的酒涡，成了美女的重要标志，而身上穿的旗袍，戴的首饰，都成为大众模仿的对象。
那时的胡蝶除了拍电影，还是宣传海报的模特儿，做肥皂香烟的广告时，画里的样子非常美。她与阮玲玉当年都是上海滩的红星，阮玲玉感性，胡蝶理性。阮玲玉对事业也肯吃苦，却没有像胡蝶那样刻意去追求。胡蝶为了拍好戏去北京拜梅兰芳学京剧，讲普通话。演戏配音的时候，她在录音室里一待就是七个小时。
性格开朗的胡蝶一直是个目标非常明确的女子，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于是在第一次婚姻结束之后，她很快再嫁洋行工作的潘有声。抗日战争，潘有声在香港做生意，胡蝶一家人随往，上海失守而他们却在香港过着太平的日子，潘有声工作稳定，业余买马，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命运的改变是从胡蝶的30箱珠宝丢失开始的吧。
为了逃避与日本人合作，胡蝶将前半生的所有积蓄打理成30个箱子托人运往内地，谁知珠宝在半路丢失，得知消息的胡蝶大病一场。为寻得原物，又托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就把她介绍给特务头子戴笠。听说戴笠有办法找回珠宝，胡蝶便硬着头皮与其交往。戴笠慕名胡蝶已久，为博美人开心，不惜自己掏钱，买回一些相同的珠宝给胡蝶交差，这也就初步博得胡蝶的好感。
那年，胡蝶与丈夫潘有声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胡蝶把珠宝都丢了时，潘有声还安慰她说，没关系的，他会想办法养好这个家。还把自己生意上的规划讲给胡蝶听，这让胡蝶很觉得安慰。
而戴笠对胡蝶的爱是完全不同的。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胡蝶。
为了达到自己目的，戴笠又使出一招，派人打发走潘有声，让他去昆明做生意，还给潘有声发了商人梦寐以求的专员委任状和滇缅公路通行证。潘有声一走，戴笠再也按奈不住强行占有了胡蝶。面对戴笠强大的势力，胡蝶无以反抗，虽痛苦难耐，也只好违心顺从。自此，胡蝶开始了在重庆被幽禁三年的日子。
潘有声做生意回来，被戴笠再次拘押，让他知趣离开胡蝶。潘有声无力反抗戴笠的压迫，只好含泪离开重庆。
胡蝶被幽禁的日子看起来还是很富贵的。戴笠为了不让胡蝶对潘有声有负疚感，潘有声一走他就让胡蝶住进杨家山公馆。胡蝶嫌公馆的窗户狭小，楼前景物不好看，戴笠马上派人在公馆前重建别墅。还从印度空运来胡蝶喜欢吃的水果，买来一大堆鞋子让胡蝶选。甚至花费上万的银元弄了个大花园，每天陪胡蝶在花园里散步。而这样富贵的幽禁换得的是胡蝶不能与丈夫相见的痛楚。
胡蝶每天透过洋房的窗子，看着这隔世的桃源，都会情不自禁地掉泪。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那个纯洁的胡蝶没有了，那个电影上风光的胡蝶没有了，那个能与洋行丈夫过普通生活的胡蝶也没有了。她现在只剩下一具美丽的躯壳。没有爱没有事业，什么都没有。
戴笠是爱胡蝶的，但是这样的爱如果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也就成了很委琐的一种爱了。戴笠可不管这些，他要与胡蝶结婚，他逼迫着潘有声与胡蝶离婚。
胡蝶不爱戴笠，却被迫与他过起同居生活。这也是胡蝶与阮玲玉的不同，阮玲玉无论与哪个男子在一起都是为了爱，如果没有爱便宁愿自毁自己。胡蝶不，她在被幽禁的日子，在被他强占身体的日子，可以一滴泪也不掉地等待时间来化解这场屈辱。
戴笠对胡蝶说：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是与你正式结为夫妻，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戴笠准备在1946年下旬迎娶胡蝶，这时，他搭乘的飞机遇难，戴笠丧生于此，胡蝶终于结束了被幽禁的日子，重新获得自由。
后来在胡蝶的回忆录中，她没有提及这段历史，只是写了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大多来自于工作，从这点上也可看出胡蝶处世的圆润，哪像阮玲玉，死都死了，还要写封遗书，把所有的事情说的清清楚楚，交待的清清楚楚。一个努力记住痛苦的人，她必然总在痛苦中生活。阮玲玉比胡蝶输就输在这里。想三十年代红遍上海滩的那些电影女明星，自杀的不少，精神分裂的也不少，而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胡蝶能一直活到那么老真是不易。
胡蝶是一个有经历的女人，也是一个懂得善待自己的女人，她永远不会为别人而活着，更不会为了别人伤害自己。
特务头目戴笠飞机失事前后发生了什么
戴笠跟随蒋介石
奸雄末路
戴笠在北平度过了1946年的春节。然而，热闹的春节使他备觉冷清，有黯然神伤之感。他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年凡事都将不顺。戴是个很迷信的人。
戴笠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东西。军统修建房屋时，大门应向哪一方向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些地方是龙脉，以及宜于建阳宅或阴宅等问题，他经常亲自下指示，不能弄错，否则虽已动工也得停止。军统所办的许多基本特务训练班内，他规定要开设命相一类课程，把曾国藩所用以作为取舍部属标准的一本《冰鉴》和麻衣、柳庄等相法编成教材。军统的一些大特务也都跟他一样，非常相信这套东西。
由于算命的先生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之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他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如日中天，他便破格几年不换，认为是这个化名起的好。他对化名的选择很认真，到1944年，秘书室认为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当，拟了新化名洪淼，这比沈沛霖含得水更多，他才答应改用。但1945年年底拟1946年化名时，他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袁寄滨偏不相信这些，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毛人凤也马马虎虎地批准了。不料事有偶合，戴这年就因飞机撞山而死。
戴还深受外国迷信的毒害。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他一生也最怕“13”对其不利。戴之迷信，于此可见。
戴精神恍惚的过完春节，他的心情极为烦闷，惟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一天晚上，他找文观涛(文强)来商议事情。他忧郁低沉地说：“伴君如伴虎。”他这个作奴才的也并非一帆风顺，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地步。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作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系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系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说情，才得免死。再有他知道蒋介石的秘密和见不得人的事太多了，很担心一旦蒋为了保全自己的秘密，置他于死地。他也知道什么是狡兔死走狗烹，每听到别人说起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就会生起兔死狐悲之感。
这天上午，他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的电报，大意是催他火速赶回重庆，参加有关情报机构的整顿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有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电文后面有毛人凤的附注“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文观涛的到来正是为了此事，戴此时已沉不住气了，拍着胸脯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为国，想不到会有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代，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李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
李士珍与戴笠争夺警政大权，早在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开始了。戴认为李是他手下的败将。而宣铁吾在抗日战争中期，夺去财政部缉私署长一职，让戴很忌恨。这次，李又联合宣铁吾和南京警察厅长黄珍吾，向他反攻，并搬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做后台，这不能不令戴气急败坏。
接下来，戴又问文：“你从形势上看，我们的团体前途怎样？”
文观涛沉思片刻，便说：“整个形势对于我们团体不利。不过，无论怎么变，‘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方针，特务工作是少不了的。另外，与美国搞好关系也是校长的必由之路。目前，惟一的对策是以退为进。”
戴笠略微思索了一下，问：“什么是‘以退为进’？”
“以校长之英明，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你不妨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风头，等内战……”
戴笠未等文说完，一拍桌子，“不行！警政大权我决不让给李士珍，一定要争取到手！”他嘴上这么说，心理也盘算着“下野”。
以后几天，戴笠向郑介民把自己“引退”的事情交代清楚，于3月17日从天津起身，先飞往上海，与胡蝶见一面，再回重庆。当天，接到上海方面气候不好的通知，大家都劝戴改日再走。但他却坚持走，并要求多带汽油，上海不能降落就飞南京。上午9时，飞机从天津起飞，飞近上海时，正值大雨滂沱，机场不同意降落，只得改飞南京。当时，南京也下大雨，勉强同意降落。但到下午1点6分后，电讯突然中断。此时，这架专机已撞在江宁板桥镇南面的岱山山腰上。随着一声巨响，戴笠这个作恶多端、不可一世的军统头子，便这样结束了生命。
17日晚，毛人凤急电青岛、上海、南京查询戴的下落，但均无消息。第二天，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此刻，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正在率部属在南京附近搜寻，未得结果；19日早，又兵分两路，出发寻找。他们从一农民口中得知，两天前有一架飞机，在板桥区撞山而坠。当时天气恶劣，雷雨交加，云层也极低，能见度非常差，飞机降落时，竟越过机场，撞到岱山山腰。
这天傍晚，他们终于找到戴笠的遗骸。这遗骸只是半截“黑炭”，小腿和一只胳膊，早不知去向了，只有嘴里那六颗金牙和衣服残片，证实是戴的遗骸。
戴笠暴死，抛尸“困雨沟”三日，让老蒋感到很伤心，他亲赠挽联，“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是年8月，蒋亲到紫金山灵谷寺，为戴选择墓地，并叮嘱毛人凤，一定要在子午时下葬。
1947年3月，军统选了一个吉日安葬了戴笠。在下葬前，毛人凤让沈醉设法把棺材弄得特别结实，使别人无法打开。沈醉决定用水泥炭渣搅拌灌在墓穴内，使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为一大块，这样棺材就不易被打开。毛人凤是怕戴生前作恶太多，死后被人鞭尸。
戴笠暴死，军统局群龙无首，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展开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的斗争。当时，郑介民被委任为代理局长。1946年10月，军统局被撤销，成立保密局。至1949年12月，这个组织在大陆彻底消亡。
文章摘自 《蒋介石的超级特工》 作者：李章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揭密宋美龄姐妹情深 警告戴笠不许碰宋庆龄
宋美龄走了，享年106岁。在世界二战期间的风云人物中，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整整比别人迟了二三十年。俗话说，盖棺定论，然而对于宋美龄来说，在她没有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历史对于她的“论”其实早就已经定了。正如她自称“蒋宋美龄”一样，她的功过事实上是跟她的夫君蒋介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给宋美龄的唁电中所强调的，坚持抗战和坚持一个中国的两点，用来赞扬蒋介石其实亦无不可。
作为当年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曾经有过无限的风光，美国人称之为“亚洲第一夫人”，她委实当之无愧。当年，她发动“夫人外交”攻势，以她摄人心魄的风姿和演讲，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国人，为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援助。来华参战的美国军人，凡是见过第一夫人的，无不为之倾倒。在华的美国军人，无论是陈纳德天上的飞虎队，还是史迪威印缅战场上的陆军别动队，均堪称是全美国二战中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军人，由于欧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传统，所以这种勇敢和战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宋美龄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力压国民党高层力主讨伐的呼声，亲自犯险进入西安，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其勇气和见识，绝非一个普通的贵妇人所能望其项背。在中国抗战独立支撑的年月，在国际法西斯阵营扩张势头猖獗，国民政府内部高层分裂的年月，在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且最后站对队方面，应该说宋美龄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宋美龄（右）
凡是见识过宋美龄的人，都对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是中国第一夫人，但宋美龄从来就没有想到专门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刚与蒋介石结婚不久，闹着要做事，蒋让她去管北伐军的遗族学校。她没有嫌这个事情小，把个小小遗族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美国人来参观，说它是“东方第一新兴学校”。此后，无论是参与政务，还是参与妇女界活动，都有声有色。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由于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的掺和，才避免了沦为一场霉味过重的复古运动的命运。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就像她的这个头衔一样，其实并不属于她身处的这个世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宋美龄等于是“皇后”，她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像唐朝的长孙皇后那样，躲在丈夫的身后，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或者像武则天一样，凭借丈夫的权力飞扬跋扈。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至少要聚敛一些财富，争取生个儿子，或者抱养一个。
然而，这一切距离宋美龄是太远了，宋美龄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读的是威斯里女子学院这种很贵族化的学校，饱浸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的优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干，更像是美国式的，不怎么“中国”。她的英语无论说和写，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连她的思维方式都是英语的。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却还是欧美化的中国人，连打电话都用英语，给接线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英语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显得那么地顺眼、和谐。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夫人，她自己或者陪同蒋介石，从慰问伤兵到视察前线，没少在军队里转。几乎个个精通英语的空军，对第一夫人的感情之深，都恨不得为她去死；然而在陆军里，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人。一位美国的传记作家写道：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以后，“美丽的新娘子伴随着总司令转战各地。车站、农宅、临时屋都曾是他们的落脚处，不过有件特别的事情，那就是不论到了多么恶劣、简陋的地方，委员长夫人对她所素持的干净标准丝毫也不肯打一点折扣。每到一个地方，她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务必直到看起来纤尘不染后才肯罢手。当然，漂亮的窗帘和芬芳的鲜花是绝对不可免的。”显然，对于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第一夫人典雅、高贵、整洁、魅力四射，但绝对谈不上亲切、可近。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尽管政见不同，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感情一直是非常好的。不论宋庆龄多么令蒋介石头痛，双方如何仇视，宋美龄却一直竭力维持着她和宋庆龄之间正常而且算得上亲密的姐妹关系。无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宋美龄都绝不允许蒋介石的特务碰她姐姐一根毫毛。为此，她不仅三番几次正色告知蒋介石，而且亲自出面警告戴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宋美龄给宋庆龄的信，依旧款款情深：“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这不是说宋美龄没有立场，亲情高于一切，而是一种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美国作派的体现——政治和家庭分开，意识形态的歧见跟家庭亲情是两回事，绝不往一块掺和。
在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传说，在解放区到处流传，以至于到了我能懂事的时候，大人们还这样说。这个传说虽然表面上是对宋美龄的一种丑化或者诋毁，但也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对立。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固然还算是琴瑟和谐，但事实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宋美龄的朋友圈子里，无论是欧美的友人，还是国内的“欧美同学会”，对传统理学味道十足的蒋介石并不欣赏，甚至还说三道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对这些人自然也是若即若离。我们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遭到国民党整肃的时候，宋美龄会是个什么心情？然而，事实上不管她的心情如何，已经深入她骨髓的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生活作派，都只能让她继续扮演夫唱妇随的角色，绝不可能允许夫妻关系的任何裂痕暴露出来。
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使颇有理学气味的蒋介石入了基督教，但是多年来，她并没有将蒋介石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到了台湾之后，蒋对基督教感情日深，但更多地只是求助基督的庇佑。可以说，到死，蒋介石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中国的专制强人。在蒋介石的棺材里，宋美龄放入了四本书，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唐诗，西方基督教的书占了一半。也许，这样的陪葬品，只是代表了宋美龄的一种愿望。
事实上，宋美龄虽然身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一直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典雅、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世界。尽管我们把她列为“四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然而报上说，她死后的遗产只有12万美金，她惟一的房产在上海。可以说直到死，她都维持了一个老式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
1946年3月17日下午1点多，一架军用运输机一头撞向南京附近的岱山。机上13个人全部遇难。其中，有号称“特工王”、“刀斧手”的戴笠。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但到底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戴笠之死，也成为一大疑案。多年后，戴笠当年的情人，定居香港的陈华详细披露了戴笠的诸多秘闻，并认为戴笠是自杀。
壹：“我的天下，有一半是你替我打出来的”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是个好色之徒，与著名影星胡蝶的一段情事，闻名江湖。但他有个大众知之甚少、名叫“华妹”的情人，却不一般。连戴笠都自认，他的一半天下是“华妹”打下来的。
“华妹”叫陈华。她十三岁沦为雏妓，十六岁嫁给孙中山麾下参军、后任上海警备局司令的杨虎。1932年与戴笠初识。因说服刘戈青、李福让等九人为戴笠所用（后人称戴笠手下的九个火车头），受到戴笠赏识。
陈华年轻美貌，戴笠费尽心机想得到她，特别安排了他的学生叶霞翟（胡宗南夫人）做她的助手，但遭到陈华的拒绝。后来陈华得知戴笠身世，两人同病相怜，她成为戴笠一生中唯一全始全终的红粉知己。她还帮戴笠监视汪精卫、孙科，为他做了不少事。最后戴笠都不得不说：“华妹，我的天下，有一半是你替我打出来的”。
戴笠四岁才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当时戴笠同一群野孩子偷偷溜到山上玩耍，被他祖母发现，教训他说：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父亲就是你的榜样。说完带他到自家地窖里，只见他的父亲手与脚都被铁链锁住，瘦得不成人形。原来他父亲狂嫖滥赌，将一个殷实的家给败了，家人不得已而为之。
贰：戴笠是只 “铁公鸡” “刮”去情人的貂皮大衣
戴笠一连改过四个名字，戴春风、戴征兰、戴芝兰。1926年，年过三十的戴笠报考黄埔军校时，所带的钱花光了，那天正下大雨，有人随手送了一个斗笠给他，并帮他付了旅馆欠费。这个人就是后来军统高层徐亮。为纪念这段友情，他改名叫“戴笠”。
戴笠一生汽车、房屋不少，但现金、珠宝却不多。在陈华与戴笠私处的时候，常被陈华调侃，“小气鬼、铁公鸡，还是我掏腰包，免得你肉痛”而戴笠反陪笑脸，不以为忤。陈华在上海间谍战立下汗马功劳，受戴笠之邀飞到重庆，住戴笠曾家岩寓所。戴笠摆下的庆功宴，竟然是四菜一汤，而且色香味俱无。
不仅如此，戴笠见陈华身穿貂皮大衣、长统皮鞋全是舶来品，而战时重庆物质十分缺乏，竟然提出将这套行头留下，用作送礼。就这样，陈华裹着一床棉被飞到香港的家中。
叁：失事前与情人最后一夜，称“老头子不要我，我就死”
1946年3月，戴笠去北平之前，在陈华处过夜，这是陈华与戴笠最后一次见面。就在那一夜，戴笠郑重地对陈华说：“华妹，我老实告诉你听，老头子（蒋介石）不要我，我就死”。
陈华认为此时戴笠已抱有死的决心。因为当时抗战结束，特务组织势必取消，而戴笠风头正劲，其组织连同外围有数十万之众，又有美国人撑腰，戴笠想先当警政部长，后谋海军司令的位置，引起了蒋介石的猜疑与不满，因此心事重重。
自从戴笠离开，陈华一直忐忑不安。3月17日，王新衡电话告知陈华，戴笠从青岛飞往上海，中午一起吃饭。陈华在王新衡家等了很久，王回来告诉她说：“飞机没接到”。陈华脱口而出：“飞机摔掉了”。在场的人大吃一惊。陈华露出一丝苦笑，勉强支撑走出了王家大门，乘车绝尘而去。
13张残骸照片里一眼认出戴笠 保持开枪射击的姿势
事后，军统局人员拿出十三张遗留的残骸照片要陈华辨认，她一眼就认出了戴笠，除了她熟悉的那几颗金牙以外，那高高举着的右手，右拳呈捏着的状态，她可以想象到戴笠临死前的情形，那是他开枪射击后的习惯，子弹发出后，总是挺帅气地将手往上一扬……
她始终认为戴笠是自杀，开枪打死了驾驶员，以致飞机失控。
陈华后来赴香港，开了一家理发店谋生。40多年以后，82岁的陈华出了一本回忆录讲述这段往事。不久后，老死于香港。
戴笠之死有以下多种说法：
其一：蒋介石谋杀。戴笠的军统组织非常严密，有十万之众，一色美式装备，只听命于戴笠。戴笠欲谋求警政部长、海军司令位置，想借美国方面之力达到目的，引起蒋介石惊慌，痛下杀手。
其二：马汉三设计谋杀。戴笠在北平查阅汉奸名单时，没见金壁辉（川岛芳子）的名字，经查实是时任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马汉三收受了川岛芳子的贿赂而为。马汉三心知戴笠不会放过他，于是利用“美人计”，派机要秘书刘玉珠接近戴笠，在座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
其三：是美国特工所为，原因是美国政府获知戴笠将对过去与日本人合作者进行一次不顾人道的大清洗。为制止大屠杀，在戴笠的专机气压计的保险丝上做了手脚。
其四：共产党除恶。理由是王若飞在此不久前，死于空难，是军统所为。
其五：是一次空难，非人为原因。沈醉是这次调查组人员，据他所掌握的情报回忆，就是一场空难。
好色戴笠无论明星女特务看上就不放过
戴笠也是好色之徒，只不过玩弄女人的手段更高明罢了。他从女人那里获得的不仅是肉体的满足，还有那么一点点“灵的安慰”。他觉得漂亮女人就是生活的调色板，没了她们，生活的色彩一定很单调，也一定没滋没味。他穷困潦倒的时候，自知无能力无条件享受，但发达之后，决不会放过这种享受的机会。他一生中染指的女人很多，有一夜风流的逢场作戏、有忍痛割爱的痛苦、有海誓山盟的虚伪、也有刻骨铭心的“爱”……
戴夫人与蒋夫人同姓
1914年戴笠娶了同乡毛应升的女儿毛秀丛。人长得并不十分漂亮，却很端庄温柔。结婚那天，不知道戴笠是真高兴，还是装出来以讨好母亲。春宵一夜，戴笠第一次体会到男女之间的欢愉。
毛秀丛虽然不识字，但对于“妻贤夫祸少，家和万事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之类的古训却记得很熟。戴笠最初和她感情还好，一家人过得挺和美。
戴后来便不爱理她了，不与她一同吃饭，甚至连办公室都不准她进去。他早已厌倦了年近四十憔悴不堪的妻子。外面的花花世界、漂亮女人让他垂涎不已。抗战初期，毛氏因患子宫癌，病死在上海。死讯传来，戴的心情异常沉痛，几十年的夫妻，早年的恩爱，总不可能轻易忘怀。如今又不能去送葬奔丧，他也感到于心不安。他对着毛秀丛在南京时照的惟一一张照片，假惺惺地烧了些纸，祭奠了一番。第二天，就又开始追逐一个又一个女人。
戴笠曾包_养上海最红的女星蝴蝶
逢场作戏
戴笠经常和自己的女特务上床，其实这些都是逢场作戏，以满足一时的生理需要。自毛氏死后，曾经与戴有染的几个女特务，都在做“老板娘”的美梦，周志英就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个。她与戴同床后，自以为戴相中了她，常常来纠缠。一天，戴笠听说老友郁达夫在南洋离婚了，颇有感触地说：“没想到富春江上的神仙伴侣，如今竟也反目成仇。看来女人都是些水性杨花，靠不住的。”
周志英当即激动地表白：“戴先生，我对你可是真心的啊！”
“那也很难说！”戴笠不过是信口胡说，怎料周志英当真，愈发纠缠得厉害了。戴一气之下，把她囚禁到息烽监狱，关了两年才放出来。她满以为戴笠回心转意了，到重庆第二天，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去找戴笠。刚到戴公馆门口，嘴里就喊：“戴先生，戴先生！”警卫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来人竟是周志英，赶紧把她拦在外面，随后又说：“戴先生不在这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放明白点！”
“不！他在这里，我看见他的背影啦！让我进去……”她哭闹着。
这时，戴笠正好走出来，问道：“谁在这里哭闹？”
周志英见戴走了出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说：“戴先生，我是志英啊！这两年我天天都在想你，我爱你，我爱你，你该跟我结婚了……”她声嘶力竭地喊着，死死地抓着戴的手。
蝴蝶
戴笠咬牙切齿地骂道：“你真不要脸！关了你这么久，还不明白！”转身命特务们把她拖走。
特务们连打带踢，终于把她拉走了。周志英边走边喊：“你们打吧，打死我，我也要跟戴先生，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于是，戴笠又把她关了起来，至死也没敢再释放她。
被情妇所耍
戴笠第一次见到佘淑恒是在老友唐生明家里。她长得极标致，面若凝脂，明眸皓齿，看上去不过二十三四岁，身材匀称，丰满而又亭亭玉立。她是南京中央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而戴此时正缺外语人才，何不一箭双雕。于是，佘小姐就成了戴的女秘书。
佘淑恒自从跟了戴笠，暗自庆幸，只要能博得戴的欢心，日后定有机会出国深造。戴笠似乎也看上了佘淑恒。后来，戴把佘的家人也接到了重庆。自关起周志英后，戴就明确表示，抗战胜利后，就跟佘结婚。甚至把自己的工作化名都改为“佘龙”，以示自己是佘家的“乘龙快婿”。实际上，他也确实像个女婿，对佘母及弟妹在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
一辈子工于心计的戴笠，这一次却打错了算盘，佘小姐只不过是想借戴的权势和财力，达到留学的目的。当戴笠想方设法要与美国人合作时，她就知道，出国的日子不远了。戴早就说过，要把她培养成“师母”(宋美龄)那样的“美国通”。
戴笠终于要把她送出国了，而她也更加小心，饯行的那天晚上，她表演的惟妙惟肖。佘淑恒撒娇似的偎依在戴的怀里，依依不舍地说：“我们连婚礼都没举行，就要分离……”说着，眼圈还有点发红。
那一夜，两人是山盟海誓，如胶似漆。然而，出国不到一年，佘就在美国另交了男朋友。戴笠听到这个消息竟毫无反应，依然发给她生活费。戴笠此时此刻的心思，也已另有他属。
梦断胡蝶
胡蝶是电影界的皇后，当时不到40岁，正是成熟女人最有魅力的时候，妩媚动人，丰腴端庄。戴笠是胡蝶的忠实影迷，工作之余，他总爱看胡主演的《啼笑姻缘》《空谷幽兰》《火烧红莲寺》《姊妹花》等影片。胡蝶主演的影片，曾被送到欧洲参加影展。她本人和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在1935年，作为中国文化团成员于1935年去苏联参加了国际影展节，并应邀游历了德、法、意等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出国访问的演员。戴笠对她迷恋得神魂颠倒。上海沦陷后，胡蝶就同丈夫潘有声和女儿莉莉迁到了香港。没想到香港的沦陷，竟成全了戴的好事。
香港沦陷后，胡蝶全家秘密潜逃，回到广东东江，途中被抢，当时正值战乱之际，谁也顾不上去追查她的财产。胡蝶急火攻心，大病一场。此事被戴闻知，认为是获取胡的大好时机，便大包大揽地承担了此案的调查工作，并去函请胡蝶夫妇来重庆，而且提供了机票，还把自己在重庆中四路151号的公馆腾出来，让胡蝶一家居住。胡蝶夫妇自然感激不尽。
戴笠深知，以胡的身份、地位和声誉，不可轻易委身，也不易用权势去强占。因此，为取悦于胡蝶，戴真可谓是绞尽脑汁。1943年的除夕，他邀胡蝶一家三口来吃年饭，还请来从美国回来述职的肖勃，以及曾任法国领事的黄天迈夫妇。酒席宴上，戴笠的表演给胡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年过后，戴笠将潘有声推荐到昆明担任财政部广东区货运处专员。另一方面，为取悦胡蝶，让肖勃在美国按胡的失物清单，照样购回一些胡喜欢的物品，如法国香水、意大利真皮装等东西，亲自送到胡的住所。胡见戴如此关心她，便抓住戴的双手激动地说：“戴先生，你叫我怎样报答你才好？”
“只要你高兴，身体尽快康复，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已不知玩弄过多少女人的戴笠，今天却极具绅士风度。他要钓大鱼。
戴笠最终如愿以偿了。他决心抗战一胜利，就让胡与潘离婚，自己再正式大办婚礼迎娶她。当时，胡蝶在重庆常被邀参加援助抗战的义演活动及拍摄电影，文艺界的人又常去看她。这样，为自己和她的名声，戴决定把神仙洞街的一座独处的花园洋房改建一番，作为他金屋藏娇的行乐宫。抗战期间，戴就在此与胡秘密同居。
抗战胜利后，他把胡蝶送到了上海。本打算肃奸工作告一段落后，与胡结婚。岂料，重庆一别竟然是永别。
蝴蝶
醉生梦死
戴笠中等身材，壮实而有力；长方形脸，显得轮廓分明，嘴巴又宽又大，整个脸形像马脸。他满脸络腮胡须，每天刮完脸后，脸色铁青，加之两道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炯炯目光，给人一种干练果断而又望而生畏的感觉。他有严重的鼻炎，常使他在一些庄重风雅的场合斯文尽失。不得已，他每天要用从美国进口的洗鼻工具洗三次鼻子。戴笠喜欢洗澡，只要有条件，每天早、晚都要洗澡，有时中午也要洗澡。
戴笠极为好色，他从自己的侄女、女佣、女特务到特务家属、朋友妻女，只要能找到的，无所不玩。戴笠认为家乡人都有根可查，老实可靠，易用同乡感情进行笼络。1940年，戴笠命妻舅毛宗亮从江山县招4名年轻女性分别安排在四个公馆里，除为戴作女佣外，还要供其蹂躏。
特务家属如被戴看中，不但要被其糟蹋，而且有被丈夫抛弃的危险。军统局人事处李修凯平时很受戴的宠信。有一次，戴发现李太太长得有几分姿色，回去就派专为他“拉皮条”的秘书王汉光把李太太请来，强制他在戴公馆过了一夜。李修凯下班，听两个孩子说妈妈被戴笠找去，如五雷轰顶，一夜不曾合眼，坐等到第二天早上。李太太一进家门，李修凯拿起一把剪刀，不由分说将太太的满头青丝剪去。从此，俩人感情破裂，又另娶了一个老婆。可怜李太太，不但被戴强奸，羞辱难当，又遭丈夫抛弃，苦不堪言。
蝴蝶
随着戴地位不断提高，其生活上也更加放荡，1942年3月，戴到西安主持“查缉”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典礼。会后，他听说西安开源寺妓馆有个妓女叫妹妹，在当地嫖客中颇有些名声，一时色兴大发，化名河南的王姓商人，找到17号房中的妹妹，胡混了两夜，给了6000元钱，4件上等衣料。以上可见，戴在私生活上已腐化到了极点。
荒淫成性的禽兽戴笠 对女特务先奸后再处死
我写了一个小册子叫《戴笠轶事》，把戴笠生前的一些特别的事例象写小说那样写了出来。比如他的嫖是突出的，只要他看中了，他就要睡觉。军统局职员的老婆，军统局的女特务，他朋友的老婆，以及舞女、电影明星，太太呀、小姐呀，他见过面就找来，找来就过夜。他的嫖也赶上军阀张宗昌了。我把知道的事情列举了几件：
军统局人事处一个科长叫李修凯，他老婆是家庭妇女，长得有点姿色，住在戴笠公馆的附近。有一天戴笠坐轿子从李修凯门前经过，一眼就看见了李太太，于是就派副官把李太太强制请来，不用说在那过了夜。
李修凯还有两个小孩，妈妈走了，乱闹。李修凯下班，听说自己的太太被戴笠找去，知道被强奸无讹。他就坐家等着，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李太太才回来。她一进屋，李修凯就拿把剪刀把她的头发给剪光了。由这儿两口子的感情破裂了。李太太被强奸了，丈夫不理她了。她整日闭门不出，羞愧难当。同时李修凯也气病了。戴笠听说李修凯病了，便派人送去药品。李修凯憋着一肚子气，无法发泄。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李修凯把太太送回原籍，又娶了一个老婆。无形中把前妻抛弃了。
再有，汪精卫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军统局处长丁默村投伪，给汪精卫当特务头子，在上海成立特务机关。这样一来丁默村对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构成了威胁，于是戴笠计划把丁默村杀死。他物色了一个叫朱小姐的，此人在上海有许多社会关系，人长得也漂亮。戴笠把她吸收进来，给了许多物质，并且和她发生了关系。过了一个时期，朱小姐出现在上海市的高级交际场所，并且认识了一些名贵的夫人、小姐，因此，也就被丁默村所认识。丁默村本是酒色之徒，一见朱小姐以一个没有伴侣的小姐出现，丁默村就与她接触、追逐。朱小姐没有马上答应丁默村。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朱小姐把自己带的行动组布置好了，才与丁默村同居，成了丁的太太。又过了一段时间，戴笠命令朱小姐杀死丁默村，朱小姐没有遵照命令行动。最后戴笠来了一个电报，大意是，如果不立即执行，即按团体纪律制裁。这使朱小姐没有法子不行动了。
行动前一天，朱小姐指示她的行动组：明天12时零分，由大新公司正门出来一男一女，女的穿红色半截大衣，左首有一个男人，把这个男人击毙。
第二天上午，朱小姐要求丁默村到街上买东西，丁默村答应了。他俩先到别的地方逛了逛，十一点钟的时候到了大新公司。朱小姐这时也有些紧张。她要买一个很贵重的钻石戒指，需要很多的钱，丁默村没有犹豫就给她买了。这样一来，她认为丁默村对待她很好，决定不行动他。于是她在大新公司又买了一件蓝色呢上衣穿在身上，把脱下来的红上衣包起来，走出大新公司。
他的行动组没有等到穿红上衣的女人，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于是马上撤离了现场。丁默村与朱小姐回到公馆之后，丁默村马上派人把朱小姐关了起来。丁默村对朱小姐说：“你和我来这一套？老子干了一辈子工作，你的这点东西还能瞒得过我吗？你不说实话，我就让你活不了，也死不了，叫你活受罪！”
朱小姐无奈把戴笠派她的任务具实告诉了丁默村。最后，朱小姐竟耍起娇来，说：“如果我真想打死你，我就不换上衣了，我不想打死你，你反而要打死我，你打死我好了……”
丁默村没有把她打死，但把她这个行动组给破获了。无奈，戴笠又派人到上海把朱小姐杀死。
这就是戴笠对女特务的先奸后用，再处死的例子。他把女人当玩物，他是个禽兽，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有的女人认为“戴先生爱上了某某小姐”。那是对戴笠没有看透。
1942年3月我在军统局主办的“西安查缉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一共二百多人。戴笠专程从重庆到西安主持我们的毕业典礼，并且亲自分配工作。他在人事上，对训练班很重视，非常相信他的学生。训练班毕业他尽可能到班讲话及分派工作。没到西安之前，他听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说，西安开源寺妓馆有个叫妹妹的妓女，长得很漂亮。到西安之后，戴笠办了一些公事，晚上，他自己到了开源寺。
开源寺是一座古庙，后来改成妓馆。里边都是江苏扬州的名妓。进了开源寺，给他做警卫的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马德皋马上跟了进去。各妓馆对马德皋很熟悉。戴笠一找就找到十七号院。他进院把帽子往下拉，大衣领子立起来。一进门就叫妹妹，伙计把他引进妹妹的屋子。妹妹不认识他，戴笠自我介绍说：“我姓王，商人，跑单帮的。从上海到西安，来这玩一玩。”
戴笠既不喝茶，也不吸烟，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他在那与妹妹对话，他问一句，妹妹答一句。戴笠说：“你这套家具颜色不好看，明天我给你买一套。”“谢谢吧，用不着。”妹妹认为他吹牛，很讨厌。这时马德皋在门口的一个屋子坐着。妹妹过去，马德皋问妹妹：“屋里有客人没有？”
“有一个，他说是商人。唉哟，那样子凶得很呀，讨厌死了。他不走，说要在这儿过夜。天哪，我不留他！”
“这个人很有钱，我知道他是河南的一个大经理，在上海开绸缎店。他认识宪兵队的一个班长，你如果不留他，他打你们，我可不管。留下吧，他有钱，多给你钱那有什么关系？他住一夜又不与你结婚，管他凶不凶。”
妹妹被说服了。吃完晚饭，院中的伙计发现门前有许多人在来往的转悠，伙计赶忙报告了妹妹，怕出事。妹妹这时正在洗脸，准备睡觉，她自言自语地说：“不晓得干什么的？有几个人老在门前转悠，要打架的样子。”
“那好办，你到门口，叫他们回去！”
“唉哟，我可不敢。”
“去吧，你到门口一喊，他们就散了。”
妹妹到了门口喊了一声：“你们回去吧！”不一会儿门口的人都不见了。马德皋自己带着几个喽啰在十七号的院外警卫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戴笠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一夜戴笠给妹妹6000元钱，等于二两黄金。第二天晚上又去了一趟，给妹妹买了四件衣料。妹妹始终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物，只知道是个大官。戴笠走后我们到十七号去玩，大家问她：“那个河南商人最近还来不来？”
“弗晓得！”
再如，1945年“九?三”之后，戴笠到了北京，亲自主持“肃奸”。既抓共产党，也抓汉奸。戴笠在北京住他朋友吴泰勋家，吴泰勋的老婆陪他过夜。这种卑鄙的勾当特务们都知道。有一次开晚会，找言慧珠唱戏。当时我是“肃委会”的总务科长。先唱了一段《凤还巢》，后来宋子文又点了一段《金玉奴》。唱完戏，戴笠不叫走了。那夜就把她带到他的临时公馆过了夜。这样的事，我们办总务的特务都要预备汽车，预备饭，所以知道得比较详细。
这样的材料我在小册子写了几段，多写没有必要。
戴笠用人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先给你们官做，如果做不好，我就要把‘官’的上面加一个竹字头，变成‘管’；如果管也不行，那就不客气，把竹字头拿下来，旁边加一个木字变成‘棺’！”所以戴笠好押人，为一件小事也能押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管。必要时他还杀人，就是所谓“棺”了。
他有一个副官对他这种嫖的生活很反感。有一夜时间很晚了，他叫副官坐车去接女人。把女人接上汽车，这个副官就当着女人面骂起来，意思是骂戴笠半夜三更叫我们到处找“破鞋”。这个女人见了戴笠把这件事说了。戴笠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报告，说他的副官勾通宋子文的副官贩卖鸦片，应予以处死。就这样这个副官被杀了。
在用人方面，还有一个鱼鹰政策，他说：“饱了的鱼鹰不干活，吃不饱也不能干活，只有饱与不饱之间才能干活——对待我们的部下，不能叫他们太有钱，也不能没有钱。”
小册子里，我知道的，加上大家知道的，写了30段，都是短篇的东西。
每天写材料，每天写工作日记。记录当天写了多少材料，谁提供的，有什么特殊问题。然后一一呈报。我在呈报时从来不汇报某人的缺点，何必那样呢，他们不好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坚持隐恶扬善。我们每天谈的许多事情也从不反映，因为我就是好谈者之一。
一个军统上校的特务笔记：黑皮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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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内容简介
《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是曾任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军统上校关梦龄生前留下的一部手稿，这本“特务小说”是关梦龄出狱前后的反省笔记，由著名军旅作家李占恒第三次精心整理修订，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关梦龄几乎参与了他任职督察长期间督察处的全部罪恶活动，并且将自己高超的特务技术传授给上司、同僚、下属，曾迫害大批共产党人。长春解放后，关梦龄自首，在清除国民党遗留特务时立下大功，关梦龄本因罪行该死而不死。1953年关梦龄以反革_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先关押长春监狱，后集中抚顺战犯管理所，1963年刑满释放。共产党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和照顾战犯，使他们死去的良心又复苏了。关梦龄在监禁的15年里写了有近百万字的材料，他们对代表政府的管教人员感恩戴德，历数了其中种种感人肺腑的事例。
关梦龄思想灵魂深处是复杂多面的，他效力国民党军队多年，却对战胜了他和他的军队的人民解放军推崇备至，也居然坚决抗日！他经过改造成为了人民的一分子，老实而敢于仗义执言，最后因拒绝冤枉党内干部而自尽身亡。
存活于可留恋的世界，是关梦龄自首及盼望早日飞离樊笼的主旨，对独生女儿的炽热的爱却始终是关梦龄一条感情的潜流，┅┅一个背景复杂经历曲折良心尚未完全泯灭的真实人物形象在书中呼之欲出。
由于并非刻意写作，关梦龄在行文中悉数自己人生历程，总结国民党失败教训，剖析改造心路，因此真实、自然地记录了关梦龄的军统生涯及囚犯生活。其中的记述详细而真切，鲜为人知且文笔细腻，语言幽默，思想深邃，为读者在阅读中增添了趣味，在品味中思索历史人生。
第一章 败兵之将
生日，灯罩炸了(1)
1948年秋天，长春城内一片混乱，被围困的十万国民党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大街小巷每天都有饿死的人，关内的报纸说长春成立了“埋尸委员会”。一天，督察处逮捕了一个叫王万富的木匠，他的老婆孩子都被饿死了，他饿得没有办法，就到市场上去诳骗那些饥饿的孩子，把十一二岁的孩子骗到家，用斧子把小孩砍了，把身上的肉割下来拿到街上顶马肉卖，卖了钱，买高粱米。这样的事，我不但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民不聊生”啊，“饿殍载道”等等都不足形容当时长春饿死十来万人的凄惨景象。
守在长春的部队计有新七军和六十军，加上吉林保安旅，骑二旅和警察总队等。这些部队的士兵饿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军官们依然如故，吃得脑满肠肥，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躺在白骨堆上享乐。
长春守军没有力量出击，期望辽西战役打好，能有援军到长春解围。蒋介石给郑洞国的电报指示：“固守待援，相机出击。”待援是可以的，出击是办不到。给养没有，士气低落。士兵把长春当成“坟墓”，军官揶揄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
这种情况下，我在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①工作已没有什么劲头，加上我与处长张国卿还有一些私人意见，9月，我就离开了督察长的职务。随即，保密局长春站②站长项迺光保我为“军事联络组”组长。当然，南京保密局不会不准的。这个“军事联络组”是为控制袁晓轩一支两三万人的“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武装特务而成立的，一个少将组长，四个中校组员，还有一部电台。由2月到9月，这支特务武装便垮台了。我这个组长已没有工作可做，只担个名领几个薪水和给养而已。
离了督察处，我是“无官一身轻”。每天自在逍遥，整天吃喝玩乐。虽然饿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可是我的生活还保持正常。我的习惯，不吃大米，不吃豆油，每天仍然吃最好的美国面粉、猪油，或者芝麻油，鸡、肉不断，一些小特务给我到处搞吃的。我在外边也有一些应酬，所到之处也都是大酒大肉。除了吃就是嫖。找女人跳舞，没有大型舞会，就组织家庭小舞会，轮流在各个“公馆”举行。这个太太，那个小姐，乱七八糟，自己倚恃有高粱米可以作为玩弄女人的诱饵，这时我的生活毫无拘束，心想：反正快完蛋了，八路军一来，一切都不属于我，为什么不得乐且乐呢？
北平家中接二连三地来电报催我速回，二老婆郭依平给我来电报说：“老太爷叫你赶快回来，再不回来，就是不孝。不然，我就到长春去找你……”一些朋友从北平、天津都来信问候，望我早日离开长春这个危险地区。从关内寄到长春的信是空投的，长春往外寄信是寄不走的，只有用电台发电报，我利用空军的电台发这些私人电报。特务电台不能随便乱用。我回电报告诉他们：长春四面被围，飞机场已被八路军炮兵控制，不能起落飞机，只要有飞机我就走。这是项迺光与我说定了的。
9月中旬以后，各地战况非常不好，天天是打败仗的消息，不是这个地方丢啦，就是那个县叫八路给占了。消息来源于收音机，还有沈阳“东北剿总”的通报。南京保密局也给长春站来了电报，指示：能潜伏的立即潜伏，不能潜伏的向沈阳疏散或到北平集中。九月底，我与项迺光商量，我要化装经四平去沈阳。项迺光说：“你走，我先向南京局本部请示，我不能同意你经过四平，你忘了，南忠信（长春警察三分局局长）到了四平，来信不是说得很清楚嘛，公主岭及四平等地的八路军卡哨都询问你的行迹。由此可见，八路军要抓你，你还自己送上门去了。”
我一想，这么走的确危险，认识我的人很多，比如5月20日在长春召开的军民大会，庆祝蒋介石就任伪总统，有六七万军民参加，我是这个大会的警卫组组长。我站在大会门前的警卫车上，虽然穿着便衣，却也暴露了身份。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会后对我说：“你还怕八路不认识你，站在汽车上自己贴布告呢！”
长春如果失守了怎么办？我与项迺光研究，第一是随军向沈阳突围，项迺光对我说：“长春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三个部队：新七军的三十八师，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和吉林师管区，这三个部队的部队长陈鸣人、李嵩、李寓春都与我说好了，并且我已经给南京打了电报，毛先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回电说已转报给大总统。这三个部队可以与咱们一致行动。”
我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项迺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相片，我、项迺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相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吴国栋”，商人。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
我又叫医生给我弄了一些吗啡、疲乏崩，我吸食鸦片，唯恐途中不能吸食。
有一天，我到督察处去看看。接我工作的陈牧对我说：“现在，没有什么案子可办了，政治案件都处理完了，看守所押的几十个人都是刑事犯。外边有人说，八路军就恨督察处，督察处就是关督察长，和两个陈主任，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寿岚。这话也不假，咱们过去怎么抓人家，审人家，杀人家，将来人家如法炮制。所以，有政治犯还要抓，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对呀，能杀就杀呀！宁可自杀，也不叫他杀。”我又接着说，“咱们手中连自杀的东西都没有，真被八路抓去，死不了活不了有罪受。应该预备毒药棉花，必要时往嘴里一放，完啦，省得遭罪。1945年光复，在汉口抓了一个日本战犯，少将级的军官，押在咱们的看守所，入所之时，没有认真检查，他带了一块毒药棉花，什么口供也没有就自杀了。老板（军统特务对戴笠的称呼）当时在北平发了一顿脾气，说这个看守长无能。”
“这个日本战犯把毒药棉花放在哪里啦？”陈牧问。
我告诉他：“放在军衣贴边儿，没法查出来。后来，我在北京担任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长，我对看守所所长说：‘抓来的八路和日本战犯一进所就要把衣服脱光，另给他们一套囚服，如果再不放心，叫他们先洗个澡。’这样什么事也没出过。”
没有几天，沈阳“东北剿总”二处处长郑兆一给我和张国卿来了一个电报，说要在长春布置潜伏组，原来的方学儒那个组已暴露身份，无法潜伏。求我们在长春给物色个组长人选。我找了徐克成，他是伪满的秘书官，后来又为我们做过情报工作。当时在长春赋闲，他的家在长春住，长春的社会关系多。他愿意干。我与张国卿便给郑兆一回了一个电报，把徐克成介绍给他。10月初，由沈阳用飞机给徐克成这个潜伏组空投了干电池，密电本等，并由我代向长春后勤第十六支部给徐克成领了半年的经费，半年的粮食。
同时，保密局长春站也布置了潜伏组，组长吴殷强，他年龄大、稳重，在七马路开了一个粮米加工厂，扮作商人，很像。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迺光找我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他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5个组，每组10个或15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
对于这些事情，我没有意见。
为了便于紧急行动，督察处的内外勤人员都命令搬到处内住。我内心并不紧张，听说蒋介石到沈阳亲自布置一切，我认为最近可以安然无事。我每天接触的新七军的军官们不是跳舞就是打牌。我想：“长春有这么多军队，两个军，六个师，上校以上的军官有几百，我怕什么？天塌有大个，过河有矬子，死，大家死一块；逃，大家一起逃，我用不着过分忧虑。”我准备腌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给我买一口猪，预备春节吃火锅，过个太平年。
10月14日锦州防线被突破，这个消息传到长春如晴天霹雳，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锦州被占，切断了沈山交通，使华北与东北交通断绝，使东北的守军成为瓮中之鳖。东北休矣，长春不待论矣！10月15日，我看见新七军的所有大小汽车、卡车一律试行加油，擦修，似乎要出动的样子。
10月16日是农历九月十四，我33岁的生日。长春金店同业公会理事长魏占元张罗给我祝寿，我说：“这个时候可不能过生日，叫外人知道说闲话，如果要聚会聚会，就到我这儿，找几个朋友偷着吃一顿，我请客。”
于是魏占元找来了几个朋友，我叫厨子做了一桌席，鸡鱼海味，应有尽有。不算烟酒饭，花了七八百亿元，算在一起有九百亿元。酒醉饭饱，尽欢而散，午夜我才休息。我刚上床，床头的煤油灯罩炸了，我心中颇不高兴，谁也没碰它，这个灯罩怎么会坏了呢？早不坏，迟不坏，偏在过生日这夜坏！太不吉利。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还没有起来，我的表弟苗可成（新七军谍报队队副）到我这，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不好了，六十军叛变了！长春完蛋了。现在长春分两部分，新七军的防地可以通过，六十军的防地不准通过。二哥你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问消息吧！”
我匆忙起床拿起电话机想给新七军参谋处打个电话，一拿耳机，没有声音，电话坏了？洗完脸我就到新七军参谋处，参谋处没有人，几个下级军官什么也不知道，我下楼到卫侍班问李鸿军长的病好了没有？说现在正发高烧，不能说话。我又从新七军军部转到警备司令部参二科吴科长公馆，一进门看到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参谋处长肖豪，副官处长王士旗以及其他一些科长。他们抢先问我：“有什么消息没有？”“没有，到新七军没找到一个人。”“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都到兵团去了。”
我问他们看见国防部史高参（史祚炎，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没有？大家都说没见到。电话打到他的住处，是一个职员接的，他说：“史高参昨夜到空军张副官长那去跳舞，回来经过六十军防地，六十军哨兵问他口令，车子没有停，哨兵开枪，打伤了他的右肩，现在小五马路施医院治疗。”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我又给督察处张国卿打电话，问他在押的人犯怎么办了？他说：“都处理了。”
我告诉他：“大势已去赶快走吧，还等什么！”
他说：“好，我马上走。”
我回住处一看，简直成了拍卖行，什么皮袄、大衣、棉被、毛毯、西服、留声机……摆了一屋子。这些东西有的是朋友扔下的，有的是我用高粱米换的。一件白狐女大衣1000斤高粱米，一件黑狐女大衣600斤高粱米，缎子被十来床，这些东西我无心多看。我叫勤务兵把我的日记、信件、电报，凡是有字的东西及所有照片一律焚烧。我把一个水晶的，一个贺兰山石的私章亲自砸碎。在屋内巡视一番，没发现有字的东西。我又出去了，到北安路郝小姐那儿。在那儿遇见了李树桂（长春团管区少将司令），他对我说：“项迺光他们都在我那儿。大家还打听你呢，你快去吧。”
我匆忙赶到团管区，上楼找到项迺光，他穿一套黄布尉官棉军服，见我就问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不一会儿李寓春（吉林师管区少将司令）、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王焕斌（吉林教育厅长）、袁晓轩（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都来了。
项迺光对我说：“咱们决定突围，你就不要回去了。”
他并且示意袁士举把我监视住，怕我出去泄漏这个机密。袁士举对我说：“到那屋吧。”一个大屋几十个人，乱糟糟的。我还想回家看看，再去新七军打听打听消息。我趁袁士举不注意带着勤务兵溜了出来。
家里的东西没动，伙伕在那看着。我转了一圈，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对伙伕说：“我走了，屋内的东西都给你了。”
缴枪，掉下了眼泪(1)
我从家出来，打算到新七军去，一想到那儿也是没有办法，便又回到团管区，决定与项迺光他们突围。
不一会儿天黑了，吃了一碗小米饭，已经上灯了。我们在院子站队走出了团管区的大门。门口停着吉普车和其他车辆，这些车子都是我们乘坐的，司机也跟着突围，汽车没人管了。
月光下由李寓春领队，向兴安桥哨卡行进。正行进间，正前方一个骑兵直奔我们而来，这一来把我们吓坏了，有的回头便跑，等这个骑兵到了跟前，才知道是新七军送公事的传达兵。我们有三百来人，在行进间漫无秩序，这些人有师管区的官兵，有特务、勤务兵、司机、炊事兵，就是缺少战斗兵。夜里10点到了宋家洼子保安旅，找到旅长何大刚，告诉他我们要突围。他叫人给我们几个做了一顿稀饭。休息了一会儿，李寓春把人集合起来讲了话：“长春十万官兵投敌，我们决不投敌。我们一定要打出去，只要能走出60华里，咱们就到了安全地带，大家不要三心二意，要精诚团结，我有办法。”
从宋家洼子继续向西突围，走了半里地，前面火光四起，枪声不停，我们队伍停了下来。我们当中属袁晓轩胆子小，他说前面必有八路军，前进必要被包围。这样一来，我们又退回到保安旅。在那过了半夜，睡了一觉。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远，感到浑身乏困。
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迺光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3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
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一些师管区的官兵无所谓又返回城里。可我们这些特务多了一个心眼，项迺光、袁晓轩、袁士举、马绍周和我谁也不肯先进城，唯恐有人看见行踪，怕将来被人出卖。我一看这形势便对勤务兵使了个眼色：“走，咱们到报话局去！”
我领着勤务兵进了城，往东一拐，往西一拐，乱走一阵，看看后面没人跟踪我才安心。
进了城里，我把长发推光，找了一套黑旧呢上衣，黑布夹裤，一顶旧礼帽，看了看，还可以。
上午10点我去新七军，在参谋处李润棠的屋子呆下。他是军部少将副参谋长，与我私交很好。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李军长在病中，不省人事，一切还没有一定。”他的女朋友赵小姐也搬到这儿，屋内放了几个皮箱。赵小姐说：“就在这听信吧，别瞎跑了，听说要往外打，你跟军部一块走吧。”
李润棠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唉声叹气，如锅上的蚂蚁。我问他郑洞国的动态，他说：“郑洞国有什么办法啊？他只身一人，平常称孤道寡，现在谁理他。昨天向他请示，他也束手无策，现在新七军要自己拿主意，等命令已经来不及了。”
我与赵小姐谈谈她家情况，谈谈跳舞。我是故作镇静，心中非常焦躁。赵小姐说：“你的太太没到长春有多好啊，一个人真方便，我现在跟着他多累赘。我要走他不让走，真要打出去，我害怕。”
晚饭在饭厅遇到军部的龙国钧参谋长，副军长史说及各处处长。我利用这个机会，尽力鼓励他们突围：“绝不能放下武器，你们对共产党的情况知道得太少，真的放下武器，你们有后悔的日子，现在往沈阳突围，空军一定接应！”
到了半夜，李润棠开完会回来，他说：“三个师长都同意向沈阳突围，打算明晚上就行动，你就在这儿吧。”
19日，情况又变了，长春围城司令员肖劲光派代表与新七军副军长交涉：劝说放下武器，举行和谈。这样一来突围的计划又搁下了。经过解放军的代表与新七军的代表多次面谈，又经过新七军三个师长的同意，决定和谈，李润棠把和谈的条文拿出来给我看。
条约有一二十条，我从头到尾看罢计上心头，条约第三条写道：新七军尉官遣送吉林，明春送往辽南开垦，不愿参加者听从自便。我决定化装一个尉官，潜到尉官队，先到吉林后到辽南，以后再回北京。
新七军军部的楼下原来是警备司令部的各处办公室，现在各屋都挤满了人，一些太太、少爷也搬到这里，督察处的一些特务也混在里面。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在这儿。他小声对我说：“你要注意呀，人家有人打听你呢，找一个小屋子躲起来，到晚上溜走吧。”
我心想，有人打听我，就没有人打听你，我的官比你大吗？心中有些不愉快。
晚上李润棠对我说：“方才龙参谋长说，我们已与共军签订了和约，老关在咱们这不相当。”
我一听火了，决心离开他们。李润棠说：“你不要走，由我负责。平素是朋友，现在就不是朋友了吗？人情不能这样，胆小如鼠，根本就不是军人！”
20日上午，新七军军部大楼挤满了人，不管哪个部队的官兵，都到这来了，似乎从这里能得到什么。
我把参谋处管总务的焦副官找来，叫他给我找一套尉官的棉服，他出去不一会儿，拿了一套新棉服，对我说：“您穿吧，不合适再换一套。”
我试了一试，还合适。我把呢子上衣和呢子裤扔在地下，焦副官说：“您不要士兵要，他们有许多都穿上了呢子制服，他们不在乎。”
焦副官又把他的一双新皮鞋给了我。
我这样一改装，赵小姐说：“像一个排长。”
我们正在楼上换衣服，院中枪响了，猛然间冲进一群八路军，穿着灰棉衣，全身武装，进了警备大门就射击，射击一阵，无人还击，他们将大门把上，接着一些士兵冲进大楼。我在屋中看到这种情况心中不悦，既然放下武器还来这一手干什么？是下马威？
一个班长模样的解放军，后面跟着一个武装士兵，走到我们面前，很客气地说：“你们如果有武器，请缴出来，放在一个屋子！”
李润棠说：“缴了吧，大炮机关枪都缴了，手枪留着也没用。”我把勤务兵叫来，叫他把身上带的左轮缴了。我的五眼左轮和一个最小的五锋子小枪，是放在口袋里的自卫武器，也都拿出来了。想一想，这些枪多少年来没曾离开过我，于是我掉下了眼泪。失败了，一切都没有了。
我在院中把新七军辎重营营长于新民找来，我对他说：“听说辎重营营部缺一个少尉书记，我来顶他。我的名字叫吴国栋，有人问你就承认。如果有人追问就说我因为有病不到营部办公……”于新民都答应了。接着我又问了他营部人员及各连连长的名字。一一记下也是件麻烦事。
晚上，勤务兵杨成荣对我说：“明天到吉林，身上既没有红钱（指解放区的钱），也没有金子，得想个法子，不然到吉林花什么呀？”
他一提我想起来了，虽然身上有一个金戒指、两块手表和一块怀表，但都是纪念品，不能卖。平常家中没有积蓄，只有几两黄金在大马路金店存着，那是六十军的防区，过不去，有一些长春中央银行的本票，现在也成了废纸，只有在新七军防区内找办法了。我拿起笔给一个姓庄的朋友写了一个条子，杨成荣去了，拿回来五块银圆和一个金戒指。
晚饭吃的油炸饼，油太多了，我只吃了一张。我到大厨房一看，挤满了士兵，两大锅豆油滚开，许多人把做好了的白面饼放进锅里炸，一边炸，一边吃，一边骂：“有的是白面，有的是豆油，就是不发给弟兄，八路不来，这些东西不用说吃，老子看也看不见哪。”
我回头一看，地下洒满了油、白面。这不是吃是糟蹋。这是家败人亡的景象。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儿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随我一块从沈阳飞到长春的，我保他为新七军谍报队的队副，后来是组长。这个时候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随尉官去吉林。于是他就找来了七八个谍报队的组长和组员。
10月21日的早上，李润棠说：“咱们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个车去吧。”
我说：“不能坐车，以免暴露身份。”
上午10点，新七军的尉官在警备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给我一件美国呢子大衣，领子很高，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合适。李润棠告别时对我说：“一切保重，要小心谨慎，我认为关梦龄是个有办法的人，不会束手无策，吉人天相。再见。”我感到李润棠这个湖南人对我很义气，我把手上一块西马牌手表撸下来送给了赵小姐。
院子里挤满了人，乱吵乱嚷，不像是队伍，仿佛庙会一样。有人喊站队，喊了半天才站了几行队伍，苗可成、陈震寰、李继先，七八个人与我站在一起。他们抬了一箱饼干。从警备司令部院出来，奔空军司令部，七马路督察处……路两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领高高的立起，把帽檐扣在眼睛上，整个脸外人看不清楚。所谓败兵之将不如丧家之犬，一点也不错呀。经过督察处时我望了一眼，门口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威严，刹那化为云烟，一切都完了。
下级军官和士兵并不在乎这些。在路边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士兵卖自行车，他要100万元，老百姓给60万元（东北流通券），这个士兵说：“你再加5万元就卖给你，这个自行车是新的，65万元你占了便宜。其实我们的机关枪、大炮都给你们了，还在乎这辆车？拿去，加五万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都是中国人。”只有团长以上的官，才现出特别难过的表情。有的两眼微红，似乎掉了泪，我心想：事已至此，难过也是无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们便坐在我的周围恐怕别人看见我。路上，全是新七军的官兵，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乱，不成样子。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军部陈处长和几个人。他叫我坐车，我坚持不肯，他们又上路了。这样一来，队伍里有人知道我了。我心中非常不安。
一个人在院中徘徊(1)
火车到吉林车站已经是夜里9点半钟。下车之后，由解放军武装战士押着往解放团走。沿马路都站着岗哨，队伍已没有队形，零零落落。路上遇着一个卖酱肉的，一群官兵围上去，把酱肉抢光了。卖肉的小贩喊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不是队伍简直是土匪！在长春你们抢人，到吉林还抢人。”解放军战士也没法子，只好对那个小贩说：“你走吧，找不到人了。”
走了两个多钟头，到了一个有铁丝网的大院子，说是叫北大营。进院之后，按人数编队，坐在院里等着开饭。到过夜两点饭才煮好，苞米干饭、白菜土豆汤。一点也不好吃。吃饭时，我看见了李济才（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科长，后调充五十六师中校副官主任）、方学儒（东北剿总二处第三组组长）。李济才的那个日本下女现在成了他的老婆，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们怕我与他们说话，躲着我，其实我也怕他们招呼我。心想，我是个危险人物呀，都怕我牵连了他们。
吃完饭，又集合。走了许久，天亮时走到了船营中心小学校。解放军战士把着大门。在院里又编队，又分班，又举班长。我们这八九个人，我指定陈震寰为班长，他比较能办事。我们这一队共100人，10个班，被安置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地下铺着谷草，分成十块、一个班一块。我们这个班在中间一块。我看到墙上有黑板，还有批评与表扬的文字。这里没有大伙房，是由区政府给米，给柴，发动老乡煮饭。晚上吃的是高粱米小豆干饭，炖白菜豆腐，很好吃，颇有家乡风味。
院里有许多送饭老乡，我看无人监视，就与他们谈了起来。先从东西贵不贵谈起，谈到黄金，国民党，共产党，路条、户口，以至到沈阳好走不好走？最后我问他：“明天你还来不？”“不一定，我们轮班往这送饭。”我计划利用这个老乡，决定明天进一步做工作。
这是尉官解放团，有1000多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很少有四十岁的。新一军的京剧团，新七军的政工队，与我在一个屋子住。这些人小孩子一样的脾气，不是吃就是唱。他们把美式大衣卖了，到街上吃大炖肉。长春吃不到猪肉，吉林的猪肉一万元一斤，便宜。大门站着战士，凡是请假就可以出去。解放团内只有几个干部，忙不过来，许多军官在大门口一挤就出去了。站岗的年轻战士阻拦不住。后来，根本也不请假了，秩序特别乱。
过了不久解放团成立一个小卖店，卖香烟、麻花、烧饼、花生米、鸡蛋、糖块……应有尽有。据说成立这个小卖店是为了便利投降人员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这个学校作了解放团，损失了很多用具，用小卖店的盈利作为将来补修的费用。担任售货员的都是小学校的男女教员。
解放团内不但有尉官，也有尉官的眷属。有眷属的尉官住在一个大屋子，一个家眷一块地方。这些眷属们不断的吵闹、打架、女人埋怨男人：“我说不来吉林，你说到吉林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住没住的地方，站没站的地方，这成了讨饭的。放好日子你不叫我过，叫我跟你受这个罪，你真害人哪！”
“我早就叫你到沈阳，你不去；我要到沈阳工作你也不愿意，就舍不得长春。都是你这个倒霉的娘儿们，把我给坑了，你还埋怨我。”
接着就是打、骂、哭、闹，这样的事晚上特别多，吵的各屋不能安睡，解放团干部对这样的事也无可奈何，不知劝男的还是劝女的。
没有家眷的排连长，到街上买一只鸡、买一斤肉，没有锅，便把头上的钢盔翻过来当锅用。炖鸡炖肉，喝上半斤白酒，酒话就来了。
“当了半辈子军人，从来没叫人缴过械，这回可好，一枪没放，什么也没看见，全给人家了。真丢人！好歹打几枪，再缴械也是那么个意思，心中难过呀。”
“难过啥？凭这一块，到哪不是当兵？共产党不要咱，咱回家种地。”
10月20日，早晨起床，我到厕所去，无意中遇见了好几个熟人。
“督察长也到这来了？”
“我现在改名吴国栋了，是新七军辎重营的少尉书记，告诉别的朋友，别叫督察长了。”
“好了，好了。”
这样的事一天发生了七八次，我心想糟了，知道的人多了。
晚上，我把陈震寰、李继先、苗可成等人叫到院子，他们都是我从沈阳带到长春的，是可靠的部下，我对他们说：“这里不是久居之地，必须尽早作决定。你们没有关系，我要马上离开吉林。你们明天早饭后出去，找社会关系，没有社会关系到饭馆、车站找小贩，打听好到沈阳的火车要不要路条？我先到沈阳再转到北京。”我接着指示他们，“吉林有多少部队？警察对户口查的严不严？报户口有什么困难没有？都要打听清楚，在可能内收集一切情况，做到对环境了如指掌。”
陈震寰说：“昨天到街上遇见警备司令部一个参谋，原来他在长春，我与他是朋友。明天我找他想办法。”
晚饭后，来了一个矮个的干部，不知什么职务，穿着布棉袄，给我们全体投降的尉官讲话，他说：“朋友们，”这个称呼第一次听到。接着他说：“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卖国贼，祸国殃民，把中国统治了20多年……”一听骂蒋介石，心里不是滋味。胜败军家之常，出口骂人不应该。以后的话我没有很好的听，最后他说：“据我们了解，从长春到吉林来的上校以上的军官很多，在这吃住不方便，受委屈。我们准备了招待所，现在只有几个人。不要害怕，我们希望你们到招待所去。”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些人中还有隐藏武器的，希望今天当众缴出来，不加追究。如果不缴，被检查出来，那就不按朋友办，按敌人办了。”
经过一再说服，有十几个人把匕首、手枪缴出来了。
陈震寰他们到街上收集了不少情况，弄路条也不困难；吉林户口也好上；没有队伍在吉林，在吉林的都是地方武装，新入伍的战士；地方治安由吉林警备司令部负责；大街上的军风纪有执法队维持。但是陈震寰认识的那个解放军参谋今天没有见着。
我对陈震寰说：“这件事不要进行了，他会把咱们逮捕。自己送上门去，那可是智者所不取也。”
陈震寰问：“那怎么找路条？”
我说：“咱们找老百姓，花几个钱买一张，这样办比较妥当。”
《吉林日报》发下来了，每队两份。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报纸，报载：辽西战事，解放军逼进沈阳，士气旺盛，势如破竹。我一考虑，锦州解放，沈阳的国民党军队已成瓮中之鳖；长春解放，围长春的第一兵团再开到沈阳，沈阳危矣。东北全部解放，华北也要动荡，这么一来，我到沈阳已无意义。战争的进展比我走得快，我走投无路，徒唤奈何？
李继先从街上回来，对我说：“长春的人到吉林的不少，见面都问您，我说不知道。他们说，您来到吉林有人看见了。”
陈震寰说：“在街上遇见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情报科长杨绍林，他们都在校官招待所。招待所在一个饭馆里面，一顿四个菜两个汤。他们还问您呢。”他又说，“听说共产党有宽大政策，不管有多大罪，只要坦白就没事。”
我告诉他：“听共产党的话，要从反面解释，不要一听就相信。我们搞工作这么多年，人家一说我们就相信，这样的人不配搞工作。”
晚上，我想找那个胖胖的，说话很迟钝，看之很老实的干部透问一些情况，特别是宽大政策。上灯时候，他一个人在屋中写什么。我先叫李继先进屋反映情况，说解放团里每天夜里有人赌钱，有人喝酒，有人骂共产党。接着又进去了两三个人，也是反映情况，我也跟着进去了，由纪律谈到生活，拐弯抹角的谈到宽大政策上去。
苗可成问：“干部，共产党真有宽大政策吗？有人说这是欺骗人的，有人说新民主主义不杀人，说列宁主义杀人。”
他对宽大政策做了解释，说：“这个政策是共产党毛主席制定的，决不欺骗人。我们干部都要按政策办事，不管过去有多大罪恶，只要老老实实地坦白，就可以受到宽大。相反，就要受到处分。解放吉林的时候，有许多人到政府坦白了过去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坦白得好，政府叫他回家生产去，不处分。这样的例子很多，慢慢的你们就知道了。”
我听了这些话，也有些作用，不过我与别人不同，自己的事自己知道。情绪始终忐忑不安，时刻提心吊胆预防着发生什么意外。有人看我一眼，干部在窗外一站，我都认为与我有关。夜里失眠，精神恍惚，偶然入睡，有时梦中惊醒，吓了一跳。
平素嫌官小，现在嫌官大。但是有人却在这个时候充高级伪官。有一些尉官冒充校官到招待所去，解放团里也有不少尉官原是班长或者列兵，他们在长春弄了一套美式服装穿上，冒充尉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士兵吃大灶，每天两顿粗粮；尉官每天一顿粗粮，一顿细粮，还有荤菜；校官是每顿四菜两汤；将官吃席，特殊招待。冒充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伙食。校官有冒充的，将官就没有冒充的了。
一些尉官到这以后，无忧无虑，把自己带的东西拿到大街上去卖，什么美式大衣、毛衣、毛毯、派克笔、手表、皮鞋等，老百姓都抢着买。把这些东西卖了，在街上又吃馆子又嫖妓女。回到解放团就赌博，赌输了就吵架，发牢骚，骂大街。各个屋子谷草满地，随地吐痰，随处小便。还有一些眷属把小孩的尿布，女人的裤子，挂了一绳子，五光十色，简直不像样子。可想而知，骤然间长春解放，长春的十万守军大部分到了吉林，给吉林添了很大麻烦。学校停课了，饭馆、旅馆都用作临时招待所，大街上小巷里都挤满了穿美式服装的官兵。这么多官兵每天要吃要喝，吉林人民政府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来安置这么多官兵的生活，可是这些官兵还感到不满意，有的士兵说：“我们的机关枪都给你们了，结果给我们高粱米吃，我们早知道这样，不来了。”由于闹得太不像话，政府叫新七军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到尉官解放团讲话。我借故有病，没有去听陈鸣人讲话。见到他不好意思，不见面好些。
在这遇见了许多熟人，如督察处的督察王士廷、张致温，长春站第二组组长邱明瑞，长春站的司书齐一文，军统特务孙国，李雄飞，邹盛文等，还有一些面孔很熟，我叫不上来名字，他们都能叫出我的名字。见到了这么多的人，我已经知道没有秘密了。
25日晚上，我与陈震寰、苗可成、李继先在院中研究了多时。关于我走的问题，找路条、上火车都已不成问题。他们的意见还是叫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犹豫，我提出要向共产党自首。他们都说那是危险的事，虽然有宽大政策，并没有见过例证；再说督察处的人不比别的人，北满杀人唯一的特务机关就是督察处，尤其是我，他们说：“万万不能那样做！”
我的理由是：
一、做件非常的事，军统特务像我这样的职务，绝不会有自首的，我开个先例，叫共产党看看。真的把我这个先例杀了，那好了，他们去宽大士兵吧，今后，谁还敢自首？潜伏也是死，自首也是死，宁愿逃跑或潜伏起来，也不自首。所以不一定杀我；
二、到沈阳、到北平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将来被共产党抓到，用小绳绑上，那就不够面子了。自己送上门去，该死该活来个痛快；
三、如果宽大政策欺骗了我，将来共产党就不会成功，而共产党又何必欺骗我呢？因此，我自首不会不按照宽大政策办事；
四、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务工作能力，再来对付国民党那些特务——军统和中统我都有办法。给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职位。
我又说：“大丈夫到必要的时候，要拿得起放得下，当机立断，慎之于事先，不必悔之于事后，有办法的人到任何时候也不至于糊里糊涂地把自己葬送了。”
苗可成的意思还是叫我再考虑一下，他说的也对，这不是赌钱，孤注一掷，输赢没有关系。他说这是赌命，不能输只能赢。我同意他的这个见解。
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就散了，他们回屋睡觉，我一个人在院中徘徊。我想起了从前，1934年我19岁，在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学会了赌钱，学会了一些骗人的技术。不论打麻将或推牌九，我用这种技术都能赢钱。父亲是东北军官，自己是“少爷”，在外面招摇撞骗弄了很多钱。1936年在北京东方大饭店开了一个常房间，自己有包车，有各种衣服，我还是青帮家礼，在北京前门外人们称我“关二爷”，背地里称“小孩王”。因为钱来得容易，去得也糊涂，什么人找我借钱或求帮，一概应允，颇有侠义气概。要作上海黄金荣和杜月笙那样的人物。日子一久我成了赌棍，于是一些朋友看不起我了，渐渐和我疏远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同乡马博权从东北来。他在辽南与我哥一起搞义勇军。我哥当团长，被日本鬼子俘去，用开水浇死。他给我哥当团副，跑了出来，到了北平，继续抗日。他想在察北利用汉奸王英成立军队，打进去进行活动，把实力搞起来再拉到内地。他到饭店找我是下午两点，我还没有起床。他进屋一看：又是女人，又是鸦片烟灯，20岁的青年这样堕落，他很失望。马博权对我说：“你哥被日本鬼子用开水浇死，你家仇国仇都不顾，在这过着慢性自杀的生活，你回头看看东北故乡，父老兄弟姊妹在敌人蹂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你这青年人就熟视无睹吗？你赌钱赌得好，那又能怎样？不过是左手来右手去，落一个赌棍之名，最后没有人理。如果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当一个抗日英雄，或者作一个军事统帅，那有多光彩！你人聪明，赶快离开这里，与我到西北去成立军队，我有路线。”我很犹豫，经过一天的反复思索，最后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察北。临离北平之时，我辞别双亲，苦干十年，不成功不回北平。一下子到了西北，脱了大褂，开始当兵，一步一步从汉奸的二等兵干起。以后这个部队反正到国民党那方面。我一直干到上校。光复后回到北平。有了1936年那个决定，才有以后的前途。可是今天呢？既然我认为这个决定对，就不能再错了，一错再错，一辈子就完了。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还是认为应该自首。不然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受不了。
10月26日起床以后，发下一种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经历，这个表要求下午填好。我一看名堂越来越多，昨天重新编队，造名册，今天又要填表，我怎么填呢？全填内地的经历，内地没解放，这里的政府也没有地方去调查。先这么办，打个经历草稿，一项一项地伪造，可是伪造起来感到心虚。问题不在这个表上，今后的日子难过呀！填完经历表，再找个别谈话，再从别人那里了解我，我隐藏得住吗？我一跺脚不填了，把表撕碎，决心自首。我把苗可成、李继先们找来，我说：“我决心自首，你们将来有机会给我北平家中写封信，告诉一声，就说我在吉林公安处投的案。”
勤务兵杨成荣说他也跟去，我说：“你不要跟去了，这是跳火坑，凶多吉少，你这份义气，我心领了，在这个时候看出来，我用的人对我不坏。行了，把东西给我拿过来。”
“不行，我一定跟你去，跳火坑一齐跳，没有关系，您现在身体不好，没有人服侍那怎么能行？我去了也不一定把我怎么样。”
杨成荣并不是我的勤务兵。他是锦州人，伪满国高毕业，1946年，他加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办的情报训练班，毕业后，在该部第二处当谍报员，少尉军衔。1947年9月15日，陈诚命令成立各兵团谍报组，我当时被派为第七兵团谍报组组长，他是我的组员。1947年11月24日我从沈阳到长春，他随我一路到长春，1948年1月，他被派为新七军谍报组组长，在长春卡哨处收集解放军的情报。搞了一些钱，他与一个女人姘居。把钱花光了，女人与他分开，他病了。1948年8月，他到我这儿，我看他有病无钱没处去，就叫他在我的住处养病，代管我的日常家务，扫地、做菜、侍候我，成了家人一样。我逃到吉林，他也不离我，别人问，我就说他是我的勤务兵，其实他与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一样是谍报队的组长。他一定要与我一起自首，我同意了。杨成荣拿起两个灰色军毯，一个粗布饭包。他每天不离身背这个饭包。那里面装着鸦片烟药、药针。挎着饭包，背上两条军毯，他跟我到了干部的屋子。干部不在。我俩便找了一处矮墙跳了出去，到了大街上，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公安处。
平安胡同新新旅馆(1)
公安处是红油大门，人们说这是伪满大汉奸熙洽的住宅。门口没有卫兵，看不出来这是个机关。
一个年轻的战士问我：“同志，你有什么事？”
我庄重地说：“我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特务，叫关梦龄，到这自首的。”
“他是督察处的督察长，到你们这自首报到的。”杨成荣从旁加以强调。
这个年轻战士显然对督察处这个机关还不明了，他看了看我，说：“同志们，先等一下。”转身就往院子跑，不一会，出来一个30来岁的人，很稳重地问了我的姓名及职务，然后说：“请到里边吧。”
他把我领到一个空屋子。不一会儿一个背手枪的战士进来说：“饭好了。”
这个战士引我到了一个饭厅，屋内有几条长桌和条凳，桌子上摆了两碗炖豆腐，苞米饭。我吃了一碗，挺好吃。杨成荣吃了两碗，他也吃得很香。正吃饭间，进来一个矮个，穿一件黑旧呢子上衣，敞着怀，里面一件黑制服，脸上还有几个麻子，他问那个炊事员：“没炒菜吗？”“没有，来不及了。”炊事员回答。
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饭吃完了，那个背枪的战士把我领到一个屋子，把杨成荣引到另一个屋子。我进了一间小屋，屋内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棉制服在床边给很小的孩子喂乳。方才在饭厅的那个人站在屋内，笑着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我很不自然的与他握了握。他让我坐在把门口的凳子上，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他很随便地问我：“到吉林几天了？”
“唉哟，21日晚上下火车，有六天了。”
“在哪儿住了这么些日子？”
“在解放团。”
“那里人那么多，怎么挤得下，怎么不到我们这来呢？”
“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
“你们会不知道？”
我笑了：“不客气说，我害怕。”
“对，这是老实话。”他也笑了。
他给我纸烟，我说：“我这里有，从长春带来的，比你这烟好。”
“好，吸你根好的。”
他是江苏口音，说话很痛快。他与我谈到，长春解放前的各种情况，谈到内地——我到过的地方。他谈到反动派把共产党宣传为杀人放火的毒蛇猛兽时，说：“你们宣传，到头来自己也中了毒，所以你害怕了。你看，我们这里有什么可怕的？昨天是敌人，今天你过来就成了朋友。”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职务，但不好开口，想用一点技术，又考虑不该对这个直爽人耍手腕，慢慢就会晓得了。我说：“到这之后，对你们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希望能不客气的指教。我知道我应当做些什么。”
他接过我的后一句话说：“那是以后的事情，不忙，先安下心来。”
天黑了，我们又随着那个年轻战士出了大门，走了两个胡同一道街，到了一个院子。门口有战士守卫，院里有老百姓。迎面是一个木制的楼房，墙是青砖砌的，不怎么好看。我被领进楼下一间屋子。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穿黑呢大衣，戴八角帽的人，进了屋子，样子很严肃地问我：“你知道项迺光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
“你是督察处督察长，少将？”
“上校。”
“老兄，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没想到有今天，也没想到到这儿来。”
“你把项迺光的下落写一下。”他右脚踏着土炕，左手拿着纸烟，歪着脑袋，很随便的样子。
“好吧。”
他走了，一会儿来人给我送来几张纸，在一盏不亮的电灯下，我写了两页与项迺光突围未果的经过。
躲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这么几个钟头接触了这么多的人，先一个说话那样和蔼，后一个简直是对我侮辱，两个人很不一样。我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那个战士来了，我问他有什么书看没有？他问要看什么书？我说：“共产主义常识的书。”他转身给我拿来一本《共产主义常识》，我打开一看，第一篇是列宁著的《论国家》，看不懂，看了两页放下了。
这时，楼上地板不住的响，是脚在地板上跺的声音，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唤，是给女人用刑吗？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半夜上刑别人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听到这些声音，想到我的将来，不禁毛骨悚然。翻来覆去，到天亮才睡去。早饭后昨天晚上穿大衣那个人又来了。他叫我写一份自传。我把8岁至今的经历写了十多页，交给了他。
午后1点，那个年轻战士来了，大家叫他小王。小王长得很老实，有20岁，腮帮上的肉很厚，眼睛不大，说话先笑。这样的人一望就不叫人担心。
他说：“请你去谈话。”
我跟他出了大门，在道上问他：“昨天跟我谈话的那位是不是科长？”
“那是朱副处长，今天还是他找你谈话。”
他是副处长呵，我对朱副处长的印象很好，我的思想是“可杀不可辱”，只要客客气气，不打不骂，枪毙了也没关系，千万别另遭罪，给我精神痛苦。
到了公安处，见了朱副处长。他问我昨天睡得好不好？我说没有睡好，心中有事。他说：“新到一个环境，再过几天就好了。”
“昨天晚上，那位穿黑大衣的干部叫我写项迺光的材料，我对他的下落实在不知道。今天早上叫我写自传，我倒写得比较完全。关于我应该做的，我一定自觉去做。因为我是自己来的，又不是你们抓来的，我何不争取主动呢？敬酒不喝，喝罚酒？那样的人，说句上海话，叫不识相。”
“你能这样做，我们欢迎。这样做对你自己有利，对人民有好处。你的问题，我们是了解的，你自己来了，那是最好的表现。”
“你们的工作我也了解，你们现在需要什么我也知道。我先坦白：在特务机关长春督察处当督察长时，由我指挥杀死的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四十多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罪恶。”
“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应该坦白。不过这些人已经死了，以后再写材料不迟，当前……”
“关于军统在长春潜伏的组织，埋在地下的电台，布置在哈尔滨的潜伏组，藏在督察处楼梯下的黄色炸_药，以及从长春到吉林的许多特务……这是当务之急。是不是？”
“对！应当马上检举。这些潜伏组织不挖出来，会出事情。你在这马上写！”
他叫人给我拿来几张纸，我检举如下：
一、长春站哈尔滨潜伏组，自1946年建立以来，直到长春解放的早上还通报。这个组组长姓蔡，是哈尔滨报话局的一个报务员，特务电台设在他朋友处，他朋友住在道外一个破烂市；
二、军统局北满电务支台，两部大型电台及几部十五瓦手摇机，埋在督察处院内东南角墙下；
三、长春站潜伏组长吴殷强，以粮米加工厂做掩护，该工厂设在长春市七马路路北，离韩国侨民会很近；
四、东北剿总第二处设在长春的潜伏组组长徐克成，该组设在长春市长江路水楼子隔壁；
五、督察处办公大楼的楼梯下，藏有一箱黄色炸_药；
六、随新七军到吉林的特务有：安震东（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以及张致温、孙国、王士廷、李雄飞等人，均在尉官解放团。
这个检举写完之后，按上指印，交给了那个战士。不一会儿朱副处长又来了，他说：“你们的人，有不少在这里，你大概还没见到，你回去就能见到了。”
“报告副处长，他们吃什么灶？”
“他们可能吃大灶。”
“他们既然吃大灶，我也不应该特殊，我请求吃大灶！”
“这是对你的照顾，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可以找曹同志。”
从公安处回我住的地方，我留意街的名字。我看见了牌子，我住的是通天街平安胡同，楼房是原来的新新旅馆。我对这些名字感到愉快，象征着我这个案子是通天的，上边知道；平安胡同预示我会平安无事，没有危险。我这是迷信吗？是迷信，但是有许多事应了验。
1946年2月14日在北平招考北平特警班学生。考完试出来，我走到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叫“鬼门关”，我心里很不痛快。没有几天，特务头子戴笠下了个条子，把我关起来，过了一次鬼门关。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最容易迷信，并以此来安慰自己。
我回到住处，昨天那位穿大衣的干部，见了我说：“你上楼住吧，你们的人也知道你来了。”他引我上了楼，在门外他就喊：“陈哲，你看看谁来了？”
呵，陈哲、杨绍林、邱明瑞、翟丕翕、杨钧，都来了！
“督察处来了几个科长了？”曹科长问。
“我是总务科科长，杨绍林是情报科科长，这回又来了督察长，越来人越多。”
“早晚都跑不了，早来好。”曹科长接着又说，“你们谈谈吧，看看吉林市还有谁？找找他们。”
曹科长走了，我们扯起来。自从突围失败便各自分散了，只十天的功夫，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奔波又在这会面了。他们说陈哲是自己到吉林警备司令部报到的，别的人都是一个找一个找来的，这叫连环套。
大家谈了一下项迺光的下落，谁也说不清楚。吃完晚饭，陈哲自己拉胡琴，唱青衣，大家还买了一些花生米、茶叶，等于开了一个小型茶会。十来天的改名换姓的生活结束了。这么一唱，精神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早晨起床，陈哲到我这个屋子与我谈了多时，他说：“这里是公安处的招待所，这里住的人，有公安处的干部和他们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还有捕来的几个可疑的人；剩下的十多个人都是军统，这里顶数你的官大。”
我问他曹科长在什么科？他说：“公安处处长叫陈波，副处长姓朱，治安科科长吕浩，是陈处长的爱人，曹科长是治安科副科长，在招待所负责。陈处长一定要找你谈话的。”
这一天7点钟刚过，曹科长叫我们几个人跟他到公安处去。还是我来那天的院子，不过进的屋子是西式的，屋子里有沙发，写字台，一个穿着古铜色旧呢上衣，背头，戴着近视镜，一只胳膊的干部站了起来，他笑着与我们打招呼。陈哲对我说：“这是陈处长！”
我给陈处长鞠了一躬，他叫坐下。我们八个人都坐在大沙发上，我坐的位置与陈处长的写字台很近。在陈处长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穿黑制服，可能她就是吕科长。桌上放着纸烟，战士给每人倒上茶，曹科长把烟递给大家吸，陈处长先对我说：“过去没到过吉林吗？”
“没有到过。”
“吉林不如长春热闹。”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人口多一些。”
陈处长转而对大家说：“你们来了不少天了，早就想和你们谈谈，一直没有功夫，今天咱们好好谈几个问题。我说话，大家能听懂吧？”
他的广东话接近北方话。我们回答：“能听懂！”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陈处长把本子打开，说：“今天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革_命问题；第二、现在的形势；第三、宽大政策；第四、义气问题与你们的出路。”从7点半讲到11点，问题讲得很透彻，关于宽大政策讲得更清楚，这个问题，我听得非常仔细，对宽大政策有了初步了解。谈到义气问题，他说：“义气是反动派很讲究的东西，对蒋介石应当讲义气吗？不论是朋友或同事，只要他反人民就与他一刀两断，不要因为义气而不肯与他划清界限。对人民要有义气，对反动派不应有义气……”
“关于你们的出路问题，应该靠拢人民，与反动派一刀两断。这个决心要下，要用行动表现出来，要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就有你们的出路。在我们队伍里也有从反动派来的人，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就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你们应当选择自己的出路，那就是靠拢人民……”
讲到11时，讲完了。我对宽大政策与出路这两项很注意，我心里明白，现在要检举特务立功赎罪。没有这个行动，不足以表达向人民靠拢。
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检举，他们说：“北满支台在督察处埋了两部大电台，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交待了。
关于检举，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谁也不会不关心。我为前天检举了一些潜伏组织，内心感到很踏实。
长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处把在押人犯都处理了。我只是在电话中听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说过此事，详细情况，我不了解。翟丕翕是当时的侦审室主任（即司法科长），我问他是怎么处理的？翟丕翕说：“10月17日那天，天刚亮，就知道六十军起义了。张国卿从家来到督察处，把陈牧（当时督察长）找来，命令先把文卷档案焚毁。侦审室与秘书室的电文档案多得很，烧得满院子是烟。烧完了这些东西，张国卿把陈牧、印匡时（主任秘书）、陈寿岚（督察主任）、我，一齐找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如何处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杀呀！’陈牧抢先说。
“‘杀就杀，杀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会泄漏。’
“‘都是些什么案件？’印匡时明知故问，他的意思不同意把这些刑事犯都杀了。
“‘都是些刑事犯，内中还有三名同志。一个是绥靖大队谍报十七组的组长张政，还有两个长春站的同志，因为工作情绪不好，临时送到咱们这禁闭的。’我这样说明，也不同意乱杀。
“‘一律杀！’张国卿火了，喊了起来。
“两个斗殴的，昨天叫他们打保，没有打好，这两个人也处理？”我又补充了这么几句。
“都杀，只把张政一个人释放，其余48个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开始行动！”
“于是由陈牧、陈寿岚集合督察室的人，开始从看守所提人。我在看守所门口，拿着人犯名册，喊一个提一个，由我过目，当时也不验明正身，不问三七二十一，反正都杀。人犯到了看守所门口，由督察室的督察把人犯架到后院土山下，一枪一个，不一会儿，把四十八个人都枪毙了。完结之后，用土掩埋在山下。这就是解放那天早上的大屠杀。当时，张国卿与陈牧杀人都红了眼，自己的那两个小同志年纪不大，因为请假到沈阳，他们组长呈报上来说他们情绪不安，就把他们送到督察处禁闭起来，以为押几天就可以释放，想不到把他们二人也一齐杀死了。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呀！我也是杀人者之一，从良心上说，如果杀共产党的人，我还没有意见，可是这些是刑事案件，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买卖银圆的，根本不应当押，更不该处死。”
翟丕翕把上边这段话说完，我又问他：“张国卿怎么跑的？”
“他把人杀完了之后，在督察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西四马路他的住处。他把呢子制服穿好，把少将领章肩章戴上，在家等着解放军进城，等了两个小时解放军没有来。他一想当俘虏不是好办法，于是又换上便衣，出了大门往对面的小胡同溜了。”
我又问陈牧、陈寿岚、印匡时他们都到哪去了？翟丕翕说：“有路条，都换上便衣逃走了。”
10月30日夜里陈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晚找你来，研究项迺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迺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项迺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迺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两人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迺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迺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迺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迺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了。”
“听说于浩在九台，这可靠吗？”
我说：“据翟丕翕说于浩是他的总务组组长，从不离项迺光的身旁，如果于浩真的在九台，那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接着陈处长站起来，拿了一张地图铺在写字台上仔细地看着。这时吕科长问我：“项迺光在长春都有什么亲友？”
“他有一个表姐，表姐夫在督察处充上尉人事科员，叫刘继皋。住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关系我不清楚。”
陈处长又坐下，问了一些项迺光的化装情况，就叫我回来了。我心想突围那天早上在兴安桥卡哨分手，项迺光不先进城，就是防备别人检举他的。他这一手现在说是做对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的下落，今天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一定检举他了。
我的心情很焦躁，家中也不通信。造谣社说：郑洞国带领三百官兵，在长春殉国。北平家中知道这个消息，一定担心我也在长春牺牲了。造谣社无中生有，造这谣将来如何自圆其说？送来的报纸说，沈阳蒋军也惊慌失措。如果国民党能占领许多地盘，还有许多军队，我就可以像被俘的长春市长赵君迈那样，用一个共产党干部换一个国民党的干部，赵君迈就是用人民作家金人换回来的，回来之后仍任长春市长。如果国民党节节失败，就换不成了。
这里还有长春兴安中学校校长胡松岳一家。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北平人，在这反省不错。曹科长叫他管招待所账目。他认出我是督察处的督察长。
我来到这儿的头一晚上，楼上发生的女人叫唤始终困扰着我。这天我上了楼进了胡松岳的屋子，朝他对门一看，那屋坐着一个女人。那屋正是那晚我的楼上。于是我问胡松岳：“那个女人是谁？”
“我老婆的娘家嫂子。”
“我来的那天晚上，楼上有一个女人叫唤，还有两脚跺地板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嫂子头痛，躺在床上叫唤，两个孩子在地板上乱蹦。”胡松岳的老婆这样解释。我笑了笑，看来我的神经太过敏了。
楼里那两个反省的干部举动很稳重，非常有修养。我们上街有人跟着，他们出入随便。我问胡松岳这两个干部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大概是不服从领导。”
这两个干部有一个姓邹的三十七八岁。有一天我到邹同志那屋，他正在整理一张表，我一眼便看出是长春督察处的人事系统表。他还整理这个？我特别想看这张表，我掏出纸烟，给他一支，他不要，我强给他，他接过去，没有火柴，他便下楼去找火。我赶紧挨近桌子，一看真是督察处的人事表，有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又名关锡九”。别人的人名，职务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的姓名、职务都对。另一页是长春站的人事表，只看见“项迺光”，邹同志就上楼了。我问他：“你还办公？”
“他们忙不过来，求我帮忙，给他们整理一下。”
关锡九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用的，以后到社会干事我发现“锡九”有许多人用，我就不用了，用我的号“关梦龄”代名，名、号一致。在反动派里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叫关梦龄，不知道叫关锡九。能知道我叫关锡九的，只有中学的同学。忽然我想起今年3月，一个叫陈尔立中学同学，从哈尔滨到长春，由在骑二旅当副团长的同学杨崇侠陪同到督察处去见我。他给我送了一条纸烟，说他由哈尔滨市来长春，计划到沈阳，求我给买一张飞机票。我给他办妥了。那时我很忙，也没顾得详细问他底细。可能他是共产党的地工人员，不然别人不会知道。这张表可以证明公安处知道我的情况不少。我回到房子里又生了疑问，这张表难道故意给我看的？表示公安处对于关梦龄什么都知道，连你的学名都知道，你要好好的交待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1月2日的早晨，起床后在院中散步，朱副处长满面笑容地走到我的跟前，说：“老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沈阳解放了！”
“啊，沈阳解放了！”我重复着朱副处长的话。这与我有什么好处？沈阳解放能把我释放了吗？不见得。同时心里也很宽慰，幸亏我没往沈阳跑，否则还得往北平跑，万一跑不了被抓着更麻烦。沈阳解放，东北解放，华北早晚也得解放，这是兵败如山倒哇！卫立煌守不住东北，傅作义也难守得住华北。这样一来，东北、华北和西北完全解放，蒋家天下去了一半，再从共产党手里拿回来不容易了。在目前情况下争取活命就是我最大的幸运，蒋介石是指望不上了。我忙说：“好极了，早解放一天，沈阳老百姓少受一些痛苦。”马上我又对朱副处长说，“不是说‘找人’吗？怎么找？时间太长了，恐怕找不到，越快越好。”
“好，这件事，马上就办！”
“找人”(1)
第二天吃完早饭，曹科长对我们说：“今天都出去‘找人’！”
我问：“怎么个找法？”
曹科长说：“这种工作，你还不明白？”
我说：“当场逮捕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把他的地点记下来以后再去捕；再一种是把他领到一个地方去捕；还有第四种方法……”
“咱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先把他的地点记下来再说。”
我们出去四个组。我一个人一组，由曹科长，还有一个郝同志跟着。杨绍林、翟丕翕、陈哲、邱明瑞、杨钧分了三个组。他们也由公安处的干部跟着。
我们徒步走在街上，往人多的地方去。表面上看我是一个人走路，曹科长走在我的前面，后面跟着郝同志。一到大马路就遇到了国防部新闻局长春通讯处的杜主任，他问我在哪住？我说在一个朋友家，他说：“少在大街上走啊，有人问你哪！”
“没关系，敢在大街上走的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人不敢在大街上走，我这是利用这种心理兜兜风。你在哪儿住？”
“我在××胡同一个朋友家，预备三两天就走，此非久居之地。”
我把地点告诉了郝同志，他记了下来。拐一个弯又遇见一个穿灰呢大衣的人，见面就拉手，我不认识他，他小声说：“督察长，你还在这优哉游哉呢，有人说你被抓到公安处去了。”
“我怎么把你的台甫忘了？”
“我叫宋至诚，吉林铁路党部主任秘书，在长春，马绍周结婚时，咱们不是见过吗？”
“对，我想起来了！宋主任，您什么时候到了吉林？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消息。沈阳一解放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您住的地方方便吗？”
“那个地方不可靠，一两天我要迁移一下。”
“我在××胡同××号住，到我那住几天也可以，那是我的至好朋友。”
“看吧，如果实在没办法再去麻烦您。”
分手之后，郝同志又把地址记下，郝同志看着我发笑。
忽然迎头遇见柏经纬，他穿着一套黑棉袄裤，他是军统局北平特警班毕业学生。我在那个班当过总务科长，给他们讲过课，在长春一向叫我关老师。他是长春警察局保警大队长。他一看就我一个人，便马上走过来，又往前后看了一下，笑着对我说：“我以为您化装逃走了呢，怎么还没走？”
“我逛逛吉林，吉林的白肉血肠挺好吃，吃完了再走。这回不逛逛吉林，以后不一定有机会了。”
“老师，您的胆子真不小呀。”
“你一个人来的吗？你太太来了没有？”
“我的岳母也来了，三个人都来了，我岳母在那呢。”他往后一指，有一个不到40岁的中年妇女在路旁等着他。
“你想怎么办呢？”
“我想到王家善的部队，我与他还有一点关系。”
“什么时候去呀？”
“今晚上就去。”他很小声地说了这句话。
我说：“我住在一个朋友家中，你若是愿意去，住几天没关系，日子多了，当然不行，你们在哪住呢？”
“一个小买卖的后院，××街××号，找一个姓王，啊，不姓王，姓梁的。找到他就能找到我。”
我一看，他这个地点不对，也没说清是姓梁还是姓王，说出来又改嘴。在老师面前卖弄特务技术，这个小子挺狡猾。他未入特务训练班之前在伪满当情报参谋，对于日本特务那一套手段他不外行。今天看出来他对我有戒心。需马上逮捕！不然找不着了。于是我对他说：“我要走了，在北平见吧，到我家过新年。”
“谢谢老师！”
他一转身，我回头告诉郝同志马上抓，他要跑。郝同志马上撵上他，我与曹科长跟在后面，我对曹科长说：“警察局大特务立刻抓！不然，飞了。”郝同志身体有劲，强拉硬扯把他逮住了，一边走一边说：“找你谈一谈就回来。”
他的岳母上来了，很不满意郝同志：“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拉拉扯扯的。他不走，你强迫他走，一点也不讲理！”
这时候，柏经纬明白过来了。一个特务这点事还能不明白吗？他说：“好，我跟你们去，不要这样，不好看。”
郝同志与柏经纬并肩走，我对曹科长说：“给他们俩雇一辆马车。”曹科长马上叫了一辆马车。回到了招待所，一进院，柏经纬便对我笑：“老师，您对我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您叫我来，我不会不来。”
我没理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公安处曹科长。”接着我把柏经纬的反动职务说了一遍。
“是关梦龄的官大呀？还是你的官大呀？”曹科长问柏经纬。
“当然是他的官大，在长春工作时我还听他调遣呢。”
“既然关梦龄的官大，他在这都不害怕，你怕什么？官大的没事，官小的倒有事？你不要恐惧，不要胡思乱想，他没事你来也没事，他能立功，你不也一样能立功。”
柏经纬两眼一转，想出来个办法：“科长，他能立功，我也能立功，长春警察局的职员，没有不认识我的，各分局长、各科长，听说到吉林的不少，我一定能找出来几个。现在咱们就找去！听说二分局局长张宝田在解放团，先把他找来。”
“能找来吗？”曹科长问他。
“能找来，去晚了可不保险。”
这时我出屋，站在院子里，用眼睛把郝同志调了出来，我告诉他：“可不能听他的，真的要去找人，一两个人跟不住他，可别闹个鸡飞蛋打。”
“没关系，跑不了。”
吃完饭大家都回来了，还从街上带回来一些吃的。这一天很有收获。陈哲说：“‘找人’立功，谁也赛不过老关。”
“听说老关‘找人’的办法好，行呵，这就是立功赎罪呀！”石同志在旁边这样鼓励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听郝同志回来讲的。”
翟丕翕等人也找来了两个人，是谍报队的，地位低。
第二天起床后，曹科长对我说：“柏经纬那个小子跑了，真是鸡飞蛋打了！”
我没有说什么，心里话抓到手的特务又叫跑了，这么办案子浪费人力与物力。
11月4日又出去“找人”，我与郝同志到大街上转，遇见的军统特务都留下了地点。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对郝同志说：“咱们回去吃饭已来不及了，在街上吃吧，我也馋了，咱们今天改善生活。”
“回去吃吧，家里会给留饭的。”
“不，不，不用回去吃！”我感到郝同志有些为难，又问，“郝同志，在外边吃一顿饭，是不是犯错误？如果犯错误，那就算了。”
“倒是不犯错误，不过……”
边说边到一个小饭馆子，我把郝同志拉进去。我从来不会喝酒，我问郝同志喝酒不？他摇头，问他吃什么？他也摇头，我告诉饭馆的茶房：“来四十个蒸饺，一个糖醋鱼，一个木须肉，一个随便什么汤都可以。”
郝同志说吃不了，我说能吃了。吃完饭给完钱，又给了一些小费。出了饭馆到街上我对郝同志说：“咱们这是吃便饭，也不是吃席，算不了什么，回去你不用向曹科长说。”
他没有吱声，我又买了几盒纸烟，就回来了。
回到招待所，胡松岳对我说：“沈阳解放，社会上展开劳军，我们是不是也要响应一下？”
“好啊！我们应该响应。”
晚上，大家都谈论劳军的事，胡松岳先捐200片沙发代津（贵重的美国药），还有20块银圆，他老婆捐了5万元东北流通券。我们这些军统特务也开始捐，都是几万元钱，杨成荣对我说：“我捐不捐？”
“你算了，我捐一块怀表。”
“那块表太好了！”
“一块表算什么？生命都不保了！这些身外之物留它何用。现在只要能表示出我们对人民热爱，捐什么都可以。”
这块怀表是我二老婆的父亲在第一次见面时给我的，一块银色瑞士怀表，带一条白色细钢链。价钱相当贵，我很爱惜它。这一次我捐出来了，我在捐献簿上写道：捐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
这块表捐出后，胡松岳在背后说：“他捐怀表，还不是贪污来的？”听这句话我非常难过，心想，贪污来的也是我的，我不捐也没有人强迫，说这种怪话，不应该。过了几天，《吉林日报》刊登出来，公安处劳军名单，第一个是关梦龄先生，捐瑞士怀表一块，捐献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其他人列在其后。
要老实做人(1)
有一天，曹科长与我闲谈，谈到生活，他说：“如果要改善生活，可以买点肉回来吃，不要到饭馆子，太浪费。”
我的脸红了。
他又说：“我们的同志有什么事都要向组织汇报的，你叫他不说，他也要说。这一点与你们阳奉阴违那一套不一样，我顺便对你提一下。”
“好，好，科长这样批评我对我有好处。”
11月5日，吉林全市举行庆祝沈阳解放大会，曹科长也叫我们参加，并且在会上“找人”。晚饭后，小王同志和郝同志来了。小王同志今天没有背枪，一见面就笑，他说话是关内冀东的口音，不过20岁，非常纯洁。我们三个人一出大门，就找了辆马车。上车之前小王买了一斤榛子，他说：“关同志爱吃榛子，吃吧！”
我边吃榛子边想，共产党的人都像王同志这样，要我的心我也不会犹豫。他这是领我到会场，今天就是领我到法场，我也不会跑。
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大会场。我们下了车，在会场人多的地方乱钻。不一会儿遇到了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特务，叫李之龙。接着又遇见了五六个从长春到吉林的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如法炮制，都将地址套出来告诉给郝同志。会场里有不少穿美国服装的投降军官，有的认识，与我说了话；有的不认识，互相看看，彼此知道都是长春来的。队伍像潮水一样涌向会场，有五六万人。还有秧歌队，不是东北原来的老式秧歌，是新秧歌，前走两步，后退一步，不好看。有一个人化装成蒋介石，另一个化装成宋美龄，样子很难看。心想，这是恶作剧没有意思。许多东西看着生硬，不自然，也就不生兴趣了。
回来的路上，碰见了老高家一家人。除了高心鲁到长春去了，全家都来开大会。高心鲁的父亲高铁峰是我的义父，在长春时我经常上他家吃饭。六月份他们全家迁到吉林，合股开了一个杂货铺。高老太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把我手拉过去说：“你们那是什么地方？好不好？不吸烟行吗？（指吸食鸦片）手中有钱吗？每天都吃什么……”
一系列的问话，我都做了回答。
小王与郝同志在很远的地方谈天。
他们马上就要全家回长春，我说：“我没有行李，想法给我送套旧铺盖，不要好的，送到通天街平安胡同一号，交给曹科长。”
谈了有20分钟才分手，现在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替我担心。
11月6日郝同志领我到尉官解放团，士兵解放团等处去“找人”。北大营有铁丝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到吉林第一天夜里住的地方。我们挨着屋走，各屋子都是一铺一铺的大土炕，炕上有席子，有的炕上睡着人。看样子都是士兵。我遇见了几个宪兵，穿着整齐的制服，比较起来宪兵倒是挺精神，被俘或投降仍然这样整齐，不容易。他们见我，都站起来给我敬礼，我问道：“你们王队长来吉林没有？”
“不知道，没有看见。”
“你们的那些‘自来得’都缴了吗？”
“都缴给人民政府了。”
“你们就来了这么几个吗？”
“来了十多个，其他的都不知跑到哪去了。”
离开北大营又到我住过的解放团。只见院子里扔着乱纸、垃圾、烟头、棒子皮、花生壳，很不像样子。怎么不扫一扫呢？我先进到我原来住过的屋子，想看看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见着。各屋子有赌牌九的，有掷骰子的，有唱戏的，有睡觉的。从解放团的各宿舍可以看出国民党的这些军官，不但做军官不够格，就是做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也不够格，没有一点公共道德，这样的军官训练出来的士兵怎么能打仗呢？早在我离开的时候就有人把窗户框拆下来当柴禾炖肉，今天再一看，有的屋子连门都没有了，这等于破坏了一个小学校，将来怎么复课？中央军走到哪破坏到哪。我们自己都看不下去，又何况解放区的人民呢？
“这些人不好改造。”我对郝同志说。
“好改造，将来一学习，订下制度就好了。”
“他们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卖光，钱花完就老实了。腰中有钱他们睡不着觉。”
在街上逛了逛就回到了招待所。曹科长叫我把在解放团看见的那些特务姓名和职务写一写。写完我交给了他。
一个晚上我与大家聊天，曹科长告诉我：“有一个姓周的老太太给你送来一床被子，一个褥子和一个枕头，另外还有20万元钱，东西放下就走了。”
曹科长问我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他是我义父家的佣人。我心想，她害怕这个地方，不敢久留，放下东西就走，连一个收条都没要。老高家对我还不坏。
杨成荣从腰里拿出10万元钱给我，我问他这是哪里来的？他说：“咱们从长春出来的时候不是带了一套便衣吗？我看咱们也不跑了，用不着了，我把它卖了，卖了12万元。我花两万元钱买了一个尿盆，晚上你就不用下楼小便了。这10万元给你做零用。”
“你拿着吧，我身上还有钱。”
“快要过冬了，如果住这样的屋子这套薄被小褥子也不行呀，可惜长春那么些缎子被、细绒毯子、皮大衣……都扔了。您看，老高家送来的这条被子像什么？”
“咳，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就算了。现在说现在的，人生就像走路一样，什么大路、小路、拐弯抹角的路都能走。这不算稀奇！”
我感到一个人说一些不是自己要说的话最苦恼。解放前我在特务机关——陕西缉私处当视察。到各县去视察，遇到一些地方绅士请吃饭，在宴会上说的那些应酬的辞令至今想起还令人生厌。现在呢？虽然共产党解放区的许多事没看见，不知道，但在说话中也得歌功颂德，说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得不可比拟：解放区的人民丰衣足食，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持，八路军的战士纪律严明……每天都有人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可是所接触的就是曹科长和几个干部。好像不这样说不拥护共产党似的。事实上都是应酬辞令。有一天和朱副处长谈话，他问我：“解放区有什么好的地方？”
“我看哪样都好，尤其是老百姓能够吃饱穿暖。”
我具体说不上什么好，只能说哪样都好。可是吉林有妓馆这也好吗？也有小偷、盗窃、乞丐……到解放区有半个多月，到街上也走了几次，开大会我也参加了，没有看出解放区特别优越的地方。只是解放军作战好我承认，不然不能把国民党军队打垮，这一点我没有怀疑。
11月9日，发下一种表格叫我们填，这是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原籍、何时报到、何时被捕、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与意见？另外还有9个问题，叫我们按个人实际情况填写，不要虚假，这9个问题是：
1. 长春解放以前你是怎样的想法？
2. 长春解放的早上又是怎样的想法？
3. 突围没有突出去是怎样想的？
4. 没到吉林是怎样想的？
5. 到了吉林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6. 没到这之前是怎样想的？
7. 到这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8. 对自己的将来是怎样考虑的？
9. 现在你又是怎样考虑的？
我一看这个表是印制的，是所有在这反省的人填的，不是专为我们几个人单印的，但是这九道问题是用钢笔写在纸上的，是特别为我们几个人拟的。上面的突围问题只适用我们几个人，连陈哲都不适合。这张表引起了我许多猜疑，我们的问题要处理了吗？看这个情形还不是处死，如果要处死还用写这些吗？
我开始填表，在“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这一栏，我填“以特反特”；在“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栏，我填“我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政府对我应依法严惩”；在“你对政府还有什么要求与意见”这一栏，我填“希望迅速处理”……
这9道题，我认为是陈处长要研究我们这些特务的心理而拟的。
我想探听探听处理我们的消息。我和翟丕翕研究了一下，我说：“不经过司法手续能处理吗？”翟丕翕认为不经过司法机关开斗争大会照样可以杀人。他这一说增加了我的思想负担。这几天朱副处长也不找谈话了，陈处长更不理了，于是我又去找在这反省的邹同志谈天。我问他：“你看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要处理了？最近叫我们填表，还要回答九个问题。”
“我不大清楚，不过我看你们还应当学习一个阶段。”我问他怎样才能改造的好？从哪儿下手？他说：“依我自己参加革_命这么久的经验来看，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老实做人。在旧社会老实吃亏，受欺负，在新社会老实是受欢迎的。一切问题，一切思想都要老老实实地交待，不要一丝一毫的埋伏。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邹同志诚恳的态度很感人，我看这个共产党人很好，他怎么也会犯错误呢？可能在共产党里工作也是不容易的事。
11月11日下午，曹科长到楼上宣布：“你们不是要求回长春立功赎罪吗？明天就回去，今晚你们准备一下！”
我问曹科长都是哪几个人回长春？他说有陈哲、杨绍林、杨成荣、杨钧、邱明瑞、翟丕翕、长春站一个司书和我。
曹科长对我说：“回长春不要有顾虑，本来想不叫杨成荣跟你去，在这给他找工作，可是怕你有另外的想法，所以还是叫他跟你去。”
吃完晚饭曹科长把我叫到院中，那儿还有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人，有二十六七岁。曹科长对我说：“老关，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朱同志，就由他送你们回长春。”
朱同志给我敬了个礼，伸手与我握手，笑着说：“关同志，今夜我来接你们，咱们坐天亮3点钟那班火车回长春。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关同志多提意见。”
“不用客气，请朱同志多多关照。”我这样说。
又说了几句话，曹科长与朱同志便走了。
我上楼之后，石同志听说我们回长春，说：“长春公安局局长于方初那个人很好，我们是老搭档。到长春你们争取有条件，要好好争取，革_命这方面也需要人哪。”
我一听说他认识于局长，我赶紧说：“石同志，你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好不好？把我的情况介绍一下，求他对我关照关照，不然他不了解我。”
“不用写信，你的情况这里会介绍去的。到那儿也和在这儿一样，争取在自己。”
共产党人不讲人情，一封介绍信都不肯写，一般应酬，有什么重要？真固执。
回到屋子，八个人都聚拢来了。他们的脸显出紧张的表情。我说：“咱们买点东西吃，买点烧饼、酱肉、花生。”翟丕翕抢着说：“再买半斤酒。”不一会儿都买来了，大家吃了起来。我心中犯嘀咕，他们心中也不安。我对杨成荣说：“曹科长要把你留下，在这给你找工作，我看你今夜就没有必要再跟我去长春了。回头我对曹科长说一说。”
“我留在这干什么？我还是跟你一块走。”
空气很严肃，每个人都认为今天晚上要发生什么不幸事件。邱明瑞先说：“我看今天夜里是凶多吉少。”
“也没有3点钟到长春的火车呀？”
“唉，知道是假话你还能怎样？在人家的势力范围之中，你不服？”
“过去咱们在长春都是晚上杀人家，现在人家就不能晚上杀咱们？”翟丕翕这样一说，我也害怕了。可是我还故作镇静地说：“没有关系，不要庸人自扰。曹科长方才对我说，叫咱们不要有顾虑。”
“曹科长那样说，你就相信？他不那样说又怎样说？我看今天晚上就是一关，不好过。”
“我看不动手也是死，动手也是死，我到时候要动手。动手还能撞个侥幸，不动手就干等死！”邱明瑞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事。
1948年6月3日，督察处决定秘密杀害14个“政治犯”。晚上8点半钟，由我率领十多人，把这些“政治犯”从看守所提出来，问明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之后，便两手后绑，用黑布蒙上眼睛，嘴里塞进棉花，然后装上汽车，拉到南岭。到了南岭把这14个人一块架下汽车，在事先挖好的大坑边上，开始用枪杀害。枪声一响，那些未被射中的人知道不好，可能认为等着也是死，如果往外跑一下，侥幸冲出去，还可能活命。于是有一个人猛然间抬腿就跑，他虽然未带脚镣，但是两手后绑，眼睛又被蒙上，天又黑，路又不平，没跑多远就被撵上抓了回来。当即“砰”地一枪，把他击毙了。跑与不跑都是死。
于是我说：“老邱这种作法我不赞成，要处死你，人家就没有相应的准备吗？还能叫你动手？”
“准备也不一定准备得那么好，有机会就干，人急跳墙！”翟丕翕气愤地说。
“我在吉林呆了好几年，从这里到车站这条路我熟悉。如果不是往车站去，那就是糟了。”杨钧从旁说。
“不管怎样，一看情形不对就得动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杨绍林的决心很大。
“我认为绝不会有意外，咱们不要这样胡搞。如果真正无事，我们搞出事来，作了无谓的牺牲，那可是冤哉枉也。”我知道干特务的人行动野蛮，性情粗鲁，很容易滋生事端。
“不会无事，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是邱明瑞与翟丕翕二人的一致看法。看来他们二人是今天晚上的危险分子。
陈哲、杨成荣和长春站那个司书都没说话，在那吃花生，但很注意我的态度。我想，今晚共产党是不是杀我们，我的心里也没有底。也可能杀我们，不过杨成荣不应该杀呵，他不是军统特务。可我又一想，过去我们杀人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抓着与八路有关系的人都杀。杨成荣当过谍报队组长，又是我的勤务兵，还不该杀吗？我又一想不会杀我们，因为我们还能主动赎罪，况且在招待所住这么些天，也看不出来要杀我们的迹象——我的思想是：如果真要杀我们，我们也不要动手，命该如此，动手也无济于事。我们今夜有8个人，如果要杀我们就不能来8个人，而来30人或20人。这些常识谁不知道，又何况我们是些军统特务呢？而这八个人中我是头，将来闹出事来，人家还不找我算帐？一定说是我指使的，绝不能说杨成荣指使的。这一点我心中犯嘀咕，所以我唯恐出事。
我很后悔，不该给他们买酒喝。于是我装着到门外吐痰，看一看门外有没有人，幸好没有人。我们就各自回屋休息了。
在迷迷糊糊的梦中，杨成荣把我叫醒，说要上车站。我起来之后擦了把脸，大家把东西收拾好，往外搬。
我下了楼到曹科长那屋，他还在床上睡觉，我告诉他要走了，他也没有起来，只是说了一句：“好了，到长春好好争取吧。”
我们几个人跟朱同志走到门外，一看不是汽车，是一个胶轮大车。车旁边有六个带枪的武装战士。朱同志叫我们上车，我叫他们七个人先上，而后我才上去。我坐在车后边。战士前边坐三个，后边坐三个，朱同志挨着我坐。我没有看见邱明瑞和翟丕翕的表情。车一动，朱同志拿出一盒烟给大家吸，因为才两点钟，还很冷，我把脑袋缩到大衣领子里，心里希望赶快到车站，可别到另外的地方。千万不要出事呀。我吸完了一支烟接着又吸另一支，我对翟丕翕说：“丕翕你冷不冷？你若冷，我把大衣给你穿？”
“不冷，我的棉袄挺厚。”
“穿我这个皮大衣吧！”朱同志从身上把一件羊皮大衣脱下来，交给了翟丕翕。翟丕翕坚决不要，朱同志一定要他穿，我说：“朱同志叫你穿就穿吧，不用客气。”
我对翟丕翕说话的意思是试探一下他的情绪，听一听他的话声是不是很紧张。想法子打破这紧张的局面，故而利用了大衣的题目。想不到朱同志真的把大衣脱下来给了翟丕翕。这样一来我心中安定了，这是上车站，绝不是枪毙我们。真的要枪毙，还怕冻着？由这一点，我问杨钧：“杨钧，咱们上车站的路对不对？”
“对，对，就是这条路。”
朱同志问：“你们谁在吉林住过？”由这就开始聊起天来，不但不紧张，也不感到寂寞了。胶轮大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火车站。我心想：“谢天谢地，平安到达。”
注：
① 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建于1946年初，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中将，1949年被俘，1975年特赦，现全国政协委员）为强化东北及长春地区的反_共力量，巩固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扼制共产党力量在“北满”的扩展，签呈陈诚，而建立的特务机关。
督察处对外由第一兵团司令部，长春警备司令部领导，对内由保密局沈阳督导室和保密局长春站操纵，因此亦称保密局长春督察处。
长春督察处下设秘书室、督察室、侦审室、第一科（情报科）、第二科（总务科）。
督察室为督察处的核心科室，外勤活动的指挥部门。督察处的大量活动均由该室执行，如搜集情报、侦察跟踪、检查搜捕以及行刑等。该室编制上校督察长一人，中校督察主任一人，督察员数人，以及遍布各个角落的巡查队，哨卡，检查所及警卫分队。上校陈毓 、李冷、关梦龄、陈牧先后充任督察长。
该书涉及督察处的人物，除督察长关梦龄外，有安震东（少将，第二任督察处长，后充任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解放后处决），张国卿（少将，第三任督察处长，解放前夕逃往台湾），陈牧（上校，先任督察处侦审主任，后任督察长，解放后处决），陈寿岚（中校督察主任，解放后处决），印匡时（上校秘书主任，解放后处决），郭子襄（少校督察员）、翟丕翕（中校侦审主任）、杨绍林（中校情报科长）、董顺球（中校情报科长）均被处决；陈哲（中校总务科长，捕后释放）。
② 保密局长春站：建于1946年3月，原称军统北满站，戴笠死后，改称保密局长春站。长春站是军统在“北满”的特务核心，军统在“北满”的各特务组织以长春站为轴进行特务活动，督察处亦在其中。长春站对督察处的领导是全面的，同时又是原则的，督察处既在长春站领导之下，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个特务组织在蒋管区大肆镇压革_命者和人民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在解放区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派遣特务，设置潜伏小组，搜集情报，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第二章 该杀当死
被服线与纸条儿(1)
火车走得很慢，下午4点才到长春。天已冷了，行人很少。有一些穿美国军服的人在街上若无其事地走着，可能是六十军的起义人员。“四五六”饭馆开张了，但是还有不少的商号没有恢复营业，显得有些萧条。我看到有些建筑挂着红旗，今天是11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也许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吧。
卡车把我们拉进长春警察局。只有20多天哪，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心里十分难过。
我们被领到一座又破又小的红楼里。这个小楼靠大街，没有围墙，街上的行人看得很清楚。楼上的窗户门都没有了，几个木匠正在修理。
天快黑了，一个战士提了一桶苞米粥，一桶白菜炖土豆。他把我们领到一个铺地板的屋子。那屋的窗户玻璃破了几块，地板上铺了一个破席子，墙上还有日本式的壁橱。我吃了一碗饭、半碗菜，便放下不吃了。到9点钟，我们大家就躺在地板上入睡了。我睡在墙壁上的橱柜里。大家谁也不愿意说话，内心都在考虑自己的问题。到这儿怎么办？第二天我被领到一个小弄堂里的空屋子，屋内有一个讲坛，二尺来高，木头做的，可以当床也可以当凳子。一个徒手的战士在这个小弄堂里来回走着。我往对门的小屋子一看，原来是尚传道，长春市长。他穿了一件蓝色棉袍，拿着一厚本书在那看着。他见到我马上打招呼。我对战士说：“纸烟没有了，请给我买几盒烟。”尚传道闻声便给我送过来一盒纸烟，一盒火柴。我问尚传道还有谁来了，他说：“王焕斌（吉林教育厅厅长）在我隔壁，岳希文（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在你的隔壁，我斜对门的那位是警察局的，不认识。”
我把门打开，假作吐痰的样子，往门外一走，往左一看，看见了警察局的那个人，是左炎，警察局督察处调查股股长，我的学生。我回到屋子仔细一想，这个弄堂里的几个人，是长春各机关的典型，尚传道是政府领导，岳希文是国民党干部，王焕斌是三青团吉林负责人之一，我是军统特务的主要分子，都是反动派的主要人物，很危险。把我与那七个人隔开，说明我比他们更重要。
晚上我这屋没有灯，只从门玻璃射进一些走廊的电灯光。我在屋内往来地踱着。7点钟来了一个战士，把我的行李、毯子一齐抱走，什么也没有讲。这是干什么？过了20分钟又给我送回来，并叫我跟他走。走进一个屋子进行登记，姓名、年龄、籍贯等。这时过来一个红脸膛的人，有三四十岁，满脸皱纹。他叫我脱衣服检查，并把我皮鞋上的带子，扎裤子的皮带都留下了。我明白了，这是看守所。昨天想到长春住什么招待所都成泡影，现在我是一个犯人了。
我住的这个屋子是洋灰地，地下有个大窟窿。我往下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团被服线，我拿出来一条，有一丈多长，有用，保留起来，我把被服线偷偷放在饭包里了。
过了不久，尚传道、岳希文、王焕斌和我搬到了小红楼。我被指定住一个小屋子，屋里放着一个木架子，上边有个草垫子，日本人叫“他她蜜”，是我的床。我往四周一看，墙上有个小洞，我赶紧把藏在裤兜的被服线取出来，塞进了这个小洞。
起床，睡觉没人管，第二天早上到吃饭的时候才起来。不洗脸，也不洗手，下床就盛饭，是很稀的高粱米粥。汤多米少，一碗豆腐渣吃不饱。我看王焕斌他们也吃这样的饭。他们吃饭时都要求盛饭的战士：“给我一点干的。”战士回答：“都一样，没有干的。”
一天午后，我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进来一个挎手枪的战士，他叫我起床。我随他出了小红楼，过了办公大楼，进了局长室。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40岁的干部，脸有些苍白，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这个人很沉稳，看了看我，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的。”
“从吉林到这多少天了？”
“12日到的，有半个月了。”
这位是什么人？我要明白一下，不然说话不方便。与中级干部谈话是一种方式，与高级干部谈话又是一种方式。
“我可以知道您的职务吗？”
“我是公安局的秘书长，今天我代表局方与你谈话。”
“那好极了，我一定好好回答。”
“咱们这不是审讯，随便谈谈。”
没有题目，他问了许多特务内幕，又把宽大政策给我讲了一下，说着随手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本旧的文件，他打开之后，对我说：“这是我们学习的文件，你看……”
我走过去，他用手指着划了红道的词句对我说：“这就是对待反革_命分子宽大政策的具体实施……”我按着他的手指一行一行的往下看去，后面还有对叛徒的宽大，凡是有悔改的表现，均不处死。无论什么犯人，一律不准用刑讯、逼供、拷打等。
“我们的这些政策从上而下，任何人都要遵守的，不准任何人违犯。因此你要相信宽大政策，好好坦白。坦白从宽，否则就不好办了。”谈到在吉林的情形，他说：“我看到你填的表，‘以特反特’，这是你的看法，我们人民就可以反特，不用‘以特反特’。不过你有这种心情还是好的。听说你在吉林协助政府‘找’了不少人，这种表现在长春还要发扬。”
接着他又问戴笠的一些情况，我说了许多，最后我说：“将来有时间，我把戴笠的事写一本小册子。”
谈话结束时他鼓励我好好争取，告诉我：“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只要能积极争取，罪大并不妨碍你前进。好吧，以后有事找李副科长谈，找我谈话也可以。”
他告诉勤务员把我送到李副科长处，我随之出来了。我问勤务员这个秘书长姓什么？他告诉我：“姓龚。”
回到小红楼监房，感到同龚秘书长谈话很痛快，对宽大政策有了一点底儿。人在失意或在倒霉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句同情的话，关照的话，都是雪里送炭。当一个人成了犯人，有人对他和蔼一些，客气一些，他都受之有愧，感到特别的温暖而备受感动。
我要求看守所给我买纸烟、花生米、咸菜，下午都买来了。是那位张看守长亲自送来的。这位看守长老是板着面孔，从没有一点笑容。他对犯人毫不客气，犯人都怕他。他把东西往屋里一放，一句话不说就走，什么“辛苦了，谢谢。”这套话他听都不听。以后我也不说这些客套话了。
与看守的战士在夜里聊天。他们知道我们这几个住单人号的是职位比较高的，因此他们对我们比较客气。我问他每天吃什么？
“也是高粱米粥。长春一解放，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为了救济难民，粮食不够吃。我们也吃稀的，与你们一样。”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不仅仅是犯人喝稀米汤，军队也是如此！这可与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八路军这样做可以说是与人民共甘苦。既然如此，我喝米汤也是应该的。
一天上午，我发现窗前有一个纸条子被风吹得飘荡起来，这个纸条子上有“小心……”字样，我一想，大概是我案情重要，因此在我这屋的窗子前面贴着“小心看守”，以提醒看守对我注意，以免逃跑或发生意外。我趁着看守不在问隔壁的左炎：“你窗前有纸条没有？”
“没有，屋里看不见，窗户前面不准去。”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想了半天，安慰道：“告诉看守注意你，并非是坏事，你不要过分的瞎想。”接着他又告诉我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也来了，“你见到没有？也在这个楼上住。你知道不知道，他的小老婆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在解放前五天，袁家佩亲自送她出卡哨，说是去沈阳。到了卡哨，卡哨长韩伯敏不准他的汽车出去，听说后来给你打了电话，你叫韩伯敏放他的汽车出去。周小姐一出卡哨就回到了解放区。五天以后长春解放，袁家佩在公馆里坐着，打电话给八路军，自报家门，要八路军抓他。于是这里派人把他接来了。袁家佩到这儿已经日子不少了。”
我问：“袁家佩知道不知道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
“是后来知道的，因为他的许多重要文件都被她拿走了。”
“周小姐工作搞得好哇，我与袁家佩住得很近，每次开舞会，袁家佩都是一个人来，他的太太从不露面。我当时有所怀疑，问袁家佩，他说内人身体不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周小姐是什么模样。”
左炎告诉我警察局一分局局长李海涛、二分局局长张宝田、三分局局长马衡、四分局局长杨双贵等人都来了。马衡现在公安局的感化所，那里比这自由，人比这里多。
我们楼下还有许多监号，押的人比楼上的多。楼下的犯人在院子里放便，楼上的岗也随即撤到楼下。我站在床上，一个一个地数，有60多人。有中统长春区秘书刘芸峰、军统长春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警察局外事科长孟益龄等。有一次我到前面办公大楼谈话，遇到他们晚饭后放便。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就都知道我来了。不管看守所的纪律有多严，犯人照样串供。
前面还有一个圆楼监房，这个监房是日伪时期建筑的。有楼上楼下，各屋没有窗户门，一律是铁栏杆。一个看守站在圆楼中间的台子上，楼上楼下的犯人一览无余。现在楼上押的是反革_命犯，楼下押的是刑事犯。刑事犯不多。
少一个负担，多一个顾虑(1)
人民政府发表了一批战犯的名单，从蒋介石开始共43名。接着北平解放。我的家不知怎么样？大老婆、二老婆、父母及孩子是不是因为我要受很多牵连？我的心很挂念，自己又不能要求写信，只好默默地祝祷父母二位老大人身体健康，在梦中相见吧。
在小便所里遇见袁家佩，他的腿有风湿病，我问他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咱们都是小战犯哪，不好办呀！”
我摇摇头，不同意他这种说法。
他说：“你不信，将来看吧。”
我看袁家佩很悲观，身体又弱，最近能释放还没有问题，日子多了，危险。
没有几天，岳希文迁到楼下与一般反革_命住在一块了。不是优待吗？怎么又不优待了？王焕斌因为家中有支手枪没有交待，他老婆交待出来了，认为他不老实，也不优待了。把他押在我右侧的普通号。他那屋有督察处的后任情报科科长董顺球、中统局松北工作队副队长陈一鸣、督察处情报科科员郑鑫，我与他们只隔一间便所，这便所只有我去小便，别人不去。岳希文下楼，袁家佩顶了他的缺。我们这一侧的次序是：袁家佩、左炎、我，小便间，王焕斌，最后一个屋子也是普通号，押的是王心一，他是军统外围分子，长春香烟厂厂长，还有其他几个人。
12月1日早晨开饭的时候，我照例把门推开，把饭碗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一个战士提了一桶稀饭走过来，他对我说：“今天不给你吃这个饭了，回头有人给你送饭。”
不大一会儿，另一个战士挑了一桶饭和一桶菜，放在我的门口，他把对面的门也打开了。这个战士送来的是炖豆腐，高粱米小豆干饭，闻着很香。他给我盛了一碗干饭、一碗菜。这时门前的看守对我说：“你们这几个人的饭与干部一样。那些普通号仍然吃稀的。”
我吃得很香，感到一样的反革_命，王焕斌、岳希文、印匡时等人吃稀饭，我们这十来个人吃干部饭，问心有愧。我回忆起1948年7月，长春饿死数万人的时候，长春督察处押了一百多犯人，内中有几十个“政治犯”。这些犯人春天吃高粱米干饭，后来改吃稀饭，7月长春粮食奇缺，囚粮困难，又改喝米汤，最后吃霉烂的粬子。当时我对管理犯人伙食的特务说：“只要这些人饿不死，吃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有一口气，咱们就能交差。”
那时，“政治犯”在特务看守所吃不饱，睡不好，受尽了折磨。后来这些人都被我们杀害了。现在我受到共产党如此的照顾，越发显得自己从前的卑鄙和残忍。
我在屋里反复思索，我应该干些什么呢？政府这几天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装聋作哑，应该有所表示。正在这个时候肖干部来到我这屋子。我求他给我买200张稿纸，一支木杆钢笔，一瓶蓝墨水，晚上他给我买来了。我问他：“我想写点材料，不知有人看没有？”
“有人看，你写吧！”
第二天早饭后，我开始写第一个题目，取名：国特内幕。包括中统与军统，把中统的特务机关的一切材料，尽我所知，写了一个大概；第二部分写军统，写沿革，人事，活动，组织及经费等。每天上午写六七页，午后写两三页。不断有人来取材料，有一次只写了三页也拿走了。我知道这些材料有人看，于是我更细心地写了。这部分材料写了十多天，共写了一百多页。
快要过新年了，我在屋里想，平津快解放了，北平特务组织应该检举。第二天早上我对看守说：“我要和政府人员谈话。”他说可以。吃完早饭就把我提去了。我希望与高一级的干部谈话。在态度上高级干部的修养要好一些，不至于那样盛气凌人，一开口就是“你们……”
我跟着看守到了前面办公大楼，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坐在沙发上，他叫我坐在他对面，我问他：“看报纸，北平与天津快要解放了？”
“对呀，快要解放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你要努力争取呀！”
我原来的意思是，如果干部对我的态度好一点，我就谈北平的特务组织，如果态度很严肃，又骄矜自恃，好了，我就不谈这个问题。顺便要求买几本马列主义书籍。这位干部的态度还不错，我就说了：“现在平津还没有解放，我想把这两个地方的特务潜伏组织写一下，以备解放后，好逮捕。”
“那好，你马上写！用电报的方式写这份材料，材料写好我们用电报拍走！”
我马上回到监房写这份材料，我检举了军统局在北平印制解放区伪币的金城印刷局；又检举了西四牌楼路西龙井和点心铺与特务岳梓宇的关系；北平站另一个潜伏地点在板桥胡同十一号；检举天津秘密组组长于书绅，他在日租界胜得里，利用一个饭馆子作掩护潜伏等。
不知哪一天晚上9点钟，我刚要睡下，一个姓于的看守，把我的门骤然打开：“姓关的出来！”
听这语气很厉害，我穿上大衣跟他出了屋子。我忽然一想，9点钟，不错，我杀你们的人，也在夜里9点钟。不用说这个时候提我，是要杀我！好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他手中没有武器，不会在后面给我一下子。
出了小红楼又上了办公大楼，进了一个小屋。一个没有见过的干部坐在那儿，他很慢地问：“你们督察处有没有布置在长春的潜伏组织？”
我一边回答他的话一边巡视屋内的一切，看看有没有刑具：过电的东西，灌凉水的板凳……都没有。桌上只有一部自动电话。我心中平静了。大概有人说督察处在解放前有潜伏的部署，我说没有。我建议：“再找董顺球问问，他是当时的情报科科长。”
不一会就回来了，这又是一场虚惊。昨天夜里做梦，梦见政府派人抓我，我藏在一家老百姓的天棚上，被政府人员发现，把我从天棚上往下拉，我怕掉下来，便惊醒了。
下午，李寓春被捕到这里，他戴了一副脚镣，穿一件大黑布棉袍，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那屋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是重禁闭室。与我是邻居，在我监号的里边。他一咳嗽，我与王焕斌都听见了。他要求看报，看守所给了他一张《长春新报》。他在门口看，屋内没有光线。他拿着报纸念了起来。这是给我们听呢！于是王焕斌问我：“雄飞（李寓春的号）兄来了吗？”
我说：“来了，我方才看见了，脚上戴着东西呢。”
过了一天，张看守长又把李寓春调到尚传道的隔壁，一个很小的屋子。不一会儿，出了事，看守的战士说李寓春把被子撕了，企图不轨！这下子麻烦了，张看守长把被子拿走，把李寓春吊在小屋子的门上。怎样的吊法我不能出去看，只听李寓春的脚镣子在空中乱响，显然两脚不是站在地上，并且李寓春用哀告的声音说：“看守长，我再也不敢了，饶恕我吧！……唉哟！受不了，唉哟……”
小楼上的犯人都听见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失败了，落到人家手里，给上什么刑也得忍受。其实这样用刑还不如打一枪痛快，今天给李寓春来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叫人不寒而栗！在吉林听说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现在可以说不打好人。意思就是说打的都是坏人。我想起前些时候龚秘书长给我看的那个文件，说不准刑讯，那么这吊起来是干什么呢？他们这些举动上级干部不会知道。我看到张看守长就害怕，尽管他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打过我。
我在吉林写了一份简单的坦白，只二十多页，这次应当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坦白书。我没有纸了，又得要求买纸。肖干部对我说：“以后写材料由公家发给你纸，不用你自己买纸了。”
不一会儿拿来一些纸，都是黄色的粗纸，仿佛手纸似的。长春解放伊始，什么物资都缺乏。
我从8岁开始写，一边写，一边请示政府人员如何写。写到1948年在长春督察处杀人的那些罪恶，我有些犹豫，督察处杀了许多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每次都是我在场指挥。可是督察处处长张国卿也参加了呀！这个罪恶应该由张国卿负全责，还是由我负全责呀？我认为自己是中间的传达机关，上边有郑洞国批的公事及张国卿下达的命令；下边由督察主任和一些外勤人员具体执行。督察处没有我一样杀人，至于我呢，是奉命实施。这个责任我不能全负，也不能一点不负。写到这个地方我放下了笔，思想斗争起来。想起在吉林对朱副处长承认杀了四五十个人，觉得太不慎重。现在把我杀人经过一一写出来，我的心便忐忑起来。
正在这时几个穿蓝棉制服的干部来到我的监号窗前，头一个高个，我认识他叫王恒烈，他们在我窗前站住，王恒烈说：“这不是关梦龄吗？”他们一齐对我看了一眼，在我窗前走过。看样子王恒烈还是一个负责干部。我心想，好哇，今天你当了干部，到我面前示威来了。我回忆以前：有人密告他是八路，并且说他在长春第一次解放①给共产党做工作。八路军退出长春时，把四支手枪存在他家。还说他与他表兄高心鲁用长春东兴粮栈作掩护进行地工活动。我根据这些情况与密告，以及我自己的考察，断定高心鲁与王恒烈都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由于高心鲁是我的盟兄弟，私交太好，没有逮捕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高心鲁、王恒烈先后奔赴解放区，我仍没有抓他们，因为高心鲁的母亲是我的义母，因此我不能下手。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我也因为老高家的关系没有下手。但是这些情况我也没有对他们说，我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有两种不好：第一，被我的上级知道，“包庇八路，勾通奸匪”，这就是死罪；第二，我说出来，高心鲁、王恒烈二人一定害怕，或者认为我要敲诈他们，那也麻烦。这两家再给我送钱，我怎么办呢？索性不告诉他们。我把密告信，及情报一烧，装作不知道。现在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的干部了，王恒烈能到小红楼上来，说明不是一般干部。我早已知道他在长春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以为我只会跳舞、吃饭、吸鸦片呢。
过去他们做地工，利用我的关系在长春大摇大摆：大查户口，到我的公馆躲避，坐我的车子逛大街，还经常到督察处找我。人们都知道高心鲁是关梦龄的盟兄弟，谁敢不高看一眼？今天说来他们是利用我，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任务。他们胜利了，我失败了。我杀人太多，罪太大，提他们的关系与我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叫政府认为“邀功”。相反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我必须详细的交待出来，不然他们会揭发我，共产党是不讲人情的。再加上这楼上楼下押着几十个督察处的特务。坦白之后再追到我身上，我再交待就迟了。
关于我在督察处那一段，我没有写应该由谁负责任，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政府怎么看是政府的问题。写了半个月，150多页，交给政府，肩上少了一个负担，可是心理上却多了一个顾虑——都交待了，按照我的坦白，拉出去枪毙够条件。于是又有点后悔，可不写又不行呵！矛盾。
镗鎯脚镣(1)
每天晚上趁看守不在甬道上，董顺球、王焕斌就与我打“电话”。一天董顺球告诉我：“听说陈牧也来了，在四平抓到的。”我说：“早来晚来，早晚都得来。逃走的太少了。”
我大包大揽了杨成荣的事情。没几天就看不见我的这个勤务兵了。可能是释放，回家生产了。
有一天，看守战士把董顺球提出来扫地。他扫到我的门口，趁看守没注意，他把我的门一开，扔进来一个苹果，一个很好的大苹果。我拿起来擦了擦，偷着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想，有家眷在长春倒是好，还有人送东西，我的家在北平，离这太远了。
晚上董顺球在他那屋对我说：“尝尝苹果吧，长春的水果是很缺的呀。”
“你给我这个苹果，我心里很高兴，象征着我的事将来会平安结果。”
“对，一切没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认为脑筋最好的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都会有办法，不会吃亏。你看现在，你睡床上，我们躺在石灰地上；你吃干的，我们喝稀的。将来更不一样，现在这里分三等犯人，第一等就是你们这几个人，住单房间的；第二等就是我们和楼下的这些人；第三等是前面圆楼里的反革_命犯，在那比在红楼还厉害。”
一天，张看守长在董顺球的窗前大发脾气：“给你们报纸看，你们在读报中串供，乱说话，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你们若是吃饭的为什么不守制度？一个人不干人事那就不如吃草的。今天这是警告，要注意！”
我一听，这是指张飞骂李逵，是批评我们这几个监号。可能我与董顺球谈话被他们听见了。犯人嘛，什么都要忍受，我想这还是好的，厉害的恐怕还在后头呢。
我想将来一定有那么一个场面：一个大屋子，上面坐着法官，旁边坐着记录员，另外坐着旁听人，两边站着武装战士。把我提上堂，对我公审。把督察处杀人的事一件一件来审。对于这种局面我抱定宗旨，问什么答什么，一切杀人罪责我一概承认，都是我关梦龄干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决不拖泥带水叫人看不起。给法官找麻烦那又何必呢？怕死不等于不死。
不久，我看了冯至写的一本《平凡的真理》，上面只有两句话我记下来了，“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我振作了精神。我认为到长春一定要枪毙我，但我要往不枪毙的方向争取。
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我又写了沈阳地区军统特务材料80多页。还应该写什么呢？要大力争取，不然自己就有生命之忧。
春节过得很难，我又吃一般犯人的伙食了。只吃了两顿有几块肉的菜。除夕之夜，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香烟慢慢地回忆过去的许多个春节：1945年的除夕，“八?一五”光复后，回到北平。与父亲母亲及弟弟团聚了。作为一个接收人员真是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住着大房子，坐着高级车，一切应有尽有。同事和朋友们在除夕的夜晚到我家欢聚，屋内温暖，人声欢笑，父亲看到这样的豪华生活，感到十分的愉快。第二天，大年初一，一件不快活的事发生了。早晨勤务兵从门口拿进来一张红色的贺年片，递给我一看，是八路军北平警备司令杨成武送来的。我很惊讶，八路军的贺年片怎么能送到我的大门？这是八路与我开玩笑吧？我把这张贺年片给北平站送去，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马汉三（军统华北负责人），他对我说；“不是单单给你一个人，北平高级军政人员公馆，门前没有站岗的都给了。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来布置我们的工作。”
1947年的春节，在北平特务看守所过的。因为华北特务内部闹人事摩擦，勾起我的贪污问题，戴笠把我押了起来。但是由于我在被押之前是军统局北平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科长，直接管理看守所的总务，这次被押，看守所所长以下的人员对我另眼看待。我受了优待，平日吃的喝的不是一般犯人所能享受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除夕之夜，我与在押的特务赌博，喝酒，闹得也很热闹，并没有感到难过。
1948年的除夕，在长春度过，那晚上，因为逮捕政治犯庞静，一夜没有离开督察处，直到第二天，初一下午才出去吃饭。为了反人民没有过除夕。
今年的春节，我在公安局看守所度过，失去了自由，一切也谈不到了。1950年的春节在哪儿过都是问题。不敢多想，前途异常暗淡。
我把督察处历次杀人的地方绘了一张图，并且把活埋长春大学学生王恩孚等二人的地方一并绘图交给了政府。接着又写军统局华北与西北区的材料。东西好坏可以比较，我交待的材料可以从其他特务的材料中得到证明。
在情绪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书，一些经典著作的书。开始看不进去，日子久了，也能看了。有的词句我还要背诵，以备将来好引用。小说也看了几本，不过是当着消遣看的。
过了春节，看守所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一天晚上，张看守长拿着几个锁吊，钉在我们这几个单房的门上。过去是没有的。呵，现在要锁门！同时到我的屋子，把玻璃窗钉死。这一钉玻璃窗我的心更难受了，不仅仅是不通空气了，而是要对我加强管制了。但有趣的是，他这一钉窗户倒为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在我刚到这屋的时候窗外有一个纸条，写着“小心……”我认为是对我“小心看守”，今天晚上因为钉窗户，这张纸条掉下来了，我一看是“小心玻璃！”
门上锁、窗户钉死。天气逐渐的暖和，屋里闷热，浑身发痒。不能洗澡，只在春节的时候推了一个秃头，别的什么也谈不到。我在黄昏的时分站在玻璃窗前，自己小声地念着：
这无尽的岁月，
无期的徒刑，
回忆过去，感到异常的惆怅；
瞻望未来，充满了痛苦与失望。
恐惧与悲伤，
萦绕在我的心房，
许多的问题无法去想……
我想起许多死去的亲友，有的做过大官，是榜上有名的人物，可是一死了之。人生百年不过一死，我这算什么呢？两眼一闭，万事皆休。我想到应该自杀，藏在墙里的那条被服线可以帮我“上天堂”。但是又想，现在还看不出共产党要杀我。那么到看出来的时候来得及吗？每天考虑怎么死，这样的日子是最痛苦的。
在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有10点钟的样子，我刚睡下，张看守长来了。他把我推醒，叫我拿东西，穿好衣服。我很惊讶，我没有拿东西，我拿出一支纸烟，取出火柴点燃，我对张看守长说：“没有关系，我知道有这么一天，一点也不使我意外，希望来个痛快！”过去东北枪毙土匪时，土匪花钱给监斩的人，求他执刑时，不用炸子，用一般子弹，把头部穿个眼，不至把脑袋炸碎。所以土匪临死前都说：“朋友，来个痛快！”
张看守长也没有听明白我的话，说：“没关系，快点吧！”我把东西收拾起来说：“算了吧，这些东西我不要了！”“拿着吧，你不要行李，怎么睡觉？”
我听还睡觉！便赶忙把东西包好，跟着他下楼了。
到了楼下的最里边的一个监号。一进屋，尿桶的臊味，屋内的臭味骤然扑鼻而来，使人作呕。屋内有四五个人，都睡着了。看守的战士在铁栏杆外边喊：“把他们推一推，就睡在那吧。”
我把行李一放，没有怎么整理就躺下了。心情非常紧张，这是要加严了，痛苦的日子开始了。墙角放着一个尿桶，十分难闻，说不定还要长久的闻下去。我为什么到这个屋子来呢？我坦白得不好？有没交待的被别人揭发了？我藏了武器？翻来覆去地乱想，天亮才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睛。刚一合眼，就喊起床，什么起床？都睡在地板上。大家从地板上爬起来，把被子一叠，坐在屁股下面，不洗脸，也不漱口。这屋共有六个人，有几个人直看我，似乎认识，但我不认识他们。看守的战士用命令的口气说：“不准说话，谁要说话，就处分谁！”
坐了半点钟的样子，门外响起饭桶的声音。我的肚子也饿了。一个战士送进来一个饭桶，高粱米饭泡在白菜汤里。六个铁碗，六双筷子。有的不是筷子，是木棍、树枝。由我们这屋的那个高个接过来，把饭桶放在地板中央。六个人围着饭桶，每人拿一个饭碗，拿一双筷子，用碗到饭桶里去舀饭，一个人一碗，我舀了多半碗。他们吃得很多，我只吃了半碗就放下了。看守战士认识我，在铁栏杆外边问我：“你吃了多少？”我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另一个同屋的犯人抢先说：“他吃了半碗。”
这屋的规矩是，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打瞌睡，不准乱看，不准藏违禁物品，不准伸腿（只许盘腿而坐），不准……我心想，最好是不准活着。一切都解决了。
吃完早饭，楼下房子的门锁都打开了，一方面往外送饭桶，一方面放便。一个屋子一个屋子，依次到院中的露天厕所大便。外面站了许多武装战士，都是端着枪预备放的姿势。我看到一些年轻的战士，看样子还没有上过战场，他们拿枪看守犯人，表现得特别紧张。我对于这些年轻的战士很害怕：一个战士背手提轻机枪，很不熟悉地退子弹，我害怕他们任意摆弄，走了火，把我们打死。那真是冤哉枉也。
放便时，我们六个人一组，要快跑，跑到厕所蹲下就拉屎，完毕，一齐回来。路上不准左右乱看。但是我看到楼下是12个监号，南北各6个，中间，四周都是走廊，看守在走廊四周监视。每个屋子一扇门，一面是铁栏杆，铁栏杆外面是走廊。假如我从走廊经过，一咳嗽，各屋都会知道我下楼了。
楼下的制度可真严厉，可以说动辄则咎。盘腿而坐，目不斜视。这样坐下去，不残废才怪呢。这样不打不骂真够呛。
我们这屋五个人，有四个人见过我。杨光是军统局绥靖第二大队第二中队长，张逸民是中统局长春区第四分区主任，李中候是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小特务，刘新斋是军统局东北特技组的中尉组员，另一个是中统特务姓王。他们说：“都知道你在楼上优待，怎么又把你调普通号来了？”我摇摇头冷笑了一下。自己感到很惭愧，为什么对我昨天优待，今天又不优待了？共产党的事情真是捉摸不定。
一天上午，提我到前楼的审讯室。那个姓郭的与往日不同，进屋就喊：“你不老实！有许多问题打埋伏，欺骗政府。你考虑考虑，还想争取不？你经办的案件那么多，抓了好几百人，你都交待出来了吗？别人交待了，你还在这装没事呢。对你这样的不能客气——砸上脚镣！”
接着事先布置的两个看守，把我叫到走廊，给我戴上了脚镣。再什么也没有说便叫我返回监号。戴上脚镣不让站着走路，叫弯腰手提脚镣走路，这样可以没有声音。回到监号，同屋的五个人都感到惊愕。我坐到原处思想极度紧张，情绪紊乱，忐忑不安，内心十分怨恨政府。心想，我这是自作自受，谁叫我自首呢？这就是自首的结果。我的脑袋太简单了，这样的下场叫人笑话。陡地，我想起一个日本歌子叫《秋词》：自己做错怨不得人，自作自己受；兴奋的歌声，热情的泪流，永远没有归期……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这一辈子走错了这步路，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真是羞愧难当，不如死了好。我想起在楼上墙壁里藏着的被服线，可惜没有带下来，自杀都困难了。活着难受，死又不能死，闹得死不死，活不活，天哪！我关梦龄已到山穷水尽之时了。
我又想，如果我从解放团上火车到沈阳，沈阳解放到北平。我真的走不了吗？难道说长春这么多特务，就没有一个人逃走了？既然有人逃走，我为什么不能？想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已成空中楼阁。我自首受了这样的罪，叫军统局的人知道，他们会指责我说：“好哇，关梦龄叛变组织，投降奸匪，把自己同志检举了一二十人，把潜伏组织出卖给敌人，结果他自己被戴上脚镣押了起来，这就是没有骨气的下场！”
千头万绪不知从哪儿反省。晚上睡觉，脚镣把被里划破了；一副冰冷的铁镣挨着小腿，真是不舒服；夜里小便，还不准脚镣响，要轻轻地拿起来，提着，走到尿桶跟前，慢慢地把脚镣放在地板上，再小便，便完再轻手轻脚的回来。脚镣给我的威胁太大了。
一天夜里，我对身旁的张逸民说：“你修修好，把我勒死吧，我受不了这个罪。”
“拿什么勒呀？”他反问我。
“把我这条毛巾撕成两条，接起来，缠在脖子上，扎一个死扣，一勒，就能勒死。”
“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装不知道。”
“我看你在外面很有两下子，现在怎么这样糊涂！你想想，咱们两人紧挨紧睡觉，你勒死了，我不知道，人家能相信吗？”他不同意，又说，“打官司，戴一副两副脚镣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马金刀换来镗鎯脚镣，没什么。胜者王侯，败者贼。不要难过，脑袋掉了才碗大的疤瘌。你过去怎么押人家了？怎么给人家戴脚镣了？心宽绰一点想，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他说枪毙，就上汽车。振作点，别叫人家看我们太孬了。”
又过了两天，看守把我提到办公大楼。还是那个郭股长，叫我写材料，专门写督察处抓人杀人——我经办的案件。我说我都写过了，他说不行还得写。他叫我到一个大屋子去写。屋里没有外人，都是督察处的特务，有杨绍林、董顺球（他们二人是情报科的前后科长），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审讯主任，接我任督察长的陈牧，少校督察郭子襄等，坐了一大屋子，都在低头写材料。把督察处的特务集合在一起写材料，那是暗示我们：自己不写，别人还写呢！并且叫别的特务知道，关梦龄已经戴上了脚镣，如果谁不好好写，也一样戴脚镣。这些作法我很明白。郭股长告诉一个战士：“给他拿纸，叫他也写。”我拿了一打纸，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边，我想了一下，把已经写过的案件又补充了一些。我写几页，郭股长就拿走几页。我一直写了三天，才把这些案件写完。比过去又多又全面。
3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看守所把扩音机打开，播送长春市追悼被害烈士及无辜死难人民大会的现场实况。大会由长春市市长张文海主持。大会的会场设在中央银行前面的广场，也就是公安局的门前。会上陈列着烈士的棺材。许多烈士的遗族穿白戴孝追悼被害的亲人。张文海市长主祭，读祭文，我只记得有：“长春督察处是人间地狱……”接着烈士遗族上台控诉匪特的杀人罪行，要求政府对杀人的刽子手，督察处的特务依法惩办！“点天灯！”“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群众的呼声响彻云霄。我在监号听到这些声音很难过，当众痛哭怕人说装假，我偷偷地掉下了眼泪。自己是杀人的刽子手，是指挥特务杀人的元凶，内心不能无动于衷。我想一死了之，良心受谴责，精神上不安，加上戴的脚镣，多方面不好受，不如死了。
大会结束时张市长说：“烈士的亲人要求对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点天灯’，这个办不到。人民政府没有‘点天灯’这一条规定。但是政府一定依照法律来惩办这些杀人的凶手……”
我心想，人民不答应政府，要求惩办我们，我的材料写完了，戴上了脚镣，等着枪毙吧，不被“点天灯”就算便宜了。然而真若枪毙又害怕了。矛盾非常，心绪不宁。
大会之后，我们这屋的张逸民特别恐惧，脸一阵白，一阵青，他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意思是他的脑袋保不住了。
我说：“你没有我重要，我是注定了的。”
督察处的特务多数都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死的成分大。在我们这些特务里戴脚镣的不多，只有李贺民、陈牧、印匡时、翟丕翕、郭子襄和我戴了脚镣，别人都没有戴。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们号的刘新斋偷偷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我认识周总理。最近我就可以出去。我见着周总理把你的事情一说，你就可以释放了。你心安地等几天吧。”
“你与周总理是什么关系？”
“我的叔父与周总理同学。”
“那好极了，你能把我给说出去，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他这一说，我想起1938年6月在湖北武昌“军委会战干一团学员队政训班”受训的时候，周总理给我们讲课，他讲“第三期抗战与保卫大武汉”；叶剑英给我们讲“游击战术”；郭沫若讲“敌情研究”；田汉讲“话剧宣传”；马彦祥讲“街头话剧”。当时周总理穿着绿吡叽军装，不戴符号，每礼拜给我们讲4小时课。那时他还兼政治部副部长。曾几何时，我们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反_共。一直反到解放。如果当时去延安，这会儿我也不会是反革_命，还可以提一提这些旧事。现在既然反了革_命这些事就不必谈了，否则谈起来更坏，因为听了许多革_命理论还要反革_命，那不是比糊里糊涂的反革_命更坏吗？
晚上刘新斋在梦中坐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押在这里了，把我放了吧！”
看守战士把张看守长找来，张看守长告诉他要老实睡觉，他还是念念有词，张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没有睡。这时，我对他怀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经病？或者是假装神经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饭，一个劲地喝水，嘴里不住地说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这时我才醒悟，他说他叔父与周总理同学是胡扯。可是我当时还寄予了希望。
电影“顾问”(1)
一个礼拜三，我被提到审讯室。杨股长和一个穿蓝干部服的人在交谈什么。
杨股长说：“关梦龄，我们今天要从你身上了解一些事情。这也是立功赎罪。你要好好的提供。”他说完就对那个干部说：“我还有事，你在这儿谈吧。”
这位干部有三十二三岁，白脸，很瘦。他让我坐下。我戴着脚镣感到很难堪。我轻轻地把脚镣放到石灰地上，地上依旧发出了叮哩啷 的响声。他拿出一盒纸烟，给我一支，他吸一支。接着他问我的经历。他对我在军统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他随意地问，也不记录，就像闲谈一样。我观察他的言谈行为觉得他不是审讯案子，而是在我身上找什么罪行。我一边答复他的问话，一边端详他这个人。他是个什么干部呢？
“你写的‘国特内幕’，我看见了，写得很好。你看过《腐蚀》这本小说没有？”
“看过多次，是沈雁冰写的。”
“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
“对特务的一切他下了不少工夫。不与特务接触是写不出来那样的东西的。”
“你看《天字第一号》的电影了吗？”
“看过，在1947年2月于北京看的。我在解放前不怎么看电影。因为这个片子是宣传特务工作，一些军统的人叫我去看，我才看了一遍。”
“怎么样？”
“作消遣解闷倒可以。从特务技术上说，那是谈不到的。因为导演屠光启对军统特务知道得太少。编剧的人凭主观想象搬到银幕，给社会上的小姐、少爷们当故事看可以，因为他们不懂沦陷区地工是怎么个搞法。看完之后大加赞赏。可是叫我们这些特务一看，就知道是胡扯，没有价值，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特务的活动规律。”
“怎么不合特务规律？”
“比如说《天字第一号》把收音器藏在古瓶里，这是不应该的。古瓶是人们欣赏的东西，客人来，要拿起古瓶仔细端详，十分容易被人发现。通常可以把收音器放在沙发里，茶几的下面。再有，电影上一个情报员化妆成有钱的少爷，另一个情报员化妆为乞丐，少爷走出公馆的大门，乞丐向他乞讨，这个少爷很慷慨地给了他五元钱。这个纸币的面额太高了，应该给一些零钱，别人看到不会惊奇。还有女特务要从沦陷区脱逃，在临走之前，她计划把司令、参谋长都打死。她用了一个离间之计，说这个参谋长通国民党，当司令申斥这个参谋长的时候，她给了这个参谋长一枪，接着大声说：‘您何必亲自打他呢？叫我们去办吧。’”
“她这是给外面的警卫人员听的，使外面的人以为是司令用枪打死了参谋长。接着她又要打司令，司令一看她要打自己，也找枪，她匆忙之间给了司令一枪，没有打死。她急忙向外逃脱，跳上事先预备好的汽车。但是没走多远她便被后面的机关枪击毙了。她用这些办法能行吗？不行。应该先用一个离间计，叫司令把参谋长杀了，之后，叫司令送她到一个地方，再把司令打死，自己也逃脱了。这很简单。真如电影那样，把参谋长打死，她自己是走不脱的，击毙倒好，就怕没有被击毙，击伤了，被捕，是投降啊？还是坚持？都是不可意料的事情。所以这个片子的特务技术是谈不到的。如果搞电影的能找到一个有经验的特务，了解一些技术，电影会既精彩，又符合特工规律。”
我说这一段话，他一直看着我。最后点了点头，接着他问我：“解放后你们怎么搞潜伏工作？比如一个女特务，原来是指定她潜伏的。可是她看到人民政府号召登记，有许多特务登记了，她害怕也不想干了，也要登记。这时她找到她的上级，一个站长。这个站长要对她采取什么态度呢？假如你就是这个站长，我就是这个女特务，你坐在那里，我从门外进来……”
说着他邀我与他一起表演这个场面。我坐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他从门外进来，站在我的桌子前面，用吞吞吐吐的声音称呼：“关先生！”
我也演了起来：“有什么情况没有？你们厂子去了新干部没有？”我拿着纸烟，歪着头，两眼对他似看不看的问着，语气拉着长声。
“没有什么情况，就是动员反动党团要登记，我……”
“你什么？不要听这一套！这是诈我们，真的掌握情况，还用号召？难道他们对我们还会有什么客气？你就是胆小！将来你要后悔的。假如我和你一样咱们就不用搞了。咱们的一举一动，上级派人在背后监视呢，如果你在这个节骨眼大意了，你的小命……”我从腰里掏出来一打钱给“她”：“拿去，这是下月份的津贴。”
表演到这，我们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各自坐到原来的座位。他又问我：“你们特务里有没有杀鸡给猴看的事情？”
“有，一般情况不用。都知道特务纪律厉害，特务制裁特务也不客气。”
接着他又问了我许多特务的生活习惯、举动、言行，我谈了不少。我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又在特务机关干了很多年，尤其在北京“北平肃委会”充总务科长的时候时常接触戴笠，使我对国民党特务这一套有所了解。我毫无保留地对他谈了。我以为他是作家，要从我身上收集素材写一本反特小说，后来我又觉得不像，可能是话剧团的导演来体验生活的。
我问他的姓名，他告诉我：“姓伊，名明，叫伊明。是东影（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
最后他说明了来意：“我想写一个东西，假设在天津中纺里有一个女职员，她在解放前被人介绍参加了军统局天津站。解放后这个女特务看到反动党团登记，她也想去登记，可是特务站长不答应。这仅是一个计划。另一个计划，打算写个潜伏站如何被公安机关发现破了案。你帮助我想一想，怎样才能被公安人员发现？”
我告诉他：“那要看把这个潜伏站设在什么地方？潜伏站都有掩护的商号，商人，从这方面一点一点地深入比较好。”
谈到12点了，他要回去吃午饭，临分手时他说：“我下午还要来，我知道你争取得很好，再努力争取，一定很有希望。”
“咳，戴这么副脚镣，一切都否定了。不过不管政府怎么看待我，我是自首的，凭良心我绝不欺骗政府。”
回到监号呆了一小时，心想这样的谈话没有什么顾虑，吸着烟，喝着茶谈呗。伊明是个导演，他对我说：“我从解放区来，我曾经找过一些军统的人，但是都没有你知道得多。”
我暗道，军统局的高级特务在北满根本没有被捕的，找一些外围分子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会使他失望。
下午1点把我提到看守所，杨股长对我说：“今天给你下镣，以后还要好好争取，不要放松自己。”接着一个看守所的人把脚镣给我下了。自己感到说不出的感激，我忙对杨股长说：“以后我一定要继续争取。”
又到了前楼，与上午一样，进了那个屋子，伊明早已等在那里。一见面，我说：“下了脚镣，轻快了。”
“思想上也愉快了吧？”
“愉快了。”
我内心知道，下镣这件事与他从中婉说有关系。
坐下之后，接着谈，他假设了几种方案来破获军统的潜伏站。叫我参加意见。他设计潜伏站用一个饭店作掩护，这个饭店的茶房喝醉了酒，和客人吵架暴露了身份。
我问他：“在破获这件案子的时候，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几分？群众的力量占几分？先规定出来就可设计。”
他说：“群众力量协助破案占四分，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六分。”
我又说了几种情况，他说可以研究。虽不能把特务的一切东西都搬到银幕上，但是银幕上要有特务的东西。我在特务技术、潜伏站的组织、通讯、经费、掩护、化装等方面谈了很多。共谈了三天。最后一个下午，又把军统特务机关的一些活动规律，术语写出来，交给了伊明。
过了两天，伊明和另一个干部来到看守所的监号，到处体验犯人的生活。伊明看到我，与我点了点头。他们在看守所呆了三天的样子。
第四天上午又把我提去，谈了特务走路、穿衣服、坐车子的习惯。那一个干部好像是电影演员吕班。我说了许多习惯：“军统特务一般都不戴帽子，留着长发，发上放油，许多人的头发锃亮；衣服在蒋管区都穿藏青中山装，夏天是灰派力士料子的中山装；多数特务身后佩带自卫手枪，皮鞋都是发亮光的；如在沦陷区就要化妆了。特务们走路比较快，两眼向左右审视，走到地方还要向四周看看，这是习惯，特别是外勤人员更是如此。这是防备有意外，好作预防；坐车子，戴笠通常与司机一块坐前座，一般特务也有这样坐的，把警卫人员放在后座。这样坐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有情况在前面能先发现问题，即可指挥司机把车子开走，如果在后座就来不及了。”
伊明叫我学一学戴笠走路，我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又谈了一会，我就回来了。
伊明导演的这部片子（也是他编剧）名叫《无形的战线》，经过多次修改，演出后受到公安部的嘉奖。1951年长春镇反时，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职员苗佩然逮捕，押在我一个屋子，他说：“《无形的战线》这部片子，拍摄好了之后，拿到北京去审核。片子里有一个审讯员对捕获的特务站长李某审讯的镜头，审讯员对特务站长说：‘你要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反抗不了的！’说着便用拳头一拍桌子。这个镜头被周总理看见，受到了批评。后来这个镜头又改了。审讯犯人不准耍态度，那样演是歪曲政策。”
我对《无形的战线》采纳了我的一些意见感到高兴。
尝到了犯人的滋味儿(1)
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全国许多地方相继解放。报纸上大字标题报道这些胜利消息。我没有什么高兴的，认为这些事对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全国解放能够放我，我会迫切希望全国解放，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谈，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国民党不干。这期间我看一切事情都从能不能释放出发。
关于国民党失败的问题，在号内反省的时候我仔细想过：是蒋介石个人昏庸无能吗？是他的部下不好，“一团糟”吗？是政治腐败，贪污混乱所致吗？是军事落后，官兵士气不振吗？国民党执政20多年，一无是处，根本没有一点好的事情吗？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也想不通。现在共产党胜利了，别的就不用说了。做历史的人会给胜利者找出来很多理由著书立说，拿破仑说，我打胜了仗，历史学家能给我找出许多胜利的理由。首先要打胜仗。
5月的一个晚上，电灯已经亮了。看守所提刘一之，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了，接着在看守所门口给他下了脚镣。在犯人的心中，下镣如果不解走还好，如果下了镣走出大门，那可能是枪毙。刘一之的脚镣下了就走了。第二天夏芳庭也走了。他们两人紧挨着走，我明白了：刘一之是督察处的上尉侦审员，夏芳庭是长春警察局八分局局长。他们两人都是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帮凶。1946年1月，军统局在哈尔滨有一个潜伏小组，组长叫张伯生。张伯生忽然失踪了，潜伏小组的组员断定是八路军给暗害了。于是就自发的，没有军统的命令，自己作了行动工作。他们选择了一个对象——李兆麟将军。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很活跃，好跳舞，各种交际舞会都出席。特务找了一个漂亮女人，是混血儿。叫她把李兆麟拉拢上。1946年3月9日，这个混血儿请李兆麟到哈尔滨道里水道街光明医院楼上见面，李兆麟没有多想就到了那里。这个混血儿与李兆麟饮酒，不一会这个混血儿走了出去，于是事先埋伏好的刽子手从内室出来，用斧子把李兆麟杀害了。然后这些刽子手一齐到了长春，转沈阳，又赴锦州。他们在锦州见了东北特务头子文强，文强又给他们分派了工作，这内中就有刘一之和夏芳庭。虽然他俩不是主要分子，但是他们是刺杀李兆麟将军的成员。夏芳庭在“北平特警班”受训，1947年派到长春警察局，1948年夏升充第八分局长。这次他们二人一齐从长春公安局押走，我想一定是解回哈尔滨，可以说注定死命。
6月的一个晚上，先把李中候从监号提出，过了一会儿又提我。我一进屋，郭股长就大喊：“你每天在号内有什么活动？”
“我没有什么活动。”
“你与张逸民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
“都是在长春的一些事情，他说中统方面的事情。”
“你是军统，他是中统，在外边你们就认识，现在你们在这里还交换情报吗？”
“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的心非常抵触。
他很严厉的批评了半小时，叫我回到监号立正站着，不准睡觉。我回到监号立正站在铁栏杆边。看守战士对我也严厉起来，不准我动一动。我一再压制心中怒火，我记住“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这句话。光棍不吃眼前亏，忍耐吧，小不忍则乱大谋。无论如何绝不能因小失大。内心的气愤无法形容。我想起1946年被押特务看守所。当时的看守人员对我十分客气，同囚的特务张霞飞对我说：“你看看守对你多客气，像你的勤务兵。他希望你出去派他一个好差事。伪满时，我也住这个监狱，现在我又住这个监狱。过去因为抗日，现在因为贪污，将来八路来，我还得住监狱，因为反_共。我这一辈子住监狱很习惯。伪满时这里押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人，连哈尔滨共产党办事处处长林枫都与我在这里押过，直到1945年我们才一块从这里出去。当时这里的看守厉害呀，对犯人非打即骂。后来大家对这些看守说：‘告诉你们，你们的洋爸爸长不了，小心你们的后事！你没问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以后他们有点老实了。据说明朝有一个总兵元帅被人陷害押到监狱，他一进牢房，看守便叫他跪下，并往他身上小便，尿了他一身。他说：‘吾曾统兵十万，不知狱吏之尊。’在外面不管你是什么王爷、侯爷，押起来就是犯人。”
如今我也晓得“狱吏之尊”了。我想，国民党如果能回来，特务机关又不追我自首这件事，我首先要对看守所这些人予以报复，如果他们跑到解放区，我要布置一个潜伏组去行动他们！这样对我侮辱实在无法忍受。我从下午7点站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7点。开饭的时候我的两脚已经肿了。吃完早饭，坐在地板上，两腿麻木，如同失去知觉。自己偷偷地掉了几滴眼泪。自我安慰道：打掉牙吞到肚子里，忍吧。
在监号里最大的困难是大便。每天放便在早饭后，晚饭后。另外的时间有大便，要报告看守的战士。看守战士要追问：“为什么在大便时间不大便？现在要大便，挑什么皮！捣什么乱！”先予以批评，再向看守所报告，看守所还不一定有人。有人才能拿钥匙来开门，这就要20分钟。有的时候憋得难受，两手捂着肚子不能站起来。有一次我在开饭时要求大便，报告了半天没有人来。我不敢吃饭，怕吃饭之后拉在屋子里。作了犯人一切都完了，大小便也不自由了。
心里不痛快，不想活。如果能有一场病，病死了，那有多好。我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要开斗争大会，那时最好是被枪毙，脑袋上鎚一个眼，死不知道怎么死的。
刘新斋两手戴着手铐，还铐在后面。吃饭有困难，大便不能擦屁股。他头也肿，脚也肿。俗语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说男的怕腿肿，女的怕头肿，现在他头腿一齐肿，我看完了。我呢？什么病也没有，想死不能。可不可能在放便的时候假装逃跑？那样看守的战士一定开枪。这个法子也不好，假如一枪没打死，把我腿打断了，成了残废，死又不能活又受罪，岂不画虎未成反像犬。怎么样的死呢？每天晚上手淫，无数次的手淫，可以吐血死去。这种法子很慢，传出去太不好听。死，我不犹豫，不要在死时闹出一些下流的勾当，给人们留一些谈话的材料，那就不是好样的。死也要死得漂亮。不过想不出漂亮的死法。咳，成了犯人还是人吗？
上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不知哪个犯人抓住了一个苍蝇，在苍蝇屁股上塞了一个半寸长的小纸条。这个苍蝇到处乱飞，飞到我们这个监号，我们谁也不敢理。一个看守战士发现了，他把苍蝇抓住，一看苍蝇屁股上有纸条！虽然纸条上没有什么字，还是追问是谁搞的？我们五个人都说不知道。那个战士姓富，他的意思是我的嫌疑最大，他问我，我当然不承认。他一口咬定是我搞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同号犯人证明，他也不相信。我心想，我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犯人呀，要整我随你们的便吧。
每天发下来的报纸，一个号一个号的往下传看，但我不敢看。有一天传看报纸，看守战士发现报纸上有个小眼。他追问这是谁搞的？没有人承认，有人说这是原来的。但是不行，就这个问题看守所也来了人，追问在报纸上弄个眼儿是什么暗号？始终无人回答。从此报纸传到我这屋，我不敢看。我怕报纸破了一个口，或者碰坏了一小块，追问起来，三个“为什么”，我是答复不上来的。我宁可不看报，少找这些麻烦。
政府人员知道我们这些特务罪大恶极，诡计多端，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行为，对政府不会老实，在监号必然捣乱。可是怎样捣乱呢？特务的手段是什么？他们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还不知道军统局这个名词。他们只知道提高革_命的警惕性，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我们在监号不敢动一动。其实犯人的真实思想动态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发号施令，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吊起来，罚站、戴上手铐。这样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我们确实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对一些共产党人也有优待。1943年1月我在军统重庆特务训练班受训，我们这个训练班是视察人员训练班。担负视察特务工作与反贪污。也就是特务的特务。这个班共29个人，在戴笠公馆的隔壁，后山就是叶挺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躲警报，到了后山，看到了叶挺。一个同学对我说：“叶挺吃的比咱们好，重庆最近买不到猪肉，可是他还是每餐有猪肉吃。他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太太。”那时对叶挺没有罚站哪，可是现在对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我承认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宽大政策”，杀人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共产党人说“不打不骂”，但戴手铐子，吊起来，这是言行一致吗？
一次，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有的干部很年轻，甚至有的比你们的子女还小，你们难免会产生对他们的轻视。他们问话，你们不愿多说；写材料有一些句子不写上去，认为他们看不懂。这都不对。我们是有组织的，他们可能看不懂，可是我们有人能看懂。所以你们写材料要详细写；他们问你们话，你们要做到知无不言。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对我谈。”经过那次谈话，对照这些日子对我的处罚，我感到上下不一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6月底的一个上午，郭股长提我到前楼审讯室，他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并说：“这些日子你的思想很消极，什么材料也不写了，也不请求谈话了，你就这样争取吗？你不请求政府谈话，我找你来谈话，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在监号内不守制度犯了错误，受到处罚是应该的，论我的罪枪毙也是应该的，我毫无怨言。”我认可枪毙，也不能接受侮辱性的处罚。脚镣，刑具在某些犯人身上起作用，但是对我不起作用。这一点有些政府人员是不理解的。
郭股长接着说：“今天叫你写一份材料，写军统局的沿革。这个材料你过去写了一个轮廓，这次要全面写一下，有关年月要写清楚。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先回去想一想，明天再写。我回到监房想了一天。对于争取的问题，我反复地考虑了一番，“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这个方向不应改变。现在正在争取的路上走着呢，还没有盖棺论定，因此自己不能半途而废，要大步赶上前去。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把这部分材料写好。
采纳了我的建议(1)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写材料。每天写十三四页。从军统局的前身“军委会特务处”②，戴笠个人给蒋介石做情报开始写，一直写到1948年为止。分人事、组织、活动、经费等。主要的东西没有遗漏，但是我给政府写了一个建议：“这样大的材料，仅就我个人所知太不完整。军统局的特务谁也写不完全，因为地区太广，组织太多，好几万特务。我在东北，对于西南地区的特务就不了解。因此，为了把这部材料写完整，写系统，我建议，把在押的特务，如：印匡时、刘文白、李秉一、翟丕翕等十个人提出来，集体提供材料，一块写。这样就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材料。”
过了几天郭股长找我谈话，他说：“看了你写的材料，比较具体。印匡时在长春督察处当上校主任秘书，在军统局作过科员，军统局的事他能不知道吗？可是他写‘军统局的沿革’只写了五页。先说蒋介石为什么成立军统局？这就占了一页，后边就说军统局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其他什么也不写。这不仅是知道的多少的问题，而是肯不肯靠拢人民的问题。你写的那个建议我们看了，必要的时候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做，由你执笔担任主编。”
回到监房心里感到很宽慰，以后还要好好干。可是心里仍有余悸，说不定哪天又把脚镣子给我戴上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争取。戴镣子在他们，争取在我。
7月7日看了毛主席的新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很重要，深入浅出，容易看懂，对我们这些反革_命犯很有关系。文章引用的“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我把文章全文背诵下来，作为学习引用，对人也好卖弄。
这些天看不见张看守长了，内心感到很舒服。可能是调走了，由朴看守长负责。朴看守长是朝鲜族人，见人就笑，大家不害怕，有事也敢请求。听说张看守长是共产党员，参加革_命年头很多，因为没有文化，只看守长这个工作就干了十几年。他40多岁，在工作上归22岁的郭股长领导。张看守长吃小灶，每天与分局长一块吃饭。这些话是两个看守战士在窗户前耳语被我听到的。
我在屋里想，有什么办法能立功进而把我放了呢？我想回家看看，家中是否还住那座房子？才侠与依平（大老婆与二老婆）最近怎么样？父亲的身体如何？这辈子还能不能与他们见面？生离死别，人生如梦，自己摇了摇头。咳，如果1947年不来长春，在北京工作，我就可以跑到台湾，就没有这些事了。军统的人谁能像我这样来个“与众不同”的自首呢？别人跑了，我不跑，结果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在共产党这方面，我成了最危险的犯人；在军统局方面，我是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俗话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我就是这样处境。有一次一个干部对我谈话说：“你的历史可以清楚，却不可能清白。”
我心想：过去的污点没法子去掉，因为我是特务，共产党是不会信任的。这不奇怪，共产党的叛徒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是如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一贯采取“可以重赏，不可以重用”的原则，比如袁晓轩在共产党的地位还是不低的，可是到军统局却不给他独当一面的职务。再如张国焘，在军统局成了一个小丑。
在8月初的一个下午，郭股长来到监房走了一圈，不一会儿看守所便从各号提出去十多个人。内中有我。我们到了后院，我一看这十多个人都是军统特务。只有李树中是中统的，他是长春市的参议会议长。军统有杨绍林、李秉一、张锡德、董顺球、李海涛、孙静修等人。我们都坐在条凳上。这是干什么呀？没有什么坏事，因为这些人没有戴镣子。
郭股长笑了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个进步会吧，因为你们这些人是比较进步的，比较愿意靠拢人民的。我们很欢迎你们这样做。在长春这个地方人民对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同时也是很愤恨的。比如关梦龄，长春市开追悼大会那天，一个苦主在大会上要求政府惩办督察处的刽子手，其中就把关梦龄的名字提出来了！像关梦龄这样的人该死不该死呢？”
“我该死，我死有余辜！”我很激动地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对！你该死。但是政府本着政策办事，关梦龄死不了！他是自首的，在吉林公安机关报到的。从到政府这天开始就积极立功赎罪，检举了潜伏的特务，检举了埋在地下的大小电台；到这之后自己买纸写材料，系统的写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恶。在押的军统局的特务，现在属关梦龄表现好。因此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你们要向关梦龄学习，只要积极表现就有好的结果。用实际行动靠拢人民。”
接着他又讲了许多如何写材料，如何争取的话。听完了郭股长的讲话，知道自己的命保住了，内心感激共产党！十二万分的感激。
开完会回到监号，由于过分的激动至半夜仍没有入睡。郭股长说话算数吗？这是命令，还是公告？也许是随便说一说？大概是代表政府发表的谈话。我看他不会随便说，因为有这么些犯人听着，将来不兑现，与他自己也不好，对政府更不好。
8月底郭股长把我提出去，对我说：“把你和印匡时，翟丕翕提出来写材料。军统的全部材料，由你执笔。”
我说：“我们三个人还是不行，还要提几个人，才能把这部分材料写全。现在这些人还在，如果他们走了，那就不好办了。三个人也是写，十三个人也是写，多提几个能写好。”
“那么，再提什么人呢？”
“刘文白、张锡德、孙静修、李海涛、张兆丰、李秉一、陈青波。”我提了这么多人的名字。
“把陈牧也提出来吧，他也能写。”翟丕翕建议。
郭股长没有说什么，我知道陈牧表现得不怎么好。这一点翟丕翕还不了解，所以他才这样发言，结果郭股长没有理会。
“好吧，你们三个人先在这屋酝酿一下。”
郭股长推门走出去了，屋内只剩我们三个人了。
我问印匡时：“你怎么来的？”
“解放后，我与张锡德到兴安桥的解放团，从解放团解到公安局，也是报到的。没有改名。你来到这，我们都知道，你戴镣我也知道。你从楼上搬到楼下，一咳嗽，我就听见了。现在你的镣下了，我这副镣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下呢？”
我又问翟丕翕：“怎么你也戴上镣了？杨成荣什么时候走的？陈哲呢？邱明瑞到哪去了？”
“你下楼之后，我被弄到圆楼，就戴上了脚镣；杨成荣在春节之前走的；陈哲与邱明瑞都到感化所去了。感化所比这好多了，他们走运了。”
我安慰说：“我们好好写材料，脚镣就能拿下来。”
第二天，郭股长把昨天我要求提的人都提来了，我们一共有10个人。他宣布：“写材料算一个小组，小组长由关梦龄担任，副组长由李秉一担任。由关梦龄执笔负责编改。发给你们烟，只能在这吸，不准带回监号。大小便到楼下。”我们分了一下工，先写军统局的沿革，然后写人事、组织、活动、经费。首编戴笠的发家史。大家提供材料，我来编，叫陈青波抄写，他的字写得好。我们这屋整天烟气弥漫。
戴笠二三事(1)
写了一个多月，关于特务训练班的材料写得比较充实，特别是那几个大的训练班写得很详细，因为这10个人都是那几个大训练班毕业的。自己身临其境，材料比较可靠。其他材料也很多，整理起来十分费劲。有时候因为一件事的年月日大家争执半天。比如戴笠给蒋介石当中校参谋是1930年？还是1931年？
我写了一个小册子叫《戴笠轶事》，把戴笠生前的一些特别的事例象写小说那样写了出来。比如他的嫖是突出的，只要他看中了，他就要睡觉。军统局职员的老婆，军统局的女特务，他朋友的老婆，以及舞女、电影明星，太太呀、小姐呀，他见过面就找来，找来就过夜。他的嫖也赶上军阀张宗昌了。我把知道的事情列举了几件：
军统局人事处一个科长叫李修凯，他老婆是家庭妇女，长得有点姿色，住在戴笠公馆的附近。有一天戴笠坐轿子从李修凯门前经过，一眼就看见了李太太，于是就派副官把李太太强制请来，不用说在那过了夜。
李修凯还有两个小孩，妈妈走了，乱闹。李修凯下班，听说自己的太太被戴笠找去，知道被强奸无讹。他就坐家等着，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李太太才回来。她一进屋，李修凯就拿把剪刀把她的头发给剪光了。由这儿两口子的感情破裂了。李太太被强奸了，丈夫不理她了。她整日闭门不出，羞愧难当。同时李修凯也气病了。戴笠听说李修凯病了，便派人送去药品。李修凯憋着一肚子气，无法发泄。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李修凯把太太送回原籍，又娶了一个老婆。无形中把前妻抛弃了。
再有，汪精卫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军统局处长丁默村投伪，给汪精卫当特务头子，在上海成立特务机关。这样一来丁默村对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构成了威胁，于是戴笠计划把丁默村杀死。他物色了一个叫朱小姐的，此人在上海有许多社会关系，人长得也漂亮。戴笠把她吸收进来，给了许多物质，并且和她发生了关系。过了一个时期，朱小姐出现在上海市的高级交际场所，并且认识了一些名贵的夫人、小姐，因此，也就被丁默村所认识。丁默村本是酒色之徒，一见朱小姐以一个没有伴侣的小姐出现，丁默村就与她接触、追逐。朱小姐没有马上答应丁默村。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朱小姐把自己带的行动组布置好了，才与丁默村同居，成了丁的太太。又过了一段时间，戴笠命令朱小姐杀死丁默村，朱小姐没有遵照命令行动。最后戴笠来了一个电报，大意是，如果不立即执行，即按团体纪律制裁。这使朱小姐没有法子不行动了。
行动前一天，朱小姐指示她的行动组：明天12时零分，由大新公司正门出来一男一女，女的穿红色半截大衣，左首有一个男人，把这个男人击毙。
第二天上午，朱小姐要求丁默村到街上买东西，丁默村答应了。他俩先到别的地方逛了逛，十一点钟的时候到了大新公司。朱小姐这时也有些紧张。她要买一个很贵重的钻石戒指，需要很多的钱，丁默村没有犹豫就给她买了。这样一来，她认为丁默村对待她很好，决定不行动他。于是她在大新公司又买了一件蓝色呢上衣穿在身上，把脱下来的红上衣包起来，走出大新公司。
他的行动组没有等到穿红上衣的女人，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于是马上撤离了现场。丁默村与朱小姐回到公馆之后，丁默村马上派人把朱小姐关了起来。丁默村对朱小姐说：“你和我来这一套？老子干了一辈子工作，你的这点东西还能瞒得过我吗？你不说实话，我就让你活不了，也死不了，叫你活受罪！”
朱小姐无奈把戴笠派她的任务具实告诉了丁默村。最后，朱小姐竟耍起娇来，说：“如果我真想打死你，我就不换上衣了，我不想打死你，你反而要打死我，你打死我好了……”
丁默村没有把她打死，但把她这个行动组给破获了。无奈，戴笠又派人到上海把朱小姐杀死。
这就是戴笠对女特务的先奸后用，再处死的例子。他把女人当玩物，他是个禽兽，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有的女人认为“戴先生爱上了某某小姐”。那是对戴笠没有看透。
1942年3月我在军统局主办的“西安查缉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一共二百多人。戴笠专程从重庆到西安主持我们的毕业典礼，并且亲自分配工作。他在人事上，对训练班很重视，非常相信他的学生。训练班毕业他尽可能到班讲话及分派工作。没到西安之前，他听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说，西安开源寺妓馆有个叫妹妹的妓女，长得很漂亮。到西安之后，戴笠办了一些公事，晚上，他自己到了开源寺。
开源寺是一座古庙，后来改成妓馆。里边都是江苏扬州的名妓。进了开源寺，给他做警卫的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马德皋马上跟了进去。各妓馆对马德皋很熟悉。戴笠一找就找到十七号院。他进院把帽子往下拉，大衣领子立起来。一进门就叫妹妹，伙计把他引进妹妹的屋子。妹妹不认识他，戴笠自我介绍说：“我姓王，商人，跑单帮的。从上海到西安，来这玩一玩。”
戴笠既不喝茶，也不吸烟，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他在那与妹妹对话，他问一句，妹妹答一句。戴笠说：“你这套家具颜色不好看，明天我给你买一套。”“谢谢吧，用不着。”妹妹认为他吹牛，很讨厌。这时马德皋在门口的一个屋子坐着。妹妹过去，马德皋问妹妹：“屋里有客人没有？”
“有一个，他说是商人。唉哟，那样子凶得很呀，讨厌死了。他不走，说要在这儿过夜。天哪，我不留他！”
“这个人很有钱，我知道他是河南的一个大经理，在上海开绸缎店。他认识宪兵队的一个班长，你如果不留他，他打你们，我可不管。留下吧，他有钱，多给你钱那有什么关系？他住一夜又不与你结婚，管他凶不凶。”
妹妹被说服了。吃完晚饭，院中的伙计发现门前有许多人在来往的转悠，伙计赶忙报告了妹妹，怕出事。妹妹这时正在洗脸，准备睡觉，她自言自语地说：“不晓得干什么的？有几个人老在门前转悠，要打架的样子。”
“那好办，你到门口，叫他们回去！”
“唉哟，我可不敢。”
“去吧，你到门口一喊，他们就散了。”
妹妹到了门口喊了一声：“你们回去吧！”不一会儿门口的人都不见了。马德皋自己带着几个喽啰在十七号的院外警卫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戴笠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一夜戴笠给妹妹6000元钱，等于二两黄金。第二天晚上又去了一趟，给妹妹买了四件衣料。妹妹始终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物，只知道是个大官。戴笠走后我们到十七号去玩，大家问她：“那个河南商人最近还来不来？”
“弗晓得！”
再如，1945年“九?三”之后，戴笠到了北京，亲自主持“肃奸”。既抓共产党，也抓汉奸。戴笠在北京住他朋友吴泰勋家，吴泰勋的老婆陪他过夜。这种卑鄙的勾当特务们都知道。有一次开晚会，找言慧珠唱戏。当时我是“肃委会”的总务科长。先唱了一段《凤还巢》，后来宋子文又点了一段《金玉奴》。唱完戏，戴笠不叫走了。那夜就把她带到他的临时公馆过了夜。这样的事，我们办总务的特务都要预备汽车，预备饭，所以知道得比较详细。
这样的材料我在小册子写了几段，多写没有必要。
戴笠用人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先给你们官做，如果做不好，我就要把‘官’的上面加一个竹字头，变成‘管’；如果管也不行，那就不客气，把竹字头拿下来，旁边加一个木字变成‘棺’！”所以戴笠好押人，为一件小事也能押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管。必要时他还杀人，就是所谓“棺”了。
他有一个副官对他这种嫖的生活很反感。有一夜时间很晚了，他叫副官坐车去接女人。把女人接上汽车，这个副官就当着女人面骂起来，意思是骂戴笠半夜三更叫我们到处找“破鞋”。这个女人见了戴笠把这件事说了。戴笠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报告，说他的副官勾通宋子文的副官贩卖鸦片，应予以处死。就这样这个副官被杀了。
在用人方面，还有一个鱼鹰政策，他说：“饱了的鱼鹰不干活，吃不饱也不能干活，只有饱与不饱之间才能干活——对待我们的部下，不能叫他们太有钱，也不能没有钱。”
小册子里，我知道的，加上大家知道的，写了30段，都是短篇的东西。
每天写材料，每天写工作日记。记录当天写了多少材料，谁提供的，有什么特殊问题。然后一一呈报。我在呈报时从来不汇报某人的缺点，何必那样呢，他们不好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坚持隐恶扬善。我们每天谈的许多事情也从不反映，因为我就是好谈者之一。
血债血还，杀人偿命(1)
10月16日，星期日。吃完早饭，就听看守到一号监房喊：“十六号出来！”我们知道叫的是陈牧。他戴着一副大脚镣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把我们这屋的门打开，我心想，陈牧提走了，这回该提我了。我要起来，看守说：“不找你！”又朝张逸民一指：“找你，出来！”张逸民穿上鞋出去了。我心中暗想，有什么重要的审讯礼拜天还办哪？到吃晚饭的时候陈牧先回来了，接着张逸民也回来了。张逸民精神紧张，脸色苍白，饭只吃了半碗。饭后，张逸民坐在我身旁，不停地摇头。我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说：“把我叫到局长室，一屋子干部。问我的一些罪恶；问经济大药房案件；问在伪满的活动；问我在长春杀了多少人？我说没杀过人。他们说因为我搞的情报，以致破了案子，都要由我负责。这么一来我就危险了。问我话的干部很严肃，其他的人不说话。情形不乐观。回头，又叫我把这些问题写下来，我写了两个小时。写完之后又拿去看，看回来又叫我补充。咳，不好办哪。”
我劝解道：“没有关系，不要难过，有问题就交待，他要杀我们，哪件事不能杀？他要不杀，你多坦白个十件八件的也不会杀，反而说你坦白彻底。”
我总觉得张逸民没有我的罪大，他在伪满是个警尉补，在解放前是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分区主任，地位不高，责任也不大。但是他收集的经济大药房的原始情报，这一个案子就杀了六七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还听说他在伪满时对老百姓很厉害，是长春老百姓最仇恨的“三张二栗”之一（三张，即张效九、张逸民、张耀先；二栗，即栗宗元兄弟二人）。他这一张地位虽不高，坏事却没少做。他的老婆就是霸占别人的。还有一件坏事简直不好说出口，伪满时张逸民抓住了女共产党人，用一条大绳子在阴户下边前后拉，把阴户拉烂，然后用洋蜡把阴毛烧掉，最后强奸，杀害。这些残酷的行为我也感到过分。要杀就杀，用不着这样。我也杀过女地工人员，但我不像他这样残忍。如此看来，他的案子很不单纯。礼拜天干部办公，又来了那么多的人，不一般哪。我想，今天找张逸民，说不定明天就会找我。自己掐指一算，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③今天是1949年10月16日，整整一年。这一年，国内国外有了很大变化，我自己受了不少的折磨与考验，今天还能活着，真不容易呀！可是将来会怎样呢？想了许许多多。
第二天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一周年。天气阴暗，刮着凉风，仿佛要下雨似的。早饭后，我以为照例会提我去前楼写材料，但是没有提。不一会，看守的战士端着枪，表情很紧张的样子，来回在我们的窗户前监视着。这就预示着将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接着把玻璃窗户里面的防空窗帘（一层黑纸）也关上了，这是因为这些窗户靠大街，怕我们往大街上看。可是大街上什么也没有哇。我坐着想着，今天是长春解放周年纪念日，也许……我想起3月份追悼大会的情景，那句“血债血还，杀人偿命”的口号，不能不使我害怕。我认为开大会不大好，一枪打倒在这屋算了。否则不如袁家佩，吴殷强，孙伯宇等人，他们病死在这里，政府给埋起来，外面人不知道，就算完了。可是郭股长对我说得清楚，“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啊，这句话犹在我的耳鼓。郭股长不会说瞎话的，我应当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偏要不相信，给自己增加烦忧呢？
看守所的人来到监房，监房异常肃静，一点声音也没有。看守手中的钥匙一响，大家的心一跳。一号监房的门打开了。
“十六号出来！拿着东西！”
接着脚镣子响，陈牧走出了监号，在看守所门口下了脚镣。铁锤砸砧子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下完镣，没有声音了。接着又叫十一号监房：“七十一号出来！拿着东西！”
七十一号犯人是印匡时。他和陈牧一样在看守所门前下了镣。我以为这回该叫我了，心中忐忑，无法形容。真的，看守所的人往我这屋子走来了……却在我的对门站下了——把郭子襄叫了出去。郭子襄的动作很慢，因为他带的脚镣太重。
“快点！”看守催促道。
郭子襄戴着那副大镣哗啦、哗啦的出去了，他也在看守所门前下了脚镣。下了脚镣能轻快吗？也许轻快一阵儿。
郭子襄的脚镣下完了，看守所的人直奔我这屋子，到门口开锁……我立刻站了起来……看守战士在铁栏前面怒斥道：“你要干什么？老实点！”我的监号打开了，看守指着张逸民说：“你出来！拿东西！”
张逸民急忙把自己的衣服包拿起来，到门口穿上鞋，走了。我想不会叫我了，如果有我会与张逸民一块叫出去的。
这四个人走了，监房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静。陈牧与印匡时的号数犯人都知道。到我这屋没叫张逸民的号数，只说“你出来”，犯人们很可能以为把我叫出去了，所以我咳嗽了一声，告诉关心我的人：我没有走。
他们这样走没个好，是开斗争大会吧？什么场面呢？想不出来一个轮廓，也没有具体的听说过。小说里有斗争地主恶霸的描写——大会上要控诉地主的罪恶，然后宣判等等。如果要控诉陈牧，他的罪与我的罪差不了多少。
陈牧是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当时朝阳大学法律系是最好的。他毕业以后，入军统的“黔训班”受特务训练，以后到沦陷区干潜伏工作。1946年调到长春督察处充侦审室中校主任，1947年冬因贪污撤职，押了二个月。释放调充吉林组副组长。他没到吉林，仍住长春。1948年3月督察处的审讯工作忙，副处长张国卿念他是“黔训班”的同学，叫他协助审讯。4月，张国卿升为处长，又把陈牧调回来，仍充侦审室主任。陈牧与军统长春站站长项迺光是同乡，都是辽宁开原县人，所以项迺光对陈牧再回督察处也不反对。
陈牧吸食鸦片，为人阴险毒辣。不说别的，他与老婆吵架，操起椅子打过去，把老婆的头部打出血。这件事就发生在解放前的半个月。对老婆尚且如此，对别人就可想而知了。
督察处的人，凡是他领导的特务，如侦审室的人，看守所的人，都怕他。他爱发脾气，接着就打人。看守所所长石玉璞常挨他的耳光。石玉璞对我说：“给我调一调吧，我的能力实在不行。”他不是能力不行，是怕挨陈牧的打。
对自己的人还这样，对犯人就不用说了，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扒皮”。
1948年4月，他到长春大马路重庆饭店去吃便饭。重庆饭店在长春是一个比较大的饭馆。经理姓庄，是个很活跃的商人，认识长春不少高级官员，在警备司令部里也认识不少处长和科长，但督察处他不熟悉。陈牧要了两个菜，不合口味，价钱还贵。陈牧发了脾气，茶房下楼把庄经理找来。庄经理排解一番，陈牧仍不讲理，庄经理就与陈牧吵了起来。陈牧一生气拂袖而去。回到督察处，陈牧把政治犯的案卷拿出来查了查，接着就从看守所提出一个新抓来的政治犯，问这个犯人：“你从哈尔滨到长春，见了几次庄经理？庄经理给你几份情报？
这个犯人答复不上来，于是用刑，把这个犯人打得糊里糊涂不能不“承认”。于是陈牧就派人把重庆饭店庄经理抓来，抓来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庄经理重打一顿，然后押了起来。
第二天上班，陈牧对我说：“昨天夜里审讯，一个八路地工人员供称重庆饭店庄经理与他有关系，并且说庄经理最近要到哈尔滨去，我怕他逃走，当时没有来得及向您报告，就把他抓了来，现在我补一个报告。”
按督察处规定，未经督察长批准是不能抓人的。他这样一说，我因不知内情，就同意了。他又对庄经理百般拷打。庄经理家中托了许多人，以后又托到我这儿，我告诉陈牧把庄经理释放。这一押重庆饭店关门了，庄经理花了很多钱，一下便垮台了。庄经理被释放之后，对人说：“这回我才知道督察处的厉害！简直不讲理，叫人没有法子活。”
像这种无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务所想不到的，可是陈牧不但想得出来，还能做得出来。
再有，陈牧的审讯“本事”极强，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对我说：“什么案子，只要到陈主任的手，就能审得出来，审讯能力比法官强得多。”
陈牧的确比法官有办法，他能把被审的人绕在里面。比如审讯地工人员：“你到解放区把长春的物价说出去了吧？谈谈物价，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没有什么关系？”
对方没有考虑其他，就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到了陈牧的笔下就是“多次往返哈尔滨与长春之间，收集我方经济情报，调查物价，供给奸匪……”被讯问的人还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已被签处死刑。类似这样的审讯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陈牧在1948年审了一个地工案件，内中有一个长春大学的女学生杜鸣兰。由于这个案子不能构成“奸匪”之罪，原始情况也不具体，就把杜鸣兰等人开释了。到4月，办了一个政治案件，又牵涉到杜鸣兰。怎么牵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陈牧故意牵涉的？不能肯定。这个案子要结案的时候，一个晚上，陈牧把杜鸣兰提出来，威胁要处死她。杜鸣兰哀求他，他就把杜鸣兰强奸了。结果这个案子多数人被杀，杜鸣兰没有被杀。这件事，南京来密令，叫我查。我包庇了陈牧。特务们不满意：“抓到八路应该杀，不该强奸。强奸女犯，纵放八路，是犯团体纪律。”
陈牧的罪是数不尽的，还有一个我始终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个共产党机关干部从哈尔滨来到长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韩瑛。到了长春之后，说是向国民党投降的。督察处把李文宣转送到沈阳东北行营二处，该处处长文强把李文宣又派到长春督察处工作，并叫从优叙用。督察处便给李文宣一个中校侦审员的职务。1947年冬，督察处处长由安震东接充，陈牧对安震东不满，说：“安震东不学无术，什么也不懂，连公事都不会批。”类似这样的话很多，李文宣报告了安震东。安震东就借陈牧贪污把他押了起来，并且撤了职。到1948年2月，安震东升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督察处处长由副处长张国卿升充。张国卿与陈牧是同学，私交甚好，于是又把陈牧调回督察处。陈牧说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许多理由。他对我说；“李文宣不是真投诚，第一，他在侦审案件时，对刑事案件往死里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对奸匪案件，他总是审不出来。到他手的政治犯就签释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场，女八路庞静这个案子，原情报说她从哈尔滨到长春，结交了一些新一军军官的眷属作为掩护，以便收集我方各种情报。李文宣对庞静的讯问是这样问的：‘你到长春干什么来了？你有没有组织？’这样问犯人是给犯人开脱，应当问，‘你在长春先后收集了多少份军事情报？’或者问，‘你在长春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情报？你把情报收集好了之后怎样送走的？’第二个问题应当问，‘你们小组有多少人？’或者问，‘你领导几个人？’‘你归谁领导？’不能问你有没有组织？这事，你在场还对他申斥了！这是他的可疑的地方；第二，社会关系复杂，他每天外出，东一趟西一趟，乱跑一阵。因为他家住在督察处院子里外人不敢到这里接头，他只好到外面去。我听说他有一些朋友是从哈尔滨来的；第三，他的钱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济他，他不会比我们有钱。根据这些可疑之处，我说他是假投诚。”
我听了陈牧的这些话，觉得似乎有道理，我对陈牧说：“再好好调查一下。”接着陈牧又到张国卿、项迺光那里游说。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形势。到了3月，张国卿、项迺光及袁晓轩几个人一研究，决定把李文宣秘密处死，（这件事我不知道。）决定好了之后，给南京保密局去了一个电报，南京回电照准。
3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我一进办公室，军用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耳机，对方问：“你哪儿？”我答：“督察处。”“你是什么人？”“我是勤务兵。”“找你们处长说话。”“处长不在。”“请督察长说话。”“也不在，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回来告诉他们。”
“你们的人在卡哨外，我们新七军三十八师的防地上放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你给处长公馆打电话吧，他的电话是××××。”
我放下电话，心想又行动什么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加多问，免得麻烦；再一想，如果我们督察处的人在外搞出事来，我能没有责任吗？况且我们这些人都是亡命徒，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敢干。我想给张国卿打电话问一下情况，但我又犹豫了。
第二天一上班，张国卿对我说：“李文宣是奸匪派过来的，昨天下午把他行动了。”
“怎么布置的？”我问张国卿。
“昨天下午我把李文宣找来，对他说，‘袁晓轩有一些部队在南关外，叫我们派一个人去给这个部队讲话，你去吧。袁晓轩也派两个人同去。’说完又给他拿了一些路费，打发他与王厚甫、刘士培二人一起走了。他们出了卡哨，走到无人的地方，王厚甫在李文宣身后开了枪，枪一响新七军的士兵来了，把王厚甫、刘士培逮捕，带到一个团部。后来给我打电话才把他们二人放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越听越不满意，作行动不通知我，难道我还能泄漏机密吗？张国卿说：“昨天找你没有找到，听说你到中央银行去吃饭，现在你要做善后的事情。”
过了两天韩瑛来见我，她说：“文宣去了几天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怎么了，督察长，您有信吗？”
“据说他到那个部队的晚上，八路派不少部队进攻，他被俘了。我怕不可靠，今天派人去调查，证实之后再告诉你。不要着急。”
韩瑛是哈尔滨有名的歌手，红极一时的韩小姐。后来嫁给李文宣，生了一个小女孩，才一岁。今天我看到韩瑛眼泪汪汪，心也有点难过。我这样欺骗她感到太不应该。
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我对她说：“没有调查清楚，家中的生活，我告诉总务科陈科长给你想办法。”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条子，叫总务科给她发200斤小米，及李文宣4月份的薪饷。这样又把她骗了一次。以后韩瑛又来一次，我对她说：“八路抓去也不会杀了，将来我们抓了八路的干部和他们交换俘虏。”到6月份，韩瑛从督察处的职员宿舍搬出去了，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丈夫被杀了呢？
陈牧害死的人多了，今天如果真的枪毙他，我认为很公平。
如果印匡时被枪毙，我认为是陈牧咬的。陈牧充侦审室主任时，一切公事皆要经过秘书室复核，就是说要经过印匡时修改文稿。有的时候印匡时把陈牧的稿子也给改了，陈牧不同意，俩人便闹意见。张国卿与我给他们从中解说，也没有使他们和好。印匡时认为：“陈牧自以为是，有的地方不通，我当然要改。不能把公事拿到别的机关，叫外人耻笑我们不懂公事。认为督察处无人。”其实印匡时只在公文上咬文嚼字，其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空牌位。督察处抓人、杀人的勾当，他无权决定。只能在公事上看到。但是按例行公事他需要在这些抓人杀人的公事上签字。这次被捕，陈牧便咬他一口，陈牧在坦白时说：“我签的杀人公事，都要经过印匡时审核。他不同意，我的公事不能出手。”这样说就加重了印匡时的罪恶，又加上印匡时坦白得不好，就注定了自己必死。
还有郭子襄，我第一次作证，就是郭子襄的罪恶。
有一天，郭股长把我提到一个屋子。我进屋一看是郭子襄，督察处少校督察。他带着一副大脚镣，脚镣上还有一个铁球。
郭股长对我说：“关梦龄把郭子襄的血债说一说。”
“1948年3月他在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充少校参谋时，在米沙子抢老百姓粮食，打死了两个老百姓；1948年7月初，督察处在南岭秘密杀害地工人员10人，有他在场，是我指挥的。”
“郭子襄听见了没有？”郭股长问。
“他说有，就有，反正我没有杀过人。”他表现很顽固的样子。
我说：“郭子襄你到今天还抵赖什么呢？我们杀的人都挖出来了，杀人的刹子手多数被捕，你还这样顽固，没有好处。”
我在讯问记录上签了名字。在事实面前还如此抵赖，郭子襄可谓是个顽固蛋。
他们三个都是督察处的。如果今天枪毙，督察处就被处决了三人。
我在屋子里看到窗外的天空，阴暗凄凉，使人感到忧郁。到晚饭的时候，看守战士才把黑窗户打开，他们脸上的表情也不那样紧张了。这一天不比寻常，真不容易过呀。
第二天早饭后，又提我到前楼写材料。
陈青波说：“早饭后，看守所把《长春新报》发下来，我一看开大会枪毙人，有五个。一个工人说，给这些人点天灯也不多！这条消息我还没看全，看守所的人就把报纸收回去了。”
“我们小红楼提出去四个，陈牧、印匡时、郭子襄、张逸民，那一个是谁呀？”我问。
“姓苏的，是建军的土匪，听说这个家伙的血债很多，昨天圆楼只走他一个。”李秉一说。
大家都感到很空虚，坐下来写材料，心老是沉不下来。
“咳！印匡时是贵州人，一把骨头扔在了东北。”我感叹道。
李秉一也很恐惧，解放后他潜伏在一个大车店，在那儿被捕的。他说：“在大车店把我抓着，用木棒子把我好一顿打。我是被捕来的，所以危险成分多。”
在座的九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危险，我最后说：“好了，咱们不谈这个，写材料吧。”
写材料，一个接一个(1)
一个材料写完了，又写另一个材料。郭股长要我们把长春的军统和中统组织制成一个表。军统的有我、李秉一（保密局长春站秘书兼人事主任）、中统的有李树中（长春参议会议长）、李芳春、徐克成，还有一个日本特务叫竹中，专门能制表，共六个人完成这个材料。十来天就写完了。
写完材料的这天下午，我们等着郭股长的吩咐。11月，天气冷了。我倚在楼窗看着大街上的行人，十分羡慕。大马路上的汽车不断地奔驰着。想到一年以前，我出口是令，长春这个城市，我可以一个命令把全市交通封锁起来；警察、宪兵、特务，一齐在督察处的领导下进行户口大检查。可是现在，我大小便都不得自由。人哪，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郭股长回来，叫我们把个人的东西搬到小红楼上的一个大房间。他对我们说：“这回小自由，在屋子里可以随便活动，看书、写材料都行。关梦龄这回不用照相了吧？（我曾说在监号里坐着，一动不准动，等于长期照相。）这是对你们的宽大，与别的犯人不同，你们要知道。”
郭股长走后，我对徐克成说：“咱们写一个决心书吧，前一段是感谢共产党对咱们的宽大；第二段写今后一定要立功赎罪，努力争取，回报政府的宽大。”
徐克成说：“你起稿吧，我缮写。”
我拿起笔来就写：“我们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_命犯，深知百倍努力也不能赎罪于万一。但在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下，我们得以复生。感戴之情无法形容，今后只当……”写了两页，由徐克成用仿宋体复制两份，一份呈给政府，一份我们贴在墙上自勉。
12月初，我们从楼上搬到楼下的七号监房。现在楼上楼下的犯人很少，都走光了。军统这些特务除了我一个人，各屋都空了。楼上只有一个尚传道，楼下还有王心一等几个少数军统电务人员。他们都到哪去了？徐克成说到吉林去了。这么多的人，到吉林？我无法判断。
有一天郭股长与我谈话，我说：“陈牧他们五个都枪毙了，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他问我。
我就把写材料时候，听陈青波说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接着我说：“枪毙的这五个人，论地位都没有我高，论罪恶也不一定比我多，只是陈牧严重。他们都枪毙了，我还不应该枪毙？我没有死，这是政府的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内心充满感激。”
“你有这些认识是好的，但是枪毙与不枪毙不在反动职位高低。反动职位高肯定罪恶大，但是与争取的情况，靠拢人民的表现都有关系。看问题要全面。逐渐你就会明白了。”
接着他又叫我与徐克成绘制长春的各特务机关的系统表。表的内容都是政府拟好的，我们照写。徐克成的字写得好，他写的仿宋字如同印的一样。他写，我校对。共有三十多张表，每张表上都有阶级、职务、姓名，被捕的有“△”号，未被捕的没有记号。郭股长对我们说：“你们看到这些表，不许乱讲。”
这些事知道不应该讲，这是政府的内部材料，政府叫我们整理是相信我们，也是一般犯人所不能做的事情。自己又想，这样事做多了，是不是能放我呢？不怕我把这些机密带走吗？于是又有了疑惑。
我们这屋五个人，日特竹中是日本关东军的中尉特务。“九?三”之后，军统的军事联络组组长刘精一留用了他。他的俄文好，在伪满时期做苏联的情报。
徐克成在伪满时期给汉奸于静涛当秘书官，于静涛是北满合江省省长，徐克成的日文好，当翻译。竹中说：“徐先生的日本话与东京口音一样。”
李中候是小特务，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喽啰。不知怎么回事与我们关在一起。大概交待材料表现好，这个人什么也不懂。
李芳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分区主任。这个人一身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他的日本话虽好，但赶不上徐克成。伪满时期他受的奴化教育太多，中毒太深，不像一个中国人，真可气。
快过新年的时候，我与徐克成说：“我们住这样舒服的屋子，象小办公室一样，有书看，有烟吸，在屋内有自由。我们应该用行动来表示对政府的感激。我提议，我们检举揭发长春的一切坏人，不限于军统、中统这两方面的，伪满的特务、青帮头子、地主恶霸、日本翻译、建军头子，都检举。以此迎接1950年的新年。”
徐克成、李芳春、李中候都同意。于是我就开始写起这方面的材料。他们比我写得多，因为他们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多。这份材料写得较好。郭股长认为还可以继续写。
要过新年了，我们希望能吃点肉。新年果然吃了两顿肉。年算过去了。我说：“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出有门，入有门，回家无门。”
过了新年就是春节。除夕，郭股长调李中候到十一号监房，徐克成调到一号监房。我听见了他俩的咳嗽声。过了两天，我明白了，他们到监号是去做工作的。在特务机关这叫狱侦，旧社会叫“坐班探”。我心想，李中候懂狱侦技术吗？没叫我去，是不是自己改造不如他们？内心不愉快。
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春节的肉，在除夕以前就吃了。听说大厨房锅少，先叫我们过春节，到了春节，干部改善。想到活了34岁，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这还是第一次。然而作反革_命犯不也是第一次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人作异客的心情，今天我作犯人更加倍思亲人了。过年家人不能团聚，自己被押，亲友自顾不暇，门前冷落，势所必然。家中凄凉景象可想而知。想到1946年的春节，我以接收人员的身份回到北京，自己兴高采烈，家中喜气洋洋。今天共产党的干部过春节一定是举家团圆，欢天喜地。我，我的家则是在悲哀失望中度过佳节呀。我想得很多，最后我想到被我杀的人，这些人的家属又怎样过春节呢？我不敢再想了，我能活着就算万幸，不能胡想了。所谓“知足常乐”，不知足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正月十五日早上，徐克成、李中候又回到我们这屋，徐克成对我说：“现在破了一个现行反革_命的案件，与李芳春有关系。”
我猛然想起，春节前郭股长找李芳春谈话，谈了几次，李芳春回来便说：“真不好办。”现在我明白了，当时问他，他不坦白。接着就把他从我们这屋调走了，那天是腊月二十二。我问徐克成是怎么回事？
他说：“有一个叫于子杨的，解放前是李芳春运用的外围，解放后于子杨不但没有登记，反而继续活动，在火车上吸收了一些人。这其中有个叫刘金声的火车司机，被抓来了。我在于子杨那屋，李中候在刘金声那屋。他们都承认了这些事情，可是李芳春没承认。李芳春在楼上戴着手铐，还要撞头自杀呢。”
我点点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一切由各人负担。我承认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个人情况不同想法与作法也不同。这是既唯物又辩证的。
3月，郭股长到我们这屋来，对我说：“你判断一下，军统特务再到大陆活动会怎样布置？你如负责将怎样指挥？看看你们写的与事实能不能相符合。”
我考虑了一个下午，根据解放后的形势及军统特务的规律，我判断：第一，退到台湾，军统与中统等机构要合并，把特务机关统一起来，便于指挥；第二，特务机关与美特比过去加强合作，在东京、菲律宾及冲绳岛，设立训练蒋美特务的据点；第三，派遣特务潜入大陆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北朝鲜，由南朝鲜到北朝鲜比较容易；第四，进入大陆所用的掩护，是华侨、商人、学生以及于斌指挥的天主教神父和教徒；第五，派遣进入大陆的特务，以华东，华南籍贯为多。他们熟悉方言便于活动。大致是这些。写完之后，交给了看守所。这份材料写完的第二年，证明我的判断多数是正确的。
一年多了，接触了不少干部，除了郭股长之外，还有于、肖、杨、王、张等许多审讯员。他们对我都熟悉了，每次写材料，也不用交待政策，更用不着启发，到我窗户前说一句：“关梦龄把袁晓轩材料写一下。”我就可以写了。有时我问一句：“逮捕了没有？”他们便会告诉我逮捕或未逮捕。如果没有逮捕，我在写材料时，一定要写年龄、相貌、特征、身材、什么地方的口音；如果已经逮捕，就写他的罪恶及一些社会关系。这些材料写得很多，写的要领我已经知道。我写出去的材料没有不合要求的。
我感到这些审讯干部对特务技术知道得太少。这也难怪，这些二十几岁的干部解放前还念书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军统特务”，解放以后才接触我们这些特务，所以只能要材料，别的谈不到。因此，我想把特务技术写一些，供给他们参考。“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拟了一个提纲，也没报告郭股长，自己就写起来了。先写特务是什么时候有的？历史上，明朝的刘瑾就是特务，他有组织，叫什么厂卫。到了清朝雍正年间“血滴子”也是特务。有这样一个故事，雍正唯恐他的大臣不忠于他，试验大臣对他说谎不说谎。晚上，一个大臣在家正与小老婆玩骨牌，灯光一闪，一张骨牌没了。第二天大臣上朝，雍正就问这个大臣：“昨夜在家干什么了？”大臣说：“昨夜与小妾做骨牌之戏。”说对了。雍正便把昨夜的那张骨牌交给了大臣，正是少的那一张。如果这个大臣不说实话，即是欺君之罪。类似这样的例子都是特务行为。
之后，写了一些特务技术等方面的材料，如情报、侦察，逮捕、审讯等，共写了四本，有三百页。我写完由徐克成替我抄写下来。日特竹中看了我的这些材料说：“哈，哈，关先生知道这么多的特工知识，我们过去对军统局不知道，只知道蓝衣社厉害！”
我也问了他一些日本特工的情况。按他说，日本特工也有一套，比如在北京的一个日本特务头子，和北京人一样，化名“王二爷”。他就是日本特工技术较好的一个。日特在中国活动多数是收买利用中国人当腿子。日本钱多，只要肯花钱在中国的特工就能搞好。所以说，日本特务技术在中国没有完全发生作用，发生作用的只是运用中国人。
我听了竹中的这些话想起1945年，“九?三”胜利后，军统局的特务在北京首先要逮捕日本特务头子“王二爷”，但是没有抓到。据说“王二爷”自小在北京长大，一口北京话，生活习惯也是北京化。所以很容易潜逃。这种特务技术就相当高。
1937年抗战开始，绥远的一个喇嘛庙走了一个喇嘛，这个喇嘛在这个庙已经7年，平素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以后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这样的潜伏工作也做得好。再举一件丑事，傅作义部队用的包头以西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关东军测量局的，而不是我们参谋本部的。说明日本特务技术是很高的。
竹中，在哈尔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干了多年，但对于特务外勤知道得不多。
我把写成的这本特务技术材料交给了郭股长。我对郭股长说：
“我这本材料，在被捕的这些东北军统特务里，是不一定有人能写得出来的。”
郭股长笑着说：“又自满了，你还能写很多东西，这屋子里有纸有笔，有时间你就写。”
我们屋四个人，开了一个会，做了一个学习时间规定：早饭后到晚饭前，是各人写材料时间；晚饭后到睡觉前是自己学习时间。竹中的俄文好，徐克成的日语好。我要学习外国语，徐克成说可以学习俄语。我就与竹中挂钩，我教他中国话，他教我俄文。每天一小时俄文学习。这些我对郭股长说了，他说可以，不过指示：“不要耽误写材料的时间。”由这以后每天学习俄文，于看守有本俄文读本，我就利用这个读本学习，把这本书都抄下来了。
4月中旬，有一天郭股长把我们的门打开，领进一个穿灰棉军服的人，也有三十六七岁，高个白脸。郭股长走了，我问他从哪来，他说了几句话，听不出来是哪儿的人，不像北京口音，有点像东北话。我正猜测的时候，徐克成发现他一进屋就注意竹中写的日文材料，果然是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务，叫谷口。抗战时在山西，“九?三”胜利后，到长春给美特做工作。解放后他没有跑了，潜入到解放团冒名国民党军官，好几年才把他查出来，送到公安局。他这一来竹中有了同乡了，徐克成也能说日本话，于是这屋就不断日本话了。
在5月的上旬，我看报纸，看到反动派还不断派特务到大陆进行反革_命活动。我想我到台湾去做人民政府的地下工作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我设计，先到西康的西昌，从那再往云南走，转道香港，再去台湾。到了台湾就说解放后我逃到沈阳的一个亲属家中潜伏，后来不能潜伏了，才一步一步地逃到西昌。这样潜回军统特务机关，我能够给人民做很多事情。可是真的回到军统特务机关，被特务识破，给我一上刑，我是坚持到底呢？还是说实话呢？我与项迺光从长春向外突围未成，我们俩人分手的时候，他说：“咱们这样办吧，自己想办法走，谁到了北京，或到了南京，就把咱们突围的情况报告给局本部。”我在长春没跑了，北京也没有我，又没到南京，特务机关还不考虑我的下落？再说，我到长春市公安局，东北的这些特务谁都知道。这些特务如果有一个被释放，能不出去讲我的问题吗？另外特务在东北的潜伏组织真的一个也没有了吗？不一定。回到特务机关，我还可以说，我是迫于当时环境假自首。这样可以说得过去。最后我决定无论如何要给人民做一些事情，牺牲生命，在所不惜。至于政府准不准许那是政府的问题。我左思右想就把这些计划当面报告了郭股长。
他听了我这些话说：“你可以写一个报告。”
我回去写一个报告，呈给了政府。这个报告呈上去之后，没有回音。我当然也不好问，以后就作罢了。
狱侦(1)
6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东北各地的反动残余分子利用这个机会自发地进行反革_命活动。长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_命分子。一天郭股长找我，对我说：“新逮捕了一些人，属现行反革_命。你搬到他们屋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今天我就挂这个名在监号活动。
接触的第一个对象是孙×，汽车司机。他的姐姐在长春一个军医院当护士长。1949年与医院的一个老干部结婚。后来，这个医院的秘书被暗杀，这老干部失踪。公安局便认为孙×的姐姐有嫌疑，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下二号。押了几天又把她的弟弟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上十三号。我到这个监号、什么也没拿，空身进屋。门开之后，看守在门口厉声地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我也这样说。
门一锁，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么也没有，坐下太凉，我便把鞋垫在屁股下。吃完晚饭，他看看没有看守战士，便小声问我：“你怎么来的？”
“今早抓来的。”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这个案子是把杀害秘书的凶手抓到，这是侦察的中心。他姐夫跑了，可疑。他姐姐是否知道他姐夫的去处呢？他是否知道这些情形呢？
如果常识不丰富，是谈不到做工作的。他是司机，我懂汽车。我先从汽车谈起，问他驾驶的是什么汽车？这样有了共同语言。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饭馆的茶房。饭馆的常识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问我为什么被捕？我说因为一贯道的嫌疑。谈来谈去，他说伪满时给王庆璋开汽车。王庆璋是伪满的邮政总局局长，我的三舅。谈到王庆璋家中情况，我说得很对。他对我更有好感了。我对他说：“咱们是患难与共，不容易，有缘分。”我同情他，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想办法。他很相信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最后他说：“我姐姐嫁的那个干部是一个转业军人，年龄40多岁。他们结婚的经过我不知道，他们俩只到我家一次，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我再三试探也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东西。肯定他与暗杀案件没有关系。他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正是我回去汇报情况的时候。我对郭股长说：“这个案件只能到这儿，没有发展了，我今天再挖一下看看怎么样。”
我们俩先后回到监房，我回去时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我的案子结束了，一两天就会释放我，我出去到你家去送个信，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告诉我。”
“我家住在长通路天主堂后边，一个小角门里。你见着我家里的，告诉她：我因为姐夫逃跑押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事。姐姐也押在这里。我不会很久就能出去，不要着急。家中没有钱向老史家借几个，先维持一下，对亲友们就说我到沈阳去了，不要说我被押起来。”
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话了，你对我这样好，我出去再报答吧。”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监号，回到原来的屋子。
没有几天，郭股长又找我，他说：“这些日子，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_命犯，有一个小学教员叫周铁航的，说是与军统大特务毕泽宇有关系。他在长春建立部队，吸收人员，活动很厉害。内中有个卜凤林很起作用，他派人在公主岭活动，有几个人参加建军。虽然他们知道卜凤林，但是都没见过他，我们也没有抓到。这几个人已捕来，押在楼上十三号。他们是四个人，加上你五个人，你就说你是卜凤林。”
我问了一些卜凤林的情况，郭股长告诉我一些，但是掌握材料不多。我去的主要任务，是把周铁航、卜凤林的建军及现行反革_命活动弄清楚。
我先在看守所换了衣服，吸了几支烟，口袋里有意留下一些纸烟的沫子，一看就知道是新进来的犯人。看守把门打开，说：“你们不准讲话，要是讲话，就处分你们！”
我坐下之后，“咳”了一声，摇了摇头，又把头低下，使他们注意我。这样沉静了一大会。吃晚饭了，发碗，发筷子，他们给我舀饭，这时候说话了，他们问我贵姓，我说：“卜凤林。”他们说：“唉哟！老也没见面，想不到在这碰上了！”
我又问了他们的姓名，他们都一一告诉我了，有三个姓杨的，一个叫杨兴元，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杨玉亭是公主岭的二流子，又开小买卖，又种地；杨森大地主的儿子；另一个是23岁的石占山，他父亲开买卖，他跟着杨玉亭搞建军，想要当反动派的官。四个人说得一样。我一想，要造成离间形势，才能套出真实口供。他们对我说：“你派老胡找我们，我们没有答应。说你与周铁航认识毕泽宇，队伍便成立起来了。但是没有经费，我们还没动手就被捕了。我们见过周铁航，就是没见过你。”
第三天，郭股长提我出去，我说：“这几个家伙都是官迷，想当反动派的接收大员，所以计划建立军队。他们也不知道毕泽宇是什么样的人，只听说是军统的大特务，吉林省参议会议长。毕泽宇抗日是六十九军军长，1948年是哈尔滨市市长。这个军队就是以毕泽宇的名义搞的。”
郭股长问：“毕泽宇能派人在长春建军吗？”
“我看不能，他在1948年冬，北京解放前逃到台湾的，他不会再派人搞建军。他虽然是军统，但不是基干，戴笠对他不好。在长春的这些活动，不一定是毕泽宇布置的。”
“周铁航、卜凤林建军是肯定的，是谁布置的，那又是一回事。这几个人怎么说的？”
“他们说的都是在我没到这个屋之前编好的。现在把他们一离间，就能套出实话。”我建议先提杨兴元审讯，然后叫杨兴元拿支笔回监房写材料。他们这些人都是没念过多少书的，他们一定多心，我从旁一煽动，他们各怀心事，就能暴露出内中隐情。”
我回来之后，便提走了杨兴元。
他走后，杨玉亭问我：“方才过堂怎么样？”
“我咬定牙关，什么也没说。要给我戴脚镣，我一想，戴什么我也不能出卖这些朋友。叫我回来反省，一半天再谈话。”
“卜先生是好样的。”
“打官司嘛，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能叫朋友跟着受连累，我看杨兴元这个人……”
“人家是念书的，心眼多。”
“我看这个人还不错，大家都是打官司，都要顾整体。只顾自己出去，叫别人住监狱，那不够跑腿的，也不够义气。”
又谈了一些闲话，杨兴元回来了。他手里拿着纸和钢笔，坐下来，一声也不吱。大家看了他一眼，杨玉亭问他过堂怎么样？他说：“没问什么，叫我写材料。”
我给杨玉亭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不要问。过了一会，杨兴元拿笔写起材料，写了几个钟头还没写完。我在杨玉亭耳边小声地说：“写这么多，可够呛！杨兴元有学问哪。”
吃完晚饭，我坐到杨兴元的身旁，与他谈一些过堂的话，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有承认，大概是你们承认了。不然，怎么知道我派老胡找你们？咳，真糟糕！”
谈了一些，我又坐回原处。我左边是杨玉亭，右边是杨森，我对杨森说：“杨兴元这个人了不起，他能先出去。心眼多。”我又转过头对杨玉亭说：“一样坦白，要争取主动，要当原告，当被告就没有意思了。打官司，没有文化，自己又不能写，不能不吃亏。”
“杨兴元写的什么？”杨玉亭沉不住气了。
“我没有看清楚，大致是他不想搞建军是你们先搞的，他是被动的。我看不十分清楚。”
第二天，杨兴元又被提去审讯。他一走出去，杨玉亭说：“我看咱们这几个人早晚都叫杨兴元出卖了。咱们斗心眼斗不过人家，白天晚上写，写什么呢？”
“写什么？除了案子上的事，写别的行吗？”
“我看，咱们坦白吧，该死该活来个痛快。这么搞，他出去，我们出不去。”杨森说。
这时他们几个人已经相互不信任了。过了两天，分别提出去一审，案情大白。接着我又挖他们的武器，武器没有，只有杨森在长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弹，八音枪卖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郭股长，他说：“怎么只有子弹没有枪呢？”
“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监号，显出极端难过的样子。坐下来一语不发。我心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脚镣内心十分痛苦，现在心中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脚镣子再重，精神愉快，我是来工作的。他们问我为什么戴脚镣？我说：“我有两支手枪没有交待。家里人坦白了，枪也交出来了。妇道人家害怕，也不能怪她们哪。”
杨玉亭说：“有武器就缴，不缴，早晚是块病。”
“对，杨玉亭说得对，别跟我一样，早晚瞒不过去。”
过了几天，他们又交待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案子本打算至此告一段落，可是一个午后，长春市进行防空演习，当警报汽笛响起来的时候，杨森在屋里说：“美国飞机来了，好哇！赶快扔几颗原子弹吧，谢天谢地！”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情况，我立即报告郭股长。他说：“同屋的人都看见了？”“看见了。”“叫谁写一个证明笔录？”“叫杨玉亭证明。”不久，我离开了这个监号。后来他们这件案子在《长春新报》公布了，枪毙了七个人。听说杨森及杨兴元也被枪毙了。杨玉亭是否被处死？不知道。他坦白得好，可能不死。
由这个监号出来，又到楼下三号。对象是一个土匪头子叫“青山好”，姓陶。解放前他在长春市郊，抢、杀、掳、勒，无所不为。抢了许多钱，跑到长春市内投到六十军二十一师当一个连长。六十军起义，他逃回长春，改扮小商贩。抗美援朝之前，被捕到公安局，什么也不承认。给他戴了两副大镣。郭股长叫我去了解一下。
进门，我一露青帮家礼，他答应了。他也是“悟”字班，是同参。接着叙话，先说青帮家礼的话，接着说土匪的术语。他问我在哪儿干事？我告诉他在辽南，因为到北满找一个朋友，被捕了。开始，他不谈他的事情，防着我呢。我只谈自己的事情，干脆不问他的事。我说我怎样骑马，如何打枪，如何娶小老婆，如何抽大烟，如何在长春请客……我这一说，他也说起来了，自己也不示弱的把“过五关，斩六将”的那些罪恶一一述出。两人越谈越近，成了患难朋友。有三天功夫，就把他的案子弄清楚了。解放前在长春市郊，他抢一家老百姓三匹马，打死了两个人。这个血债他没有交待，这回却不经意地说了出来。其他的情况政府也掌握一些。他这案子属于土匪方面，比政治反革_命简单。
这件事办完，郭股长叫我休息两天。我回到原来住的屋子，徐克成说：“日子不少，睡石灰地够呛吧。”
我说：“没关系！”我洗了洗脸，换上了衣服。看了看报纸，美帝在朝鲜很猖狂。我心想，美帝这样搞，日本、蒋介石一定趁火打劫侵占东北。情况紧张，前途不乐观，与我本身不利。他们打进长春，共产党不会把我释放，只能把我处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呀。
又过了一天，下午一点多钟，郭股长把我找到前楼，我进那个屋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执行科”。他在屋内沙发上坐着，叫我坐到他对面，我说：“这个科是新成立的？您当科长了！”
他没有答复，笑了笑说：“今天没有事，随便谈谈。”他叫看守所的警卫员，去买了二十个包子、一盒纸烟、一斤花生，不一会儿都买来了。郭股长说：“吃吧，把这些东西都吃光，吃不光，明天再来吃。”我不客气地吃起来，他也吃了一点，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今天你谈谈反动派内幕派系，政治的、军事的、党的、特务的……”
我谈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我问：“科长，我这个案子政府已经决定了，我非常放心。说是没有死刑，没有无期徒刑，那当然是有期徒刑了。有期徒刑是13年呢？还是10年？”
“你不要问这个，反正对你是最大限度的宽大。这样的宽大，不但人民有意见，就是你们这些人，也认为判得轻。你好好争取吧！”
我们屋的竹中走了，把崔毓琛调来了。他是保密局长春站国际组组长，专做苏联工作的。长春解放后，他抱着电台自首，表现得不坏。解放前与我也认识，这次调到一个屋子，我心中很高兴。因为竹中走了，他可以教给我俄文。我对他一说，他慨然允诺。
一个礼拜天早上，又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两周年。看守所把广播打开：“今天上午在胜利公园举行公审反革_命分子大会，共有7名……”
收音机关了，我一想开公审大会，又要枪毙人了！我回头一看，看守战士把裹腿都打上了。这少有的现象肯定与公审大会有关。我想了一会儿，枪毙谁呢？小红楼上没有人，只有前面圆楼的人了。我问徐克成：“圆楼的特务还有谁？”
“好几十呢，李寓春都在那儿呢。”
下午晚饭后，一个看守战士来换岗，他脸上还有灰尘，我问他：“你们今天到胜利公园去了吧？”
他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我心中明白，一定是从圆楼提人出去枪毙，能有李寓春吗？
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过了鸭绿江，情况很紧急。我们看守所的窗户一律钉上管制灯火的黑色防空纸。这使我知道美帝飞机可能到东北空袭。战事迫在眉睫。
一个下午，郭科长找我到前楼，他说：“现在有一个从台湾来的特务，押在楼下三号。你去了解一下，要纵的横的关系，与他同行的特务都有谁？都在哪？这个工作比较困难，你打算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说：“我以军统潜伏组组长身份出现，只有用这个关系，才能开展这个工作。”
“一切情形靠你自己去了解，看看与政府掌握的材料能不能对上号。这件工作越快越好，你马上到三号监房，回头再把他调过去。他戴着铐子，你也戴一件。”
“我戴脚镣吧！”
“行，你到看守所跟宋所长商量。”
到了看守所，我砸上了一副中等的脚镣。拿了一床被子到了三号监房。不一会儿，看守所把这个现行特务调了过来。他两手戴着铐子，拿着被子、毯子，身上还披一条毯子，上身穿一件便衣袍子。贴身穿一件英国式的西服衬衣，脚上穿一双礼服呢便鞋，胶底。东西放在地板上。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他坐下来把毯子包在身上，另一条毯子坐在屁股下面，被子盖着脚，显出很冷的样子。这家伙二十八九岁，高高的个子，灰黑的脸，两只狡猾的眼睛。这小子表面看不好斗。
我一直头朝里不看他，忽然我猛地一动，脚镣子哗啦一响，随即我站起来，小便。他看了看我的脚镣。我回到原位上“唉”了一声：“×他妈的，倒了霉了。戴上这玩意老子就害怕了？”
他还没说话，我便把头往墙上一靠，两眼一闭，往右一倒，他赶紧过来扶我。我长吁了一口气，勉强地坐了起来，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两手一抱脑袋。
他小声说：“不要着急。”
我一听是山东口音，便说：“你不知道多么气人，叫我没脸活着，真他妈的背时！”我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他不能不发问：“你是怎么回事？”“我是特务，不是特务还不丢人呢。”
“呵，怎么丢人？”
“我在长春潜伏了两年，没暴露身份。在审讯中方知道最近从台湾来了特务，这样一来，公安人员认定长春有潜伏组，一查，我的一个组员被捕了，他把我供了出来。你看，这么一来，一连串，都完蛋了！”
听完了我的话，他低下了头，一会儿他问我：“台湾来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人不多，只有一两个人。”
又沉静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来几天了？”
“来两天了。”
“你何必来长春呢？你这套服装一到长春就得被捕！”
“为什么？”
“你看你这双胶底便鞋，胶鞋底上还有英文字呢，这样的鞋，大陆上是没有的。解放后，各商号一律取消英文招牌和商标，所以有英文字的鞋底，不是从香港来，还有何处？再有，你这个毯子上也有英文字，这不是也告诉人家你是从香港来的吗？你的服装与长春的普通老百姓不同，使人感到突出。所以你容易引起怀疑。”
他没有吱声，他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保密局直属组，在长春潜伏的。我是组长，干了半辈子工作，就这回丢人了。”
“有台吗？”
“没有台怎么潜伏？没有台情报怎么报？什么都有。可这一次，什么都没有了。”
“过堂了没有？”
“过堂了，什么还没说就给我戴上脚镣。戴上就戴上，说坦白从宽，我不相信。你从香港什么时候动的身？”
“9月初。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台北呢？”
“8月中旬。”
“台北局本部没有告诉你长春的生活习惯？及大陆上的风俗人情吗？”
“没注意这一点。”他摇了摇头。
“怪不得一到长春就被捕了，这不是送命来了吗？”
“咳！我不是派到长春的，我是派到北朝鲜的，我是路过长春的。”
“你受过训练没有？”
“受过训练，在台北。我们这一期有一二百人，都是军统的大特务当教官。我们受训的时候，不准叫姓名，只叫号码，绝对禁止谈论个人家庭历史。受了半年训，毕业。在毕业前实习半个月，发了不少钱，在台北狂嫖滥赌一阵，然后派到香港。到香港一个地方去见陈先生。陈先生又发给我的路费，派我到北朝鲜配合美军，进行收集情报及潜伏活动。我到了上海碰上了一个同学，我们在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回到山东原籍，在原籍住了几天，我把手枪藏在家中的荤油缸里。到了长春，长春我有个叔伯哥哥，我想在他这住几天，再去北朝鲜。北朝鲜也有一个叔伯哥哥，他在平壤定居，开饭馆。我想利用这个关系由东北转去北朝鲜，不意在长春暴露了身份。被捕。”
“在上海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他到哪儿去了？”
“他叫×××，他是被派到杭州的。他在上海住西藏路一百七十四号后院一家货栈里。那个货栈是他亲戚开的。”
“你们的上级是谁呀？情报怎么传递？”
“我们的上级是陈先生。没有电台，主要是潜伏活动。到时候派人来与我们联系，给我们送经费。我们潜伏好了之后，呈报我们的住址，他按地址找我们。横的没有关系，这是风筝式的潜伏布置，只有纵的关系。”
现在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上海一个特务的线索，及山东原籍藏在荤油缸里的手枪。这两件事，必须马上反映。第二天，在提他出审的时候，我汇报给郭股长，他说：“这小子到长春，不会是过路，一定有目的。这一点你再追一下。上海的那个特务线索，昨天他只谈了一半，这回说全了；原籍的枪，昨天说是步枪，对你说手枪，可能是手枪，步枪缸里放不下；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山东同乡中谁还与他有来往？吸收人没有？再好好侦察一下。这是现行反革_命，要重视。”最后郭科长说，“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等着要。”
回到监号，继续查询他的横的关系及在长春的活动。他在长春一家同乡吸鸦片，什么话都谈。他谈到，美军这次打北朝鲜，都是机械化部队。美军一过鸭绿江，前面是国民党中央军来东北接收，后面是日本军队到北朝鲜接收。到时候八路军只好退到苏联去。他对我还说：“在滇桂边界国民党把八路军的一个军包围了。这个军运到台湾，改名‘新生军’，被俘有一两万人。”又说，“台湾的武器才多呢，准备反攻大陆！”
看来他在台湾受特务教育中毒很深。他们的政治教官叫赵赤子，东北人，与我早就认识，反_共专家。赵赤子专门能造谣，诬蔑共产党。他对这些无知青年进行反动宣传，使这些人到大陆卖命，无论怎样，反正与他没有关系。
我问他：“逃到台湾的将官怎么安置？”
“成立了一个将官团，少将每月八十银圆，中将一百银圆，有许多光杆的将领在那混吃等死，一心希望打回大陆。”他接着说，“宋美龄在台湾成立妇女会，给军队制作棉衣劳军，工作很积极呢。”
我问他是怎么参加特务训练班的？他说：“我在上海作战中挂了彩，上了轮船运到台湾。挂彩时是上尉连长，在台北把伤养好之后，保密局要伤愈军官受训，这样，我在1950年1月调到保密局受训。在受训时，还有美国教官，教给射击术、擒拿、密码通讯等，中国教官多数我都不认识，乐干给讲政治。”
“乐干原来是长春警察局局长，与我认识，四川人，很能讲话。”
“对，对，能讲话，他一上课，谁也不困。他知道的事真多，美国人对他很好，重庆中美训练班就是他办的。”
其次，我利用机会打听香港，上海等地的生活。他谈了许多，嫖女人，吸鸦片，上海仍有卖淫贩毒的。他领了几两黄金的路费，一路上花天酒地，认为此去，生死未卜，得乐且乐，和我谈起在香港找舞女，到上海嫖妓女，眉飞色舞，仿佛身在当时境地。一举手，手上戴着铐子，他才意识到现在已经被捕了。
这个特务的名字叫梁金剑。
伊通小住(1)
梁金剑的事情结束的当天，郭科长对我说：“回去把行李搬回你们小组，明天拂晓，要把你们16个人送到伊通县去暂住。这是为了防空，政府考虑你们的安全，才有这样的措施。你有没有顾虑？”
“我有顾虑，真的美蒋打到东北，我就危险，共产党不会把我放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不希望到伊通，送到佳木斯或者满洲里那里还比较安全。伊通距长春才90里，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是你的错误想法，政府不会因为蒋美来了把你放掉，但也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把你杀了。到伊通是暂时的，比较在长春好一些。”
“科长去不去？处长去不去？”
“我送你们到那儿就回来。”
“局内的处长、科长都留在长春，我们这些犯人怕什么？”
“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不要有错误想法。在去伊通的路上和到那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反映，不要马马虎虎。你先回去，待一会儿我集合你们16个人讲话。”临走，郭科长还给了我一盒纸烟。
约莫有半小时，郭科长在后小院召集我们16个人讲话。这16个人有尚传道、李寓春、杨文昌、徐克成、崔毓琛、张致文、王鼎百、张伯桥、谷口（日特），另外还有几个蒙古王子和特务。郭科长叫大家不要有顾虑，并且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过了鸭绿江，美国鬼子来不了，不要恐美，我们有力量打败敌人！”
解散之后，大家收拾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不带。我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又给北京胞弟写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从北京来的信，他告诉我父亲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州，在我岳父那里。家中一切东西皆由我弟弟掌管。他对我置之不理，老婆回徐州，他一个铜板也没给。老婆只身抱着孩子走了。弟弟这样做太不应该，我要写信说说。
大概3点钟的样子我们出发了。马路旁的住户还在熟睡中，有一家挂着红窗帘，从里面射出光亮，似乎妈妈在给婴儿喂乳，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会有的。我自己反动，结果把一个家庭搞得生离死别。父亲死了，我没有尽忠尽孝。老婆回徐州怎么过呢？自己今天押到这儿，明天押到那儿，到哪去都要夜间行进，见不得人。也难怪，我这种人叫人看见是颇不相当的。
早晨5点钟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户户燃起了炊烟，有几个老头在马路边上拾粪，有的赶车往城里运柴草……我真羡慕他们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乐趣，患了病晓得健康的可贵。
进了伊通县城。我知道这地方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便大胆地东张西望。总也没看到社会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街旁有许多卖小吃的摊子，我发现有卖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欢吃切糕。有卖花生米的，有卖油炸果的，这些东西我都想吃。有机会买一点，我还有几十万元钱呢。
车拐了几个弯，在一家大门前停下，像是一个大粮栈的后门。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下了车，把东西往里搬。搬到里面才看见有木栅栏。这是一个五间房的看守所。左两间，右两间，中间一间是走人的。屋内是对面土炕。出来进去必须弯腰。我一看这地方太差了。没办法，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进去吧。我们住两间，分四个炕，用木栅栏隔成四个监号，我们16个人，5个人一个监号，尚传道单独一个监号。各监距离很近，彼此能看见，随便说话。我与徐克成、张伯桥、谷口、崔毓琛五人住里边一个监号。
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间监房，我们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这儿的犯人说话我们能够听见。这儿看守所的制度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犯人一动就要报告，“报告，我咳嗽！”“报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梁金剑的事情结束的当天，郭科长对我说：“回去把行李搬回你们小组，明天拂晓，要把你们16个人送到伊通县去暂住。这是为了防空，政府考虑你们的安全，才有这样的措施。你有没有顾虑？”
“我有顾虑，真的美蒋打到东北，我就危险，共产党不会把我放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不希望到伊通，送到佳木斯或者满洲里那里还比较安全。伊通距长春才90里，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是你的错误想法，政府不会因为蒋美来了把你放掉，但也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把你杀了。到伊通是暂时的，比较在长春好一些。”
“科长去不去？处长去不去？”
“我送你们到那儿就回来。”
“局内的处长、科长都留在长春，我们这些犯人怕什么？”
“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不要有错误想法。在去伊通的路上和到那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反映，不要马马虎虎。你先回去，待一会儿我集合你们16个人讲话。”临走，郭科长还给了我一盒纸烟。
约莫有半小时，郭科长在后小院召集我们16个人讲话。这16个人有尚传道、李寓春、杨文昌、徐克成、崔毓琛、张致文、王鼎百、张伯桥、谷口（日特），另外还有几个蒙古王子和特务。郭科长叫大家不要有顾虑，并且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过了鸭绿江，美国鬼子来不了，不要恐美，我们有力量打败敌人！”
解散之后，大家收拾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不带。我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又给北京胞弟写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从北京来的信，他告诉我父亲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州，在我岳父那里。家中一切东西皆由我弟弟掌管。他对我置之不理，老婆回徐州，他一个铜板也没给。老婆只身抱着孩子走了。弟弟这样做太不应该，我要写信说说。
大概3点钟的样子我们出发了。马路旁的住户还在熟睡中，有一家挂着红窗帘，从里面射出光亮，似乎妈妈在给婴儿喂乳，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会有的。我自己反动，结果把一个家庭搞得生离死别。父亲死了，我没有尽忠尽孝。老婆回徐州怎么过呢？自己今天押到这儿，明天押到那儿，到哪去都要夜间行进，见不得人。也难怪，我这种人叫人看见是颇不相当的。
早晨5点钟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户户燃起了炊烟，有几个老头在马路边上拾粪，有的赶车往城里运柴草……我真羡慕他们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乐趣，患了病晓得健康的可贵。
进了伊通县城。我知道这地方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便大胆地东张西望。总也没看到社会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街旁有许多卖小吃的摊子，我发现有卖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欢吃切糕。有卖花生米的，有卖油炸果的，这些东西我都想吃。有机会买一点，我还有几十万元钱呢。
车拐了几个弯，在一家大门前停下，像是一个大粮栈的后门。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下了车，把东西往里搬。搬到里面才看见有木栅栏。这是一个五间房的看守所。左两间，右两间，中间一间是走人的。屋内是对面土炕。出来进去必须弯腰。我一看这地方太差了。没办法，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进去吧。我们住两间，分四个炕，用木栅栏隔成四个监号，我们16个人，5个人一个监号，尚传道单独一个监号。各监距离很近，彼此能看见，随便说话。我与徐克成、张伯桥、谷口、崔毓琛五人住里边一个监号。
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间监房，我们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这儿的犯人说话我们能够听见。这儿看守所的制度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犯人一动就要报告，“报告，我咳嗽！”“报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我叫尚传道为希贤，他叫我梦龄。
我们来一班战士，看守所只有王所长一人，我们一切活动与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开，只有吃饭在一个锅里煮。高粱米饭，白菜汤。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对王所长说：“这菜里的盐太少，咱们自己买点盐，再买一点辣椒末。”
我们自己刷碗，扫地，晚饭后烧炕，各组轮班摊勤务。白天看书，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开“口头宴会”：这个饭馆子有什么名菜？那个地方出产什么好吃的？糖醋鱼怎么样做？锅贴鸡怎么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乐道，臭味相同——对于旧的东西都那样留恋，对于吃喝玩乐的生活都不愿放弃。没有人反对开“口头宴会”。
到这之后没有材料可写，也没有人找我。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崔毓琛学俄文。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由杨文昌负责领导。杨文昌是大学副教授，后来参加了军统，他是北平组的组员。解放后自首于北京，后来到了长春，在东北大学任副教授。他到长春报告过公安机关，因此他被捕后，公安局对他予以优待。他的理论知识很丰富，马列主义也有所体会。他领导我们学习，大家很有心得。
到这里没几天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张伯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总务科科长，北平大学毕业，英文很好，国文也不错。他参加中统日期并不多，后来兼“长春特秘处”的调查组组长，由他收集情报杀害了一些地工人员。被捕后他始终认为自己必然被处死。每天老是摇头叹息，1949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结束了，1950年春把他解到长春监狱。大概考虑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守所。
早在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反动派要抓一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这个地工人员是张伯桥的朋友，他把他掩护起来，救了他。解放以后，这位地工人员在察哈尔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充主任委员，知道张伯桥在长春被捕，便给长春公安局来了一封信，证明“一二?九”运动张伯桥有功，并给张伯桥汇来一百万元钱。这样一来公安局给他宣判有期徒刑10年。可是他心眼小，到了伊通，天天两眼望着屋顶乱想。我也想不到他会肇生意外。人人都不能设想的事情，在一个晚饭后发生了。
有人对王所长说：“我们手指甲、脚趾甲都长了，请借把剪子，剪一下。”
这个要求不成问题，王所长向马伕借了一把剪马鬃的剪刀。这个剪子比较大，王所长叫大家传着使用。轮到我们小组，先由徐克成用，然后张伯桥接了过去，他拿着剪子往脑盖上乱戳！不一会儿血流了下来……当时我在看报，他戳了几下我才发现，我上去把他的剪子抢了下来，我气得打了他两个耳光，骂了他两句。这时大家都过来了，一看，他要自杀，赶紧报告王所长。王所长把他叫出去并没有责怪他，就领他去了医院。从医院回来，张伯桥头上扎了雪白的大绷带。我们大家把他恨死了。特别是我，郭科长分派我当组长，嘱咐我“绝对不要出事”，将来郭科长问我，如何回答？
王所长批评张伯桥：“你这样胡搞与你有什么好处？你这样做，自己受痛苦，对大家也不好。”
“请求所长给我戴铐子，给我严厉处分。”张伯桥站起来说。
“戴铐子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真的戴上铐子，不知你又怎么想了。什么也不用戴，你冷静地想一想，想通了再谈。”
王所长把我找到他的小屋子，开始就问：“前天晚上，张伯桥出事时，你打他耳光了吗？”
“我没打。”我笑了。
“你当个小组长，就有打人的权利吗？你再打人，可要犯错误。这件事不发生别的组，偏偏发生你这小组。你还笑呢？”
“这样的人我没办法，以后再别借剪子了。”
“这是剪子的问题吗？是思想问题。你怎么学习了。”
我很佩服王所长，他只有20几岁，山东小伙子，一个文化不高的干部。这二年他进步很快，对待张伯桥这件事，我认为一定会砸上镣或戴上铐，可是他没有这样办，而是和风细雨的教育了几句。使大家对王所长深加敬服。我内心说，这样的处理比戴上铐更起作用。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倒是不简单，我自愧不如。这一件事使我们16个人，进一步感到政府对我们的温暖与宽大。
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大家很高兴。我在监号对大家说：“咱们庆祝平壤解放，改善生活，自己拿钱买肉，大家赞成不？”
异口同声的赞成。于是我向王所长请示，并得到了王所长的同意。我们16个人，买了12斤肉。我和尚传道出的钱比较多。利用这个机会吃了一顿肉。由于肉少人多，感到还没解馋。
过了几天，于审讯员把高洁和胡泽雨接走了。又过了几天，宋所长把李寓春等8个人也接回了长春。最后只剩下尚传道、李中候、徐克成、崔毓琛、杨文昌和我6个人。
快过新年了，战士们要开新年晚会，叫我给编节目。我给他们编了一段快板，几个小调。每天晚上我到他们的屋子去教他们，他们那屋墙上挂着武器，从不防备我。有时他们买吃的也给我吃。王所长也在屋。大家说笑，也不回避。我感到政府对我很相信，思想上非常轻松。
我对尚传道说：“过新年，咱们再买几斤肉炖一炖。这回由我做，保险比上回炖得好。”
大家都同意，由尚传道、杨文昌和我出钱买了五斤肉，还打了半斤酒，二斤花生米。打酒是我向王所长请示的：“我不喝酒，他们要喝一点，就给他们买半斤吧？我保证不会出事，张伯桥那样人是少有的。过年了，半斤酒不多。”这样，我们便买了半斤酒。
12月31日下午，我到大厨房炖肉，杨文昌烧火。炒了两个菜，一锅大炖肉，吃的大米饭。这个新年我们过得很好。事后我才知道王所长没有过好，一个战士对我说：“你们吃得好，你可不知道老王生了多少气！你到厨房去切肉，手里拿着菜刀。这里的看守所所长给老王提了意见，人家说犯人怎么能到厨房拿刀？老王说这些犯人都是比较进步的。人家又说，无论怎么进步也是犯人。这么一说老王就生气了。”不是咱们那儿的看守所，只好听着。我们大伙也感到不痛快。这个年过的……
我感到很难过，觉得对不起王所长。一个犯人要求吃肉喝酒，太过分了。我回到屋一说，大家都感到怪我们自己。大家决定，今后除了买书，其他东西一律不买。
顽固者(1)
新年过后我们都回到了长春公安局。
一天，郭科长与大家谈了一会儿，又单独把我留下。他问我：“尚传道⑤写了三百页的材料，是谁叫写的？”
“是我启发他写的。我的意思是，他到了公安局就吃小灶，什么罪恶也没有交待，应该自动的写一些材料，争取进步。”
“难道我们没有图书目录吗？他写了一些图书目录！他读过这本书，读过那本书，这样体会，那样体会——卖弄自己的学问呢！一点罪他也没谈。这样的人给他机会反省，他也不认识自己。与你们差得很远。以后再不要启发他了，等他自己慢慢的认识吧。”
在伊通时，我对尚传道说：“政府人员对你一贯很客气，从不谈话，也不找你，可是你也不找政府，这样下去不好。应写材料，请求谈话，交待问题，坦白罪恶，不这样主动的争取是不行的。每天只看一些书，写些日记，那是消极的。应当积极。”
于是尚传道听了我的话写了一篇三百页的材料，名为“四十回忆”。主要是解放后，他读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体会，摘引了许多毛主席的话，及马列主义的书名。写完给我看了一下，我感到他的认识太差，自以为是，但是毕竟是写出来了，我说可以，他就呈给了政府。结果受到了郭科长的批评。尚传道一直不知道这件事，还以为自己这份材料写得很好呢，其实不很好，或者很不好。
接着郭科长又布置我到圆楼楼上的四号监房去做工作。
有一天段克文⑥来了，他穿着一个黑布破棉袍，戴一个古铜色的旧毡帽，脚上戴一副镣子。我曾在长春见过他一面，那是1948年夏天，在长春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家中。我与他点了点头，没有谈什么话就走了。虽有一面的会见，我没有忘记他，他可能忘记我了，所以，他见我一点表情也没有，不认识倒好。
段克文当过吉林伊通县县长，军统的外围，一贯是飞言浮躁，到任何地方都好出风头，夸夸其谈，有骆驼不说牛。一个没有修养的荒唐鬼。
他进号之后，问这个问那个。我告诉了自己的姓名，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小特务。他问：“在哪部分？”
我说在督察处，他的下句话一定是：“你们处长张国卿我认识。”果然，他是这样说的。我笑了笑，他又说：“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认识。”
在他心目中这些高级特务都是他的朋友，他的长官。衬托他在反动派里也很有地位。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督察处处长与督察长是什么关系。坐下之后，东张西望，他可能考虑为什么把我从十号监房迁到四号监房呢？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潜伏后被捕获的，看他那套衣服，故意装穷，怎么瞒得过公安人员的眼睛？
重新编组，我是四号的组长。给我这组调来几个人，都是现行活动的嫌疑。如苗佩然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职员，在口型科工作。其他如林宝华、杨绍时等也有现行反革_命活动的嫌疑。
开头一次会，我说：“咱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姓名、职业，好称呼，以便学习。”
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了，段克文没有说他是军统，他只说：“我是吉林伊通县县长，在1947年只干了一个月，以后就退到长春，赋闲。”
这么简单？不老实。我没有吱声。
苗佩然说：“我在长影口型科，是翻译外国片子，对口型的。我每天早晨起来练习举砖，有几个人与我一起练。我说咱们成立一个砖头会吧，我当政委。就这样被捕了，其实我们是开玩笑的。”
晚上开会，段克文胡吹瞎扯，什么罪也没有，并且还说：“我认识张学思，有人叫我杀张学思，我没有干。我们是小学同学，我怎么能杀他呢？”
别人对段克文的事知道得不清楚，我说：“政府掌握全部材料，对于你段克文也不例外。你说这一套连我都欺骗不了，你还想欺骗政府！”
我这样说他感到很惊讶，冷笑了一笑。
段克文出去写了两天材料，回来直摇头，似乎有什么难心事。这小子一肚子诡计，两眼一翻，就生个坏道。我不理他。
一天上午，于审讯员找我：“段克文在你那个小组吗？”
“是的，表现不好，问题多。”
“问题不少。他是不是军统？”
“是军统，不是基干。他怎么交待的？”
“他说，1946年在沈阳，由辽宁省主席徐箴介绍任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纠察队队长，以后就到吉林省当参议，又当伊通县县长，一直到长春解放。”
“他这是胡说，欺骗政府，1946年他到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充纠察队队长，是军统东北特务头子文强介绍去的。没有这个关系，监察处处长冯庸是不接受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说徐箴介绍去的，那是想不提文强，躲避特务关系。在抗日时期的活动，他交待得也不清。他在小组会上说，他当游击副司令什么也没有干，这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我看这家伙，不是交待问题，是来钻政府的空子。”我告诉于审讯员，先追他在东北的社会关系，到东北先找的谁？这样一追就使他破绽百出，现原形。
第二天早饭后，提走了段克文，中午回来，他戴上了手铐，脚镣。一上楼，各屋的犯人都看他，他歪着脑袋，颇有不服之慨。
我对郭科长说：“别看段克文不承认军统，但是用话一激他，就能承认。”
郭科长说回头我自己审他。郭科长在晚饭后，把段克文提到看守所。段克文上铐下镣站在屋中央，我在看守所里屋整理材料。
郭科长问：“段克文你的问题坦白得怎么样了？”
“我的问题都坦白了。”
“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捕获的军统特务有的是，好几百。正牌的少将有张复、刘文白，中级特务更多，你算什么？你也不过是文强的腿子，有什么了不起！你还调皮捣蛋，真不知趣。”
“我是军统少将。”段克文偶然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你是军统少将？好，能坦白就好。只要你能坦白，交待问题，我们欢迎。那你明天写份材料，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任少将？有一些什么活动？”
“1945年4月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在重庆引我到戴笠公馆，戴笠一见我，就给我一个少将专员。”
这是胡扯，戴笠从没有这么简单，就派一个少将，只有不熟悉戴笠的人才能受他欺骗。现在他既然说是少将，就叫他交少将的罪吧。
审后郭科长问我：“他是不是少将？”
我说：“不会是少将，他没有出身。派少将，要经过人事处的签核戴笠才能批准，一见面就派个少将，是不可能的。”
我在号内发动大家检举揭发，每个人都检举了一些反革_命分子或供出隐藏的武器。段克文说他也要缴武器：“我在长春解放的时候，把一支驳克枪藏在了院中的煤堆里，我家在长春××街××号。”
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宋所长，宋所长说：“段克文这是捣乱，无理取闹，不要理他。”
有一天，我不在屋。大家对段克文提意见，说他白天睡觉。他不服，夏士栋给段克文一个大耳光。段克文两手戴着铐子，无法还手。我回来之后听说此事，批评了夏士栋。叫夏士栋写检讨书。夏士栋对段克文说：“我情愿加罪，非打你不可！你胡闹，我就要管你，县长、省长也不行！”
我对夏士栋说：“不行，打人不对，这是看守所！”
同屋的犯人对段克文都十分愤恨，他不守制度。还说：“你们用我作进步的台阶，那错了！我知道你们是假进步，实际你们心里还同情我呢。这一点我还看不出来？”
我对大家说：“叫他自己反省吧，不要对他进行帮助了。”
对于苗佩然的案子，我也多次进行了解。解放以前，他在国民党军队政治部工作过，充少校政治指导员，参加过国民党及三青团，解放后，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又分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他因成立“砖头会”被捕，唯恐他是打进来的内奸。我很注意他的社会关系，他过去的上级现在有的在起义部队，有的在北京学习。他的亲友都在北京，长春没有社会关系。他这个案子归于审讯员审理。于审讯员找我研究了一次，我从苗佩然老婆的来信、他的日记里找不到现行反革_命的依据。我说：“他历史虽有问题，但是现行活动没有。”我又建议，“长春的问题大致是这样，不会再有新东西，现在应该到北京了解他的一切情况。如果是现行活动，指挥他的人在北京，传递情报是他老婆的来信与他的去信。如果是这样，还要化验他们的信笺，是用什么方法书写的？是密码？还是什么化学手段？”
于审讯员点头，认为我说得有道理。
我白天几乎不在小组，我到小红楼与杨文昌整理各小组的材料。有一天，杨文昌说：“科长叫我们赶快把这部分材料结束，又要展开新的学习了。”
第二天早饭前，收音机一打开就听到了长春市广播电台的广播，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_命条例》，第一条……处死！第二条也是处死！播到第四条，电门关了。犯人别的没听到，只听到“处死”。
注：
① 长春第一次解放：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后根据中央“变阵地战为运动战”的指示精神，决定放弃长春、吉林，撤至松花江以北。1948年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
② 军委会特务处：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军方”黄埔系的骨干分子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1934年4月，复兴社特务处又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仍由戴笠任处长。1937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党务调查处为第一处，特务处为第二处。1938年8月，蒋介石把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常简称的“军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1940年戴笠任局长。
③ 10月17日长春解放：长春宣告解放之日是1948年10月19日。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起义，撤出防地，即人民解放军部分的解放长春。关梦龄如是记载这个日子，与他后来的遭遇紧密相联，故整理者保留了这个误点。
④ 长春特秘处：全称为“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1948年在解放军兵临城下，长春市人民掀起反抗斗争，在时局危机的情势下，为加紧对人民的镇压，于四月经吉林省主席、东北剿总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批准，成立了该组织。“特秘处”囊括了长春市的军、警、宪、特、政的全部力量，由保密局长春站、长春警察局、长春市政府、长春宪兵营、第一兵团司令部军法处和政工处、省党部、中统长春区、国防部史祚炎高参办事处、长春督察处等组成。郑洞国任主任委员。王中兴任主任秘书承办具体事宜。
“特秘处”建立几个月便审批逮捕二百多人，签报上级审核杀害四十余人。
在“特秘处”这个特务的联合体中，督察处起到了核心作用，它是“特秘处”罪恶活动的主要承办者。
⑤ 尚传道：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厅长兼长春市市长。1975年3月获特赦。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港澳台暨海外组组员，美国源流出版社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⑥ 段克文：据1975年第七批特赦国民党人员名单记：“段克文 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据尚传道《抚顺改造回忆录》记：段克文“1946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营第二处秘书，趁二处处长文强公出的机会，窃取文强私章，自写介绍信，冒充少将，跑到永吉骗得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的信任，派充省府参议，伊通县长。”又据尚传道《新生的摇篮》记：“前后特赦或刑满释放的战犯八百多人中，据知只有一个叫段克文的叛变真理，跑到美国去干他原先的特务勾当去了。”
第三章 网开一面
大逮捕(1)
监号来了一个新犯人，是邹瑞亭，军统长春站离职的组长。我在督察处时，与我往来颇为密切。
1948年4月他从长春兑了许多款子去了北京，现在怎么又捕了回来？
邹瑞亭进屋来的时候，脚刚踏进屋内，把行李往地板上一放，两手便一举：请大家多关照！露出了家礼。坐下之后，他说我算完了。大家问他是什么官？他说是军统局少校组长。大家笑了，说：“我们这屋有个督察长叫关梦龄的，都没有事，你这个组长，不在话下。”
他认出我来，站起来拉了我的手说：“见到你真不容易，北京的朋友都说你被镇压了。长春市除了你还有谁？官大的多了，可是实际办事的你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能看到你，我对宽大政策不怀疑了。你胖了。”
我们俩坐下来谈起来了，他说：“1948年我到了北京，带了许多款，有几百两黄金，不成想被长春一个商人杨霭祥骗去，没要回多少。没有办法，我借了几个钱，开了一个煤铺，1950年到了天津，天津公安第十分局找我去谈话，叫我以灰色面目出现，一方面叫我做买卖，一方面叫我给他们做工作，戴罪立功。我只在长春认识一些人，这样，经过了10个多月，我什么也没有干，一点成绩也没有，于是便把我逮捕，由天津解到这里。我认为这回算完了，在小红楼的一个小屋子，我把手指咬破，在白衬衣上给我老婆写了一句话：“瑞玉永别。”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天津，她们还不知我被解到这儿。想不到你在这儿，我高兴极了。”
我问邹瑞亭，在北京都看到了什么人？长春的朋友都有谁到了北京？他说：“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在1948年11月从长春化装到北京，站上的总务组组长于浩跟他一块去的。当时我在天津，项迺光派于浩到天津找我，要他的那个白金杯。原来在长春的时候，项迺光交给我一只白金杯，叫我带到北京给他经营一下，这一次他派于浩索要，我没有钱便没给他。后来他们就飞走了。”
“督察处长张国卿与项迺光前后脚到的北京，在北京交道口老刘家住了一个礼拜，也坐飞机逃走了。”
我感到邹瑞亭太势利眼，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变卖了，还不给人家钱？项迺光已经不是长春站长了，管不着他了？小人作风。
邹瑞亭是地痞流氓，日本特务腿子，给日本人抱孩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后来又给白俄当仆役，又学会了俄语。伪满于长春警察六分局当特务股长。六分局住了许多白俄，归他监视，作了许多罪恶勾当。光复后，花钱运动参加了军统外围。在北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外勤督察员。有一次，派他去抓土匪，他不懂特务技术，叫门的时候，站在门的中间，手一敲门，里面“啪”地一枪，把他的右腿击伤，土匪没有抓着，自己先挨了枪子儿。谈起来真丢人。特务机关认为这种人没用，便放在一边不派他工作。他在医院把伤养好，一看没有人理睬他，又托人写了一封信调到东北。到沈阳后，他给军统局东北区秘书主任陈绎如行了贿，便派他到长春站工作。在长春站又行贿副站长袁士举，派他为少校组长。1947年春，因为长春战事紧张，他私自逃到沈阳，擅离职守，长春站当时的站长王力，即刻把他开除。可是他仍与军统的大小特务勾搭，以后认识了项迺光，认识了我。投机倒把，坐飞机运黄金。娶了小老婆，对他母亲与大老婆置之不理。特别在伪满的时候，倚仗日特，强奸白俄女人，逮捕无辜人民。
邹瑞亭到了我这组之后，心中很高兴，他单纯地认为：“关梦龄都没有枪毙，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从北京又解来一个栗宗元，他是伪满长春“三张二栗”的一栗。倚仗日本势力胡作非为，他看中了哪家姑娘，便给这家打电话，叫这个姑娘于晚上什么时候到某某饭店，如果不去，明天就抓人，说是反满抗日，是思想犯。看中了一个京剧女演员，唱完戏，就用车拉到饭店过夜，不去？行吗？邹瑞亭说他看见栗宗元了。
栗宗元自己不能写材料，叫杨文昌帮着写。
杨文昌帮着栗宗元写材料，写了一天还未写完，我把杨文昌找来，对他说：“你先把他在北京认识的社会关系写出来，检举要紧，过去的罪恶先不忙写。”
于是杨文昌启发栗宗元写社会关系，检举隐藏的反革_命。他检举了不少人。郭科长一看这些材料很高兴，我又对杨文昌说：“邹瑞亭与栗宗元二人都是伪满的特务，要他们互相交待罪恶，比他们单个儿交待还有成效。你对栗宗元说，邹瑞亭不够朋友，把你的事都说出来了。这个人为了自己，就不管别人。这样一说，栗宗元受不了，就会揭发邹瑞亭。”
杨文昌果然对栗宗元这么说了，轻描淡写地一提栗宗元便受不了了。
“邹瑞亭说我什么？怎么说的？”
“算了，提这个没用，我也是听犯人说的。他不仁，咱们不能不义。不与他一般见识。他的事你又不知道。”杨文昌再三“拦阻”。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多得很，我说，你给我写！甭客气。”
栗宗元把邹瑞亭的罪恶检举了不少，内中有的邹瑞亭已经坦白，有的没有交待。
接着我又对邹瑞亭说：“栗宗元与你有仇吗？”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只是吵过架又好了，怎么了？”
“他说你许多坏话，咳！这小子……”
“他说我坏话？我倒要检举他！在伪满时，栗宗元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谁不知道？他那个买卖怎么来的？还不是敲诈来的！十六岁的小女孩他都强奸，缺德到家了……”
“算了，你要检举，就写材料。”
他说我代笔，写了许多栗宗元的罪恶。我给杨文昌一看，杨文昌说：“这两个小子，哪一个也活不了，有民愤。科长说有人控诉他们。”
“那就完了。”我下了结论。
小红楼的各监房门、窗，大加修理，大部分都换了新门，安上新锁，比过去坚固多了。郭科长这些日子忙得很，见面说不上几句话就走，有些事，我报告给他，也不注意。我知道一定另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3月下旬的《人民日报》刊载：美特高佩洁和他妻子马瑞卿在天津被捕。高佩洁是美国特务机关任用的特务。他在天津利用一个皮货庄，与丹麦、美国间谍一起活动。在他住处搜出大小电台三部，密电本七本，还有美特发的照相机等。这是解放后破获的第一个大特务机构，国际特务组织。使人震惊。
高佩洁与我相识，他的老婆马瑞卿在长春也与我认识。他家住长春东三马路。1948年7月，他多次请我吃饭，我也多次到他家。那时，军统有人对我说：“高佩洁自称少将，说是给美国新闻处工作，美国新闻处在长春的时候，他与美国人有来往，现在美国人走了，他何去何从？别被他唬了，如果给八路做工作，那可上当了。”
我说派人从旁调查一下。这话被高佩洁知道了，他认识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和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史祚炎，他托这两个人婉说，要见见我，请我关照，并以史祚炎的名义在高佩洁家中设宴。我去了，他对我说，他给美国情报机关做工作。1948年9月，我到他家，高佩洁对我说，要到沈阳。我对他老婆说：“你们过解放区要小心，共产党抓去了可要共妻的，那可不是玩的。”
“共产党把我抓去，我就自杀！”马瑞卿说。现在她被捕了，能自杀吗？这些人早晚都要落网，谁也跑不掉。
尚传道住一个单号，每天看书，吃小灶，犯人只有他一个吃小灶。早晨牛奶、面包、鸡蛋，中午一菜一汤，晚上一菜一汤，都是面食或大米饭。他什么也不写，似乎到这来研究马列主义而不是反省罪恶。一天我在看守所与宋所长谈话，郭科长也在。正赶这时，一个看守端一个方盘，盘里一碟炒鸡蛋、一碗黄瓜汤、三个馒头。这是尚传道的伙食。我说：“他什么也不干，吃这么好，现在东北吃黄瓜是稀罕东西。”
郭科长说：“你又馋了？回头给你也弄点吃。”
“我不吃，我吃炖豆腐就很好。”
“回头给你买包子，再买点酱肉。”宋所长说着骑车走了，不一会儿真买来了。郭科长叫我吃，他们谁也不吃。以后又把杨文昌找来，我俩把一斤酱肉，二十个包子吃光了。
郭科长说：“政府对你们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对尚传道与对你们的要求也不同。他觉悟慢，叫他多反省一个时间，叫他自觉认识自己才行，不能勉强。”
督察处侦审室的侦审员于文学也押在圆楼上。昨天小组长汇报，他是第一小组组长。会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他说：“长春解放后，我逃到沈阳开了一个粮米铺，呆了一年，去冬被捕到这里，判刑七年，送到监狱。最后又从监狱解回公安局。”
我问他在沈阳还看见督察处的人没有？他说：“李贺民在沈阳蹬三轮，邢士林在沈阳开了一个电料行，贾英明在沈阳赋闲，去年冬天都被捕了，可能解到长春监狱。”
4月23日，圆楼上的犯人一律搬走，搬到小红楼。这一下，小红楼住满了。我搬到小红楼楼下七号。我们这屋有杨文昌、徐克成、李中候和我。
4月26日晚上，院内汽车不住的响。宋所长叫我们四个人，搬到圆楼。我们四个人，一屋一个，另外，马尚、沈重、王达生、栗宗元等人也一人进一个监号。我进屋之后，楼下便大批地往里进人。宋所长、王所长和几个所员，把进来的人送到各号。我在屋里往外看，人来得很多，也不问姓名，就往各监号塞。我这个屋一个一个地往里进，不到半夜，已28个人！不用说睡，就是坐也挤得难受。我心想，这是大逮捕。
楼下也押满了人。
这些人，我不认识。都是些什么人呢？楼上楼下押了五六百人。这个举动可不小！大概是现行反革_命，也不能有这么多呀？
天亮时，我勉强地躺下睡了一觉。5点钟起来，坐着一屋子人，谁也不认识谁，互相看看都是陌生的。吃饭时，更乱了，我装作什么也不懂。他们拿筷子，也递给我一双，半碗白菜汤，一碗高粱米饭。吃罢饭，都开始大便，厕所在屋内，一大便，屋里这个臭哇。
饭后，我开始活动，先问我身旁犯人的姓名，这时看守战士严厉训斥：不准说话！我心中有数，照样与附近犯人说话。我告诉坐在门旁的一个小孩说：“老弟，你在那看着点，看守的过来先咳嗽一下。我们谈话有什么关系？大家在一起都是有缘的。”
“对，这位说的对，贵姓？”
“姓郭，叫郭依平，买卖人。认识几个反动派，当年沾点光，现在受点罪。”
大家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我明白了，都是昨天夜里一块捕的。捕的方式都一样，用公安局的捕票抓来的。
有的人说：“我已经登记了，这回为什么还捕我？”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刚睡下就抓来了。连行李都不叫拿，咳，祸从天上来！”
“我就知道这几天不好，居民组长老到我们那儿，无话找话，问这个，问那个的。”
“昨天可抓老了！我来的时候，一院子大小汽车，满了，转不开身。”
“我还戴着这个家伙，下车拿不下来，就叫我进来了。”我一看这个高个胖子，右手戴一支铐子，左手没有戴，铐子紧紧扣在右手的肉里，手腕上的肉都红肿起来。看守所太忙了，宋所长也顾不得了，怎么还不给他拿下来？我告诉他，可以报告给那个看守战士，他赶忙报告看守，又等了一会儿王所长给他开了钥匙，把手铐子拿了下来，不过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这个铐子的锁不容易打开。
在这群人中，我先注意了七八个，对他们进行了重点侦察，他们一致的口气是不满政府，埋怨政府，不认为自己有罪。
我对这个大逮捕也有看法，政府说反动党团特登记坦白从宽。这回抓来的有许多人是登记过的。如此说了不算有失信用。不过人民政府对我的不杀，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说出埋怨政府的话。
夜里，不能睡大面，不能仰面，只能侧身睡，所谓睡小面。28个人挤得喘不过气来，这些人都没有被褥，也不冷，挤得直出汗。刚睡下便开始提审，我们这号提出去五六个。有一个叫胡荄，是1949年底我们写材料，李芳春检举的。我感到，我们写的那些材料有了用途。先把胡荄提出去，又提宋毅，接着提老董头，后来提我。提我到郭科长办公室，于审讯员也在那儿。还有很多人在外边屋子审讯，都在连夜忙。我知道这个逮捕规模很大，不仅长春市，恐怕别的地方也会有。郭科长问我号内的反应，我说：“都认为既已号召登记坦白，我们已经照办，还抓我们，这是说了不算；第二，自己不认为有罪，解放前自己没有血债。在解放以后，又无现行活动，为什么还要捕来？第三，反正政府说了算，刀把在政府手里愿意抓谁就抓谁。”
又问我个别犯人情况，我举例说了几个，于审讯员在旁边说：“关梦龄，你这回的工作可被徐克成拉下了，徐克成了解的情况比你多，比你全面。”
郭科长也这么说了两句。我心中的话，徐克成干这套给我提鞋，我都不要。用不着“激将”。桌上摆着纸烟，还有花生，我吸了一支烟，吃了几粒花生，郭科长叫我回去好好再了解一下，明晚，再向他汇报。
我附近有一个小孩，有20岁，他叔父开理发馆的，因为认识一个建军的特务，被捕，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建军的孙华南叫我给他送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人家对我说，那是情报。现在被捕，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问他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他说在解放前。我心中想，那问题还不大。他又说：“我这个反革_命，连烧鸡都没有吃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他也没有给我钱，今天我被捕来，你说冤不冤？”
我心想，这个小孩老实得很，怎么也反了革_命？内中必有枝节，再不就是公安局做情报出了偏差。这么多的人捕来，绝不可能一点偏差没有。这个小孩就有问题。
有一个山东老头，在南关种地，姓什么我忘了。我看这个老头不像地主恶霸，我问了他许多事情，没有一点嫌疑。一定是抓错了。晚饭后，我到看守所对宋所长报告此事。看守所没有底案，查不着这个人的名字，宋所长说：“回头再查一下，没有问题，就得放。”第二天早饭后，这个老头调走了，可能释放了。
夜里，照例审讯，各屋的铁门不住地响，不叫名，叫号，所以夜里睡觉多数睡不好。
我每天都出去汇报。看到各屋都有干部在审讯，有许多来审讯的干部我没有见过，可能是市局别的科的干部。看来是大动员。
有一个叫宋毅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的秘书，不是军统分子，一个书呆子。是被人介绍到长春警察局充秘书的，并且办了个边疆通讯社，他私人开了一个书局。他这个秘书是当在1946年，当时局长是许赓扬，也不是军统。宋毅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这次也把他捕来，给他戴上了脚镣。他与我一谈很相投。一了解，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案情。白天他看到街上的人很多，树叶也绿了。口内吟诗：
窗外春光艳如海，
监内纪律肃且深；
缘何天涯若呎尺，
人民国民由此分。
他戴上脚镣，我说：“你有什么感想？”他吟诗一首：
镗鎯脚镣君莫羞，
君也当年逞风流；
若不及早痛改悔，
还有苦的在后头。
宋毅的国文很好，我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恶，主要是过去没有血债，解放后没有现行活动。
第三天，抓来了王厚甫，他是我的组员，军统基干，戴着手铐。我问他，“你怎么到这来的？从哪来？”
“我从长春监狱来。”
“怎么回事？”
“人家说我在新疆参加了暗杀毛泽民的行动。”
我赶紧叮嘱：“我化名姓郭，保守秘密，不要乱讲。”
“没关系，我这事与你没牵连。”
我一想，当年陈牧报复从共产党叛逃来的李文宣，就是派王厚甫在南关处决的李文宣。如果说李文宣当年是假投降，那么王厚甫打死李文宣就是一条血债。晚上我把毯子给他盖上，他在这屋住了两天就走了。临走我听他对宋所长说：“那个姓郭的是关梦龄，督察处的督察长。”
过了“五?一”，天气热了，这屋子人多挤得难受。我在精神上倒很愉快，别人是住监房，我是在工作。是以工作人员的心情，在考虑怎样了解这些犯人的案情。我认为这些人都没有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没有重要的人犯。
晚上汇报，在看守所遇见了邱明瑞。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找来的。1948年我与他一块由吉林到长春，1949年他到公安局感化所，以后便把他释放了。在社会上努力立功赎罪，但是这次也把他逮捕了。我心想，特务分子释放了也要抓回来，这是政府搞的欲擒先纵，这样几出几进，人的精神备受刺激，莫不如索性不放，到时候彻底放。押一个时期，放出去，过一个时期又抓回来，这也许是辩证地处理问题。
我问邱明瑞，与他一起释放的，立功赎罪较好的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在哪呢？
“还在长春，他大概没有来，没看见。”
我心想，陈哲与我们从吉林到长春，表现得不坏，我被优待，住另一个屋子之后，他们七个人在一个屋子。翟丕翕有一个金戒指藏在身上，企图到必要的时候吞了自杀，陈哲揭发了此事。这是他进步的第一个表现，同时，他不是军统，又是自首，所以，这一次没抓来。
第三号监房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犯人服毒了，说是吃了许多安眠药片，神志不清，很危险，由几个看守给抬出去了。服安眠药片，也不能是一片，要一二十片才能自杀。这么多的东西带在身上，怎么没有检查出来？这个人是在未被捕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不然，公安人员闯进屋去现藏能来得及吗？由此可见，这个人是个很危险的反革_命，不是一般嫌疑分子。
过了两天，肖审讯员提我出去，他说：“抓来一个刘天民，他不承认是督察处的，回头我把他提到这屋审讯，你在门上的玻璃小孔认一认。”我一看，正是督察处的额外上尉督察刘天民。高个子，黄脸，什么时候我也能认识他。
肖审讯员说：“这小子不想活，服安眠药片，怕处死。”
5月12日晚饭后，楼下有一些犯人调走。我听到叫“徐鸿如”这个名字，便一下子想起前些日子我曾替一个山东小伙子写检举材料，徐鸿如是内中的一个逃亡在长春的山东恶霸。呵，把他也抓来了。我一想，这回抓的人真多，大概不能只在这一个地方押人，可能监狱也押了不少人。
大镇压(1)
5月15日早上，看守战士把圆楼钉有黑色防空纸的玻璃窗都关上了。圆楼的窗户可以看到大街。早饭后，我站起来，利用看守不在跟前，偷着向大街看了一眼：街上的人很多，有扛着红旗的，有拿着标语的。小孩子和青年学生唱着“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国人民力量大，把帝国主义连根拔……”
这时候，屋内漆黑，电灯打开了，看守把收音机也打开了。收音机不是播送新闻，而是播送一个旧京剧片子，《四郎探母》的一段，还有一个旧片子，也是京戏。声音不好听，来回地播这两个片子，我怀疑不是收音机，而是留声机。不一会儿，宋所长和王所长等人上楼来提人，每个监号都有几个人，我们这屋，把胡荄和老董头提出去了，马尚、栗宗元，许许多多的人都被提出去了，有几十个人。栗宗元在临走的时候，一双便鞋拉下了，他还回来取的鞋。人提走了，屋内仍播送那两段难听的京戏……
我坐着一声不响，看守的来回巡视，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大街上有喊口号的，但听不清喊的什么。我心想，可能是枪毙人，但也不能枪毙这么多呀？这屋的老董头，他说开饭馆，实际是开妓馆的，把他也提走了。胡荄是建军的，昨天夜里还提他问话，问他：“这次把你抓来，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地谈，言者无罪。”
胡荄暴露了许多思想，把不满政府的话，他都说了，回来对我说：“他叫我不要有顾虑，我当然没有顾虑，什么话都说了。共产党不是骗人吗？先叫登记，保证不抓，最后来一个大逮捕。这种手段是没有信用的作法。”
他一说这话，使我想到在1945年秋，“九?三”胜利后，蒋介石对华北汉奸的处理。北京街头出了一个布告，上面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论职位，予以办理……”就是不管这个人的汉奸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抓。这张布告一出来，90%以上的汉奸没有跑，自己都认为没干什么坏事。结果，戴笠一到北京把汉奸都抓了。汉奸被抓之后，在看守所说：“咱们被那张布告骗了。”
现在呢，这些人响应坦白从宽的号召而自首登记了。如果没有这个号召，有的人早就跑了。胡荄说的话，我同意一部分。昨天还问他有什么意见，今天就枪毙了。这种作法谁也意料不到。这样也好，在最后几分钟才知道被枪毙，减少许多苦恼。如果说要枪毙这个人，头十天就告诉他，这个人有多难过呀。1946年，“南京人民法院”判处汉奸死刑，如判周佛海、绪民谊、林柏生、陈公博等人死刑，都是事先宣判，准许找律师辩驳，最后，才执行枪毙。被宣判死刑，尚未执行，那心情不堪设想。
晚饭，黑窗户才打开，我再一看大街，没有人了。这个大风暴过去了。
晚上到看守所去汇报，我进屋一看，桌子上有张报纸，我想看看，被王所长拿过去，收了起来。王所长与宋所长问我号内的反映，我说：“大家不知什么事，有人猜，是开大会，但不知道什么大会，有人认为枪毙人，我也这样认为。”
别的号犯人害怕把自己提出去枪毙。有人说，这回被抓的都危险。因为抗美援朝一紧张，就要安定后方，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该倒霉了。
我想到列宁在苏联十月革_命后，对一些反革_命也施行大镇压，强调安定，毫不留情地杀反动派。现在，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一样。如此说来，今天杀人是按照列宁的作法执行的。自己会不会被杀掉呢？没有把握。比如栗宗元、马尚，他们二人与我一样，分在各监号，给政府反映情况，夜里同时到看守所汇报。我曾对郭科长说：“马尚虽然是中统的工运组长，可是他争取得不错，才判他有期徒刑七年。这次他在第八监号工作，反映情况也很好。他戴一个小脚镣，走路一点一点地挪动，太不方便，给他拿下来，叫他方便方便吧！”郭科长说再等两天。可是哪会料到被判七年有期徒刑的马尚这次又枪毙了！我这个没有判刑的，比马尚还严重的大特务，不也随时有被拉出去的可能吗？想到这，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被一些干部的笑脸所欺骗，应该知道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无情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知道无情又能怎么办呢？我能对政府人员说，你们别来这一套，你们用完了我就要杀我的。
不能这样说，如果不杀我，我这样说是没有良心的。如果真要杀我，我把这些说出来，干部给我一些好言安慰，最后还是不免一死。我什么也不能说，心也不往这方面想。想一些别的事情，减少自己的苦恼。
5月20号以后，犯人有走的，也有来的，看守所把我调到第一监房，徐克成在第二号监房，邱明瑞在第三号监房，杨文昌在第四号监房，第八、第九没有人，十号沈重担任学习组长。
我迁到一号监房，仍然用“郭依平”这个化名。我到这屋干什么来了，看守战士都知道。这些哨兵都认识我，每逢在号内与别的犯人讲话的时候，哨兵看到也装作没看见。可是有一个班副姓傅，山东人，他对我最过不去，号内不准交头接耳谈话，可我为了要弄清问题，不能死坐着不动啊，我与隔壁的同犯一说话，被傅班副看见了，他对我严厉地批评了一番。我心想，这是故意找别扭。我心中不服，对宋所长说了，宋所长说：“我回头告诉他，你还要继续工作。”
没有几天，刘荣第来了，他是从北京捕获解到长春的。他关到了我这号，此外还有长春市立医院医生丛佩芝、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情报大队副张长青、哈尔滨工大学生门光第、东北大学学生潘澄、中统特务严新汉、现行反革_命于宗元，都在我这号。一屋子人。
刘荣第穿一套新布制服，脚上戴着小镣，虽然这种小镣仅比手铐子大一点，但是戴上极不方便，一步只有几寸长，行走不如一般的铁镣。进屋后，让他靠近厕所坐下。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刘荣第”。我马上知道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
1948年3月，督察处把刘荣第和他老婆于凤茹逮捕了，因为于凤茹叫他外甥把一大批马列主义书籍拿到大街上当废纸卖。这一下被发现了。我亲自审讯于凤茹，陈牧审刘荣第，据刘荣第供称：“1946年4月八路军占长春时，三联书店租了我的房子，到5月23日，八路退出长春，三联书店退得匆促，把许多共产党的书籍扔下。放了一年多，我内人认为这些书没有用处，就叫我外甥当废纸卖，这一卖，被督察处知道了，这事，我不在家，是内人办的。”
又有许多人对我和处长张国卿婉说，我们才把他们夫妇开释。我当时看见过刘荣第的背影，他不认识我。这一次他到我这屋，我要很好地帮助他。
我和刘荣第谈了一会儿，没告诉他我是什么人，我只说：“咱们在长春的罪恶，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承认不承认，那是我们进步与顽固的问题，事实俱在，不承认，并不等于没有。政府杀我们与不杀我们，不在我们多交一件罪恶，或少交一件罪恶——我们仿佛是一列火车的货物，多放一包东西，少放一个行李，对整个这列火车无足轻重。我们的罪是很多的，不要顾虑这一件或那一件罪，要全交清，不交说明顽固，交了是进步，你就不要犹豫了，在长春认识你的人多，自己争取主动，有好处。”
“我一定交清，这回我在北京看见镇压反革_命，对我的教育很大。4月26日那天，我还未被捕，北京这一天枪毙二百人，原来计划枪毙202个人。把202人装上汽车，便有两个人要交待问题，于是又把这两个人从汽车拉下来，就枪毙了200人。我心中想，只要能坦白，就能受到宽大，方才听你这一说，我一定全部交待，没关系。”
下午，郭科长找我问刘荣第的情况，我说：“他能交待全部问题，不是顽固蛋，把他戴的小镣子给下了吧。旧社会他是长春地面上的人物，戴着镣面子不好看，思想有负担，影响写材料。他认识的人多，还能检举许多人。”
“他主要职务是什么？”
“他是国民党东北党的人，后来又与毕泽宇——吉林参议会议长，1948年挂名哈尔滨市市长相勾结，给毕泽宇摇旗呐喊，毕泽宇任他为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长春参议员，他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
刘荣第被下了脚镣。他写了不少材料，很能争取。
我们这屋，问题交待不少，丛佩芝交待出一支八音枪，他把他爸爸检举了，他爸爸是某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这都是显著的进步。我自己认为也有一分工作成绩。
于宗元是个中学生，他只有19岁，去年冬，他与两个同学成立反_共青年团，他是负责人，在长春市内各电影院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郭科长叫我了解他们的组织，人员及上级关系，两天之后，郭科长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赵处长也在座，赵处长对我说：“你很辛苦哇，健康还好吧？”
“报告处长，我的身体很好，处长好。”
他叫我坐下，递给我一支烟，郭科长从旁说：“于宗元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处长要了解一下。”
“于宗元是反_共青年团的团长，另外一个同学是副团长，姓×，他家开一个木匠铺。他们写传单，开会都到这个同学家。还有一个瓦匠支持他们，但不是上级。一个同学加入了他这个反_共青年团。我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说：‘我也不是有钱人，我家也没有在国民党干事的。我看了一些侦探小说，见国民党接收人员很气派。认为不革_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将来没有出息。同时，我认为共产党长不了，于是我与同学就成立反_共青年团。’”
“有一些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呀！”赵处长摇摇头很慢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看应当把这个姓×的学生逮捕！”我没加思考，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不能随便抓人，还要仔细考虑一下……”赵处长还要说什么，又不说了。
当时我脸很红，后悔失言。一个犯人，怎么能在政府人员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第一，忘了身份；第二，还是军统特务作风，随便抓人，不管证据够不够，抓来再说；第三，这样暴露自己的缺点，赵处长还能相信我吗？
我与门光第谈天，他从哈尔滨到长春，做投机倒把的买卖。在沈阳与长春之间联络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认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五月底，进监较晚。对这次大镇压，他说：“这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反革_命，长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总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满了人。4月26日晚上来一个大逮捕，别的都市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个科长与我同学，这个科长姓×，他告诉我那天夜里，把公安局的干部都留在总局，不准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点，全市公安人员出动捕人，到5月15日这天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一次枪毙了150多人。叫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后面战士用机关枪扫射，第二次又枪毙了50多人，两次有200人。这两次，我都在场，这些人都是反革_命、特务、建军的，还有搞现行反革_命活动的。听说北京、沈阳枪毙的更多。还有已经判了徒刑的，这回也枪毙了。”
他这一说，我感到后悔，5月15日我还不怎么害怕，认为不会枪毙多少人，可听他这么一说，判了刑的还有处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险的了。所幸没有被枪毙，又活到今天。是不是还有第三次镇压？那就听天由命了。共产党怎么说怎么有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杀也有理，杀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枪毙了，我比陈牧还多活了一年多，这也是宽大，不过我认为不会再枪毙我，我是北满军统特务宽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枪毙了，那人们就只能说，没有宽大，全是惩罚。况且我努力争取，也有成绩，到今天不会枪毙我了。我虽然这样想，恐惧的心情还是有的，这是内心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矛盾呢？因为我对镇压与宽大的标准和依据还不知道，虽然毛主席说“可杀与不杀之间，不杀”，但是其间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惧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过这时的恐惧与1949年春天的恐惧不一样，现在的恐惧不严重，刹那间就过去了。
敬服(1)
楼上十个组展开交待问题竞赛，每个小组长都很焦急，要走在前头，作出成绩，互不相让。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六组组长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个犯人交血债，没交血债，不叫吃饭，不给水喝，接着又开始打人，罚跪。打人的情形各组都听到，看到了，因为同在一个圆楼，没有前窗，只是铁栏杆。各屋的事别屋能听见，看见。我把打人的事对宋所长反映了。在宋所长还未制止的时候，第三号、十号、七号，也都接着打起人了。于是宋所长把十个组长集合到后院进行了批评，强调不许打人！打人犯错误。宋所长虽然这么说了，可是李中候、沈重等人认为是为了促进同犯交待问题，打几下没关系，因此依旧打下去。这样一来事情严重了。
我们第一组一直没有发生打人事件，我认为凭我这张嘴就能把对方说服，还用打？我在屋内对同犯说：“咱们这屋，交待问题还用打吗？我看用不着，打人的犯错误，被打的人也丢人，男子大汉，有什么事敢承当，别说坦白了不会枪毙，就是枪毙了，又有什么关系？你不坦白不一样枪毙吗？”我利用别屋打人威胁本号的同犯，敦促同犯交待问题。
十号监房有一个叫姚汝纯的，是中学的数学教员，到过台湾。小组长沈重说姚汝纯利用中学教员作掩护，进行潜伏活动。但是姚汝纯不承认，于是沈重就动手打他，姚汝纯在小组挨打受气，成了“碉堡”，于是他承认：“我是台湾军统特务机关派来的，我携带有一部电台，两个密本，电台放在香港，我计划去取，我在长春收集文化机关的情报……”
这个材料内中有许多漏洞，赵处长提姚汝纯亲自问话，姚汝纯照样说。经赵处长再三追问，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赵处长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要有顾虑，可以对我说。”
姚汝纯把小组打人逼供的事一一道出。于是赵处长知道了监号的一切情况。赵处长问郭科长，郭科长说：“有打人的事，但批评纠正了。”
当天晚上，郭科长到了圆楼，大喊大叫，把各组的学习组长严厉地批评了一番：“为什么打人？谁给你们的权？你们都是犯人，为什么把过去的那一套作风搬到这里来？损害政府的威信！打人的组长要进行自我检讨，现在宣布停止学习！”
第二天停止学习了，每个犯人都不准讲话。我心想，打人的事宋所长知道，他制止了，不过没有认真制止。郭科长对此也马马虎虎，看守战士每天看守犯人，各屋打人的事，也看得到。都是有一半默许，才发生打人，逼供的事。这件事的出现，干部与犯人都有责任。
停止学习的第三天，我们几个学习组长，除了沈重因负责挑饭仍住圆楼，其余八个学习组长都集中在小红楼楼下，六号监房。这是个小黑房子，八个人挤在一块，真够受，这是处分我们，小禁闭。
由这开始，来了许多男女干部，都穿藏青哔叽制服，每张面孔都异常严肃。找每个学习组长审问打人的事。
“谁叫你们打人的？”
“谁也没有叫，我自己打的。”
“你为什么打人？不知道打人犯法吗？”
“……”
一般都是这样问答，只有我那组没打人，我的答话与以上不同，问我话的人是一个高个干部。我既没有打人，他就询问别组情况，我尽知道的谈了一些。
讯问李中候的是一个女干部，有30多岁，板着面孔，问道：“你们谁先带头打的人？”
“我先带头打的人。”
“你把打人的方式及打了多少人，详细地谈一谈，要老实。”
李中候从头到尾谈了一遍。
最后女干部问：“你打人的目的是什么？”
“打人的目的是叫他交待问题。”
“打人之后，没有人制止你们吗？”
“宋所长制止了，我们没有听，我们还是打，一切由我自己负责。”
“你是不是钻政府的空子，给政府造成损失，企图破坏政府的政策？”
“不是。”
每一个学习组长都问了多次，这样审问了三四天，才告一段落。我们背后议论，这些人是长春市委会的干部，有的犯人认识其中的人。
另一个下午，把我们学习组长及原来的学习副组长都集合到办公大楼的一个大审讯室里，有20人。不一会儿，龚副局长和一个穿衬衣的人来了。龚副局长问：“各学习组长，副组长都到齐了没有？”宋所长说到齐了。龚副局长讲话：“你们这些人都是反革_命犯人，在这次学习中，打人、逼供，这是特务行为，这与我们政策是相抵触的。我们对你们这种作法是不同意的，肯定说这也是错误的，有人钻政府人员的空子，企图不轨，这种行为是犯罪的。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纠正，这一点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到了外边，不准许把这些事乱讲，如果有人乱讲，就是犯错误！”谈到这，停了一下，看了我一下：“关梦龄！”
“有。”
“你谈谈这件事，怎么办？”
我说：“我们都是反革_命罪犯，在监中利用学习机会，钻政府人员的空子，打骂同屋犯人，逼供，给政府造成重大的损失，破坏了政府的威信，因此有人从中煽动造谣，说政府支使打人。这是无中生有的诬蔑，我坚决反对！犯人学习组长打人骂人，应看做是监内的现行反革_命活动，应当受到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我说完了，龚副局长说：“关梦龄这样认识比较正确，你们都应当有这样认识，你们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龚副局长讲完话，叫别的学习组长回去了，唯独把我留了下来，龚副局长说：“到那个屋子去，有人与你谈话。”
他下楼走了，我到了那个小屋子。方才穿衬衣的那个干部站在地中央，问我最近学习什么？我知道这是前言，不是本文，这些话他随便问，我也随便答，最后他问：“郭科长给你买过苹果没有？买过其他吃的东西没有？买几次？”
我如实说：“买过许多次，买过包子、苹果、香肠、花生等。”
“打人的事，郭科长看见过没有？”
“没看见过。”
又说了一些别的事，叫我回来了。这次谈话内容，我想是调查郭科长给犯人买东西的开支，核对一下，是不是犯人真吃了这些东西？这真是，身子一虚，什么病都来了。犯人打犯人，郭科长犯了错误，这又有了贪污的嫌疑。我心中为郭科长犯错误而不快。我想，我没有给郭科长脸上抹灰，我对得起他。我是非常狡猾的特务，什么花招我都有，但我对郭科长没耍过手段，原因，他很年轻，口快心直，办事着急。我要留给他这样一个印象：关梦龄虽然是个老特务，但还老实，叫他办什么事，他努力去做，不会欺骗。所以，我写材料或反映情况，从没有半点不实之处。我看到的、听说的、我指挥别人做的、我自己在场看别人做的，都老老实实反映出来，并且一切都有分寸，从不糊里糊涂，故而郭科长相信我，因为有这些事实。
郭科长犯了错误，换了一个王科长。宋所长没有换。我们这屋八个人，王达生出去了解一个新来的犯人，走了，把李中候调到圆楼，蹲号去了，让他与一般犯人在号里坐着不准动。李中候这个人不老实，乱七八糟，自己没有办法帮助同犯交待问题就带头打人，这回就坏在他身上。
10月上旬，看守所提我到前楼审讯室，审我的是我的盟兄弟高心鲁，头两个月我便从郭科长嘴里知道他升了科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坐在旁边。
高心鲁站起来与我握手，他说：“没有瘦，还胖了。”
“身体还好，老太爷老太太都好吗？”
“都好。才侠有信没有？”
“没有，我给她去过信，小孩子来过信。她们在徐州，还可以生活。”
“今天向你了解一个材料，国防部第二厅的问题……”最后，那个女干部出去了，我对高心鲁说：“这回郭科长犯错误，多可惜，我都不好受，你可千万别犯错误，负责任的人，稍一不慎，就可能犯错误。”
“我特别小心，不会犯错误。”
“我听人说，你在家还请客，这种作风要不得，不行呀，要节约哇。”
“我找人吃顿饭你都知道？”
“有一个犯人住你对面，他说的。”
“是不是一个老头？”
“对了。”
我回来之后，我感到高心鲁还是大手大脚地花钱，他吸的是有锡纸的香烟，这有多贵呀。我想起1948年高心鲁给第一兵团副官处长罗寿安行了贿，得到10万斤大豆加工成豆油的生意，按当时计算高心鲁可得70两黄金。他本没有加工厂，便将大豆卖了，折成豆油价格付给兵团。两天以后，郑洞国来了一个电报，不许把大豆加工成豆油，让把十万斤大豆作为军队的主食。罗寿安找高心鲁强迫他还大豆，高心鲁便携带全家老小出了长春，逃到解放区。临走之时找我给写了条子。没有我的条子出不了卡哨。为此罗寿安还放出空气，说“关梦龄私通八路！”想起这一段，看他现今的作风我替他担心。
自从镇反过去，敌我划清界限，干部也不与我握手了，说话也你我分清了。尚传道的小灶也不叫吃了。他在号内也不准吸烟了，现在完全是个犯人，没有两样。这时在我的心中又悲观起来，感到在共产党方面工作，只准有功，不准有过，有了过是不能原谅的。动一动就犯原则性的错误，真吓人！这回郭科长犯了错误，我的一切工作还不是随之完蛋，倒霉，用了多少脑筋，全部白费。
1952年春天到冬天，又派我到各号去做工作，其中一次很特殊，没有过多要求我了解情况，只是叫我陪着，看来是担心此人寻短见。这是一个小老头，叫吴夙林，是长春人民法院院长杨超的岳父。吴夙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与杨超结婚，婚后，长春解放，杨超被派到长春充法院院长。杨超把岳父介绍到长春财政局工作，管采买。1951年从长春往北京天津两地运了一火车铁，卖后要吴夙林采买一批货物。吴夙林把铁卖掉，货买的不多，贪污了公款。今年“三反”，就把他给检举了，吴夙林不坦白，经群众大会斗争，最后把他送到这里。吴夙林以为自己是杨超的岳父，给他戴上大脚镣，心里很不好过。我们在一块，我不断地安慰他。
吴夙林说：“我本来在解放区做小买卖。女儿和杨超一定叫我到长春，这回可好，丢人现眼，怎么活呀！共产党这些人，什么感情也不讲呀，没有的事硬叫我承认，说我到天津贪污了多少，他们到我家去搜，什么也没搜着，现在又给我戴上大镣子，我比反革_命都厉害了，咳！”
我想，难怪吴夙林想不开。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国民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不行，莫说法院院长的岳父，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周持衡照样因贪污腐化予以撤职处分。这种事在国民党就行不通，一个省主席有了贪污，托人一活动就大事化小了。国民党是人事关系第一，人情大于王法。共产党这么办，我内心敬服！说到哪办到哪，不论是谁，法院院长的岳父不但坐牢，还要老老实实地坐。
楼上还有几个“特殊犯人”，住的是单号、铁床，吃的与我们也不一样，吴夙林说：“今天早上我放便去，看见一个干部，好像是商业局局长，可能也是‘三反’①进来的。”
我说：“现在‘三反’进来的多，楼下住一个姜处长，据说是长春房地产管理处处长，对他们优待一些。”
这次“三反”，反下来这么多领导干部，真是想不到。“三反”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阵风过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越来越深。国民党能这样做吗？不能，如果这样干，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被反下来。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不能“三反”呢？国民党的官离开本职，别的工作就没有了，因此，在当权之时一定要贪污搞钱，以备将来作“寓公”，否则单纯的廉洁奉公，到后来没有饭吃，无人过问。那时把这些廉洁奉公的人叫“傻瓜”。共产党的干部不需要贪污，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不会因为生活而发愁，只要给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会给你一定待遇，这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因此，国民党到什么时候也“三反”不了，贪污也去掉不了。我这么一想，反动派确是不行，私有制度产生一切坏的事情。
有一天，王科长找我谈话，问我“三反”及“五反”的感想，我说：“对‘三反’，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英明措施，不‘三反’一下，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就要腐化堕落，被糖衣炮弹打垮。这个运动国民党办不到，我从心眼里钦佩。不过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许多人贪了污，最后检讨了事，办得太轻了。”
王科长讲了一些道理，大意是这与镇反不同，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主要是教育，性质恶劣的，天津地委张子善、刘青山那样的大贪污犯也处死。又问我对“五反”②的认识，我按照思想，如实地谈出来，我认为干部受贿，商人负责任不大。汉口一个奸商给志愿军加工药棉，掺了脏棉花，对这个奸商枪毙也不过分，可是干部受贿，偏说奸商引诱，这就不公平，不能把责任都说是资本家向干部猖狂进攻，行贿与受贿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两者都有罪。无论怎么看这两个运动，对我都有教育作用。
还有什么希望呢？(1)
我来到这里的日子够多了。从1948年到1952年，每个战士我都认识了，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甚至于家庭住址。这不用侦察手段，他们说话，从旁一听，今天听一句这个，明天听一句那个，凑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情况。有时他们说话，也不回避我，在伊通时，我教给他们说快板、唱小调，说呵，笑呵，我什么都知道了。哪个战士的脾气好，哪个班长的脾气坏，哪个战士有文化，哪个战士文化低，我都知道；每天他们上下岗，8至10点的班是谁，10到12点的班是谁？我都给他们列了一张表，要求大便时候，一看下一班是那个傅班副，脾气不好，好找我的麻烦，我就在这一班要求大便，因为这一班岗的战士好说话，以免到下一班，大便憋不住，不好办。
对干部也是这样，这么多审讯员，经常找我了解情况，日子多了都很熟悉。我对这些审讯员，也不是一律看待，于审讯员纸烟一吸，解放前后的材料一齐说，不用有顾及；杨审讯员不吸烟，不多说话，他问一句我说一句，用不着多说；张审讯员找我到各监房做工作时，先表扬一番然后再交待任务；如果是肖审讯员找我谈话，我就对他谈些思想，因为他最年轻，很关心我的思想进步，他是共青团员，我愿意从他那吸收一些新东西。他很耐心，一个22岁的孩子，怎么有这样的素养？我看这与他的天性有关系，受共产党的教育也有关系。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在材料上、罪恶上绝对不夸大，不缩小，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的材料拿出去，他们都相信。
公安局的干部也知道我这个犯人，有时别的干部来了解材料。见面就问事，不需要交待政策或警告，我知道这是局里的干部。局外的干部，一说话我就知道。一九五一年冬，沈阳公安机关来人审我，肖审讯员在旁边陪着，我一进屋，他叫我坐在很远的椅子上，一副严肃的面孔：“你叫什么？”“关梦龄。”“多大岁数？”“37岁。”我心想，这是例行公事。“在解放前干什么？怎么被捕的？……”
我一一答复，接着他又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给我讲了20分钟，接着警告我：“你要老老实实，知道的要交待出来。如果不老实，与你不利。”我心想，这是旧社会的评书馆，上场有定场诗、道白，最后才书归正传。我看了肖审讯员一眼，肖审讯员也不吱声。这位干部说话了：“有个张焕相你认识不？”我一惊异，怎么这样熟？“干什么的？”我反问他，“伪满大汉奸！”肖审讯员从旁这样说。“认识，是我的亲戚。”我真想不到能问到张焕相，“什么亲戚？”“我的姑母是张焕相的嫂子，1930年张焕相在东北空军当司令，我父亲在那当军械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我父亲在北平，张焕相也到北京，东北空军司令部在北京又成立起来。后来张学良出国，张焕相回东北当了汉奸，听说先当宪兵司令，以后到长春当大官……”“还有什么？”“我在十二三岁念中学时，只见过他一次面，到了北京又见他第二面；他当汉奸，我在西北；我回到东北，他在苏联；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他认识我父亲。”“你父亲呢？”“1949年病死在北京。”“你把张焕相的历史、罪恶、他的财产写份材料，能不能写？”“能写，但是我知道得太少。”
类似这样的审讯很多很多，我抱这样一个态度：反正我是犯人，你说我听着，问我什么，我答复什么，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你不怕费时间，我更不怕费时间。
徐克成过去对我的一套待人接物很欣赏，如今他说：“正是因为你有两下子，罪恶才大，如果把这两下子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就好了。”
我说：“晚了，悔之无益。”
我问徐克成：“将来咱们怎么办？”
他说：“到一定时期就会释放。时间不会太久，一定会用咱们工作。”
“但愿如此，不过也不易呀。”
“为什么不易呢？”
“一九四九年刚解放的时候，这些审讯员对军统、中统的情况都不知道，可是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上一次有一个干部，年龄较大，可能科级以上的干部，穿着呢子制服，提我了解重庆中美训练班的材料。他问我，中美合作所与中美训练班的关系，我告诉他是两件事，中美训练班是戴笠与美国海军情报处处长梅乐斯签订的合同。谈到中美特务勾结，这位干部说：‘现在我们知道的比你知道得多，我们掌握了全部匪特材料。’从这些话可以分析，咱们出去，不能在保卫工作上立功赎罪。现在也不需要咱们做什么了。”
“那还有别的工作呢，这么大个国家，什么不可以干。”
我认为什么时候出去还没有指望呢，还谈出去做什么工作！这简直是没有老婆就把小孩的名字给起了。笑话。
生活太苦了，每日两餐高粱米干饭，白菜汤，总是这样，不好吃，没有营养。心想这样下去，押个十年八年，身体完了。不要求好的，小米饭也好一些，豆油炖菜也可以，脂肪不够，人的身体受不了。人作了罪犯，什么也谈不到了。犯人聊天最喜欢谈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些人，不但会吃，还会做，发表自己意见，互相考问，刘荣第父亲是开饭馆发家的，懂得满汉全席，俄国大菜，我在北京多年，一些大饭馆的厨房我都进去看过，什么吃的都吃过，大家一谈，津津有味；其次就是谈女人，自己的老婆、女朋友、电影明星、姨太太、交际花、某小姐，一谈没有完，谈到最后，可能有人说：“别谈了，老说这些没好处，谈谈新东西。”大家异口同声说：“对，对。”
在生活上，我总结出来三句话：“少吃，多嚼，勤运动。”吃的不要太多，吃九成八成饱；多嚼，饭到嘴里，多加咀嚼，再咽下去，这样可以给胃减轻负担，消化器官不出毛病；勤运动，只要有机会，就勤加活动，做体操、跑步。不能到外边散步，在屋里又不准。我便趁看守不在，钻空子跳一阵，听到看守的脚步声再坐下来，搞得浑身是汗。有时宋所长把我提到院中去活动20分钟，这也是特殊照顾。不过比1949年春天要好一些，在监号可以靠一靠，伸伸腿，与同屋的说话。后来我对宋所长建议：每天正午12时，应当准许犯人起来在各屋自行活动一会儿，这样对身体有益处。宋所长批准了。可是有的看守战士到时候不叫起来，那就不能活动了。不自由就是不自由，在屋想走两步都不行，这些苦恼的生活不知哪年才能结束？
快过国庆节了，1952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赶在一块了，宋所长说：“改善生活三天！”好，盼到了这个伟大节日。我并不为庆祝这个节日而高兴，我是为了吃点肉，还可能有鸡蛋和馒头。果然有这三样，我不敢多吃，有计划地吃，免得消化不良。可是有许多犯人吃多了，夜里请求大便，看守的不开门，憋得难受，只好屙在小便桶里。整个走廊臭气难闻。我认为无论什么有身份的人，过去如何有地位的人，只要一做犯人，就变得不成样子。一块肉也成为争取的目标。不错，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过什么河脱什么鞋。自己看看吧，牙掉了两个，头发也白了，我才37岁就未老先衰，真是不堪设想。
过完了国庆节，一天下午，肖审讯员提我去谈话，先谈了一下号内新来人犯的情况，接着就问我老婆王才侠的一切。翻来覆去地问，我有点不耐烦，我说：“我老婆王才侠，绝没有政治问题，1943年11月在洛阳与我秘密订婚，1944年12月在西安结婚，1945年10月，我到上海，把她安置在洛阳她叔父家中；1945年冬我又从上海回北平，她到徐州她父亲那里；1946年我因贪污被戴笠押起来，她仍在徐州；1947年2月我出狱，把她接到北平；1947年5月，我到东北，她仍在北平；直到1949年夏，因我继母对她虐待，她抱着孩子回徐州她娘家，直到现在。去年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入了会计学校，学成本会计……”
肖审讯员听了我这些话，停了一下，他很犹豫地说：“王才侠要和你离婚，你同意吗？”
想不到的事，也是不敢想的事，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沉思了一下，说：“我同意。”
“你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提出理由。”
“我没有理由，我出监无日，她比我年轻12岁，我不能贻误她的青春。不过我有一个女孩，今年7岁，名叫关棣。她嫁人可以，但不准给我的孩子改名——这样吧，我给她写封信，政府也可以把我的意思通知她，关棣暂由她教养，我出监之后由我去领。”
肖审讯员说：“可以，你写信吧。”
我拿起笔来，先写“才侠”，第一句话写什么呢？想了一下，写了下去，这封信的大意是：结婚以来，未能长期同居，又加继母心小，处事不当，婆媳不和在所难免。我因全家衣食奔波各处，对你未尽丈夫义务，对关棣未尽父亲的责任。效命蒋帮铸成大错，现在反省，出狱无期，你申请离婚，我完全同意，你的青春有待，不要贻误，女儿关棣暂请你代为教养，以候我获释之后，再去接领。
写完交给肖审讯员，他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就叫我回来了。回到监狱，我心中十分难过，最近我给北京的表兄去信，没有回信，胞弟也不理我，把我的钱、衣物，完全吞搂，对才侠一文也不给，撵回徐州。自己做了犯人，亲不亲，友不友，夫妻不夫妻，兄弟不兄弟。一切关系都建筑在国民党政权基础上，国民党垮台，这一切关系随之垮台了。人情冷暖，莫如此甚。
我想起与王才侠结婚的经过，那时，我是军统局安康查缉所所长，综管11个县的走私漏税的工作。王才侠父亲叫王悦珩，在河南洛阳，是红帮头子，也在东北军当过军人。他有一个女儿在洛阳中学念书，那年17岁，她叫王才侠。王悦珩与军统特务认识，华北办事处有一个秘书叫岳梓宇，是我的特务训练班同学，他占一个很重要地位。岳梓宇与王悦珩相识，王悦珩托岳梓宇给他女儿找个对象，条件有三：第一，不做妾；第二，东北人；第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不过28岁。岳梓宇说：“这个条件不容易找，有机会我尽力帮忙。”
有人对岳梓宇说：“关梦龄就够条件。”
岳梓宇一想也合适，他就给我去了一个急电：要事相商，速莅豫。
我不知什么事，马上到了洛阳。一见面，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太太。不打这样的电报，你不会来。这个人是你们东北同乡，人很老实，不是你所喜欢的花花小姐，那些女人不能过日子。这个王才侠才17岁，家庭好，本人老实俭朴。”
我随岳梓宇到了王悦珩家中相看了一下，王才侠不怎么漂亮，但很老实。在大家的怂恿下我和她秘密地订了婚。那时军统局特别规定，战时不准结婚，有结婚的查出来关押五年。在西安一个会上，戴笠当场宣布，一对私自结婚的特务，姜维世和陈友桂关押五年。所以均采取秘密结婚，或者说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的婚姻。1944年洛阳被日本占据，王才侠逃到西安，王悦珩到了安徽阜阳。1944年12月我与王才侠在西安秘密结婚，1946年1月她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关棣。“九?三”胜利后，王悦珩到徐州开投机买卖，叫大同商行，直到徐州解放。
王才侠不好打扮，人又老实，我不愿与她出去，所以，1947年春到沈阳，我又讨了一个小老婆，她叫郭依平。这些事都是不对的，自己反了革_命对不起她们，现在闹得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对人民不忠，对父母不孝，不忠不孝的人活在人间，真是惭愧！
现在眼前有什么希望呢？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既不杀，也不放。关于死，在我脑子里倒不成问题，可是放没有希望。想起来，从1948年11月12日由吉林解到长春，一共是八个人，这八个人翟丕翕、杨绍林枪毙了；以后搬到楼下七号，张逸民与我同屋，他也被枪毙了；后来把军统特务集中写材料，一共10个人，先枪毙的印匡时，接着李秉一、张锡德、张兆丰、刘文白、孙静修、陈青波、李海涛也都枪毙了；1949年底，被优待集中到楼上大屋子，有李芳春、李中候、徐克成、我和一个日本人，李芳春有现行活动没交待，送到监狱也被枪毙了；1950年冬到伊通县公安局去了16个人，其中被枪毙的有王乃臣、王寿昌、张子文和蒙古特务。这回镇反，又有一批人被枪毙，长春解放一周年，二周年都枪毙人……经过多少次“过筛子”留下了我，真不容易，十分不容易。人民政府对我是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不应当考虑死的问题，我应当考虑活。可是我怎么活呢？希望什么呢？目前没有希望，只好在这坐着，连洗脸的肥皂都没有，牙刷、牙粉、牙膏什么也没有，从1948年冬到现在没刷过牙。讲卫生那是谈不到的。这些事还不能请求，耐时顺守，等着吧。
此后，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被捕以来头一次听到的。在犯人放便时，有一个犯人认为粪坑这个墙角通大街，墙角边有棵大树，一上大树就可以逃跑。于是他一翻身上了大树，正要跳下去，“砰”的一枪，打伤了他的大腿。他在里边不知道外面还有看押的战士。听说挨这一枪很危险。当时我在屋看书，听枪声我以为枪走火了，后来听挑饭犯人一说，我才明白。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既然到这里来了，还想跑，往哪跑？跑不脱的。这样的人绝不是严重的反革_命分子，自己认为无所谓，反革_命分子想的就不那样简单，跑出这个院子，又到哪去？社会上谁敢收留？街坊邻居能不检举吗？我知道反革_命分子人人怕，谁也不敢沾，沾上了就麻烦，反革_命成了毒蛇猛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跑不了的。
3月8日这天，吃完早饭，公安局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我对徐克成说：“下了半旗，可能是追悼黄继光这些人。”
“一个战士死了，降半旗？”
“不然为什么下半旗呢？”
我在屋内坐着，王科长在我窗前站下说：“斯大林大元帅死了，你们知道吗？”
我很惊异，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很难过地说：“不知道。”
不一会儿报纸送来了，斯大林大元帅病死。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当时我想，这回完了，国际共产主义群龙无首了。什么病呢？报纸上报道了。我想苏联科学这么进步，就治不好斯大林的病？如果谁能把斯大林救活，这个功劳可大了。咳，斯大林一死，帝国主义一定高兴。斯大林死了，他的继承人一定是莫洛托夫，没有问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老战友，很负众望。
3月10日，午前提我与徐克成到看守所，王科长说：“现在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改造，那里有劳动。政府考虑你们的健康，让你们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谈一谈。”
我心中想，在市局我的材料也写完了，一切工作也做完了，这是推完磨杀驴，我不答应也不行啊，我又转变了口气说：“我在市局这么多年，受到了政府的特殊宽大和各级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内心非常感激，到那以后一定努力争取。”
王科长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又问：“你还有衣服吗？”
我没有说话，王所长抢着说：“再给他拿一套衬衣，拿一双新鞋。”这次押走的有我、徐克成，还有一个是一贯道的“皇帝”，有80岁，再一个是特务腿子，斜眼。临出门时，我对王所长说：“戴点东西吧！”
“戴什么东西？”王所长莫名其妙地问。
“铐子。”
“走吧！”王所长和王科长都笑了。
注：
① 三反：从1951年底开始，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② 五反：1952年初开始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第四章 樊篱偷生
急于判刑(1)
汽车走了20多分钟，到了长春监狱。王所长把腰中的手枪掏出来，交给同去的战士，又到里面办了手续。这时，监狱旁边的便门打开了，我们这部车开了进去。王所长把我们交给一个女干部，女干部叫我们拿东西跟她走。我的东西多，扛着很费劲，走几步一歇。后来，这个女干部叫两个犯人把我们的东西扛上，进了一个小门。里面是个大厅，有许多走廊，呈放射状。我一看这是监房！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们四个人站在大厅里。出来几个看守，还有两三个穿黑衣服的。这个女干部对看守说：“交给你们了，我走了。”说罢拿着簿子出了大厅。
看守的叫我把东西都打开，一样一样地检查。我心中知道这是过关。一道一道地过。新的痛苦，新的困难，还不知有多少呢。罪孽深重，还要经受多少折磨才能够自由呢？
看守用剪子把枕头剪了一个大口子，将谷糠倒了出来。我想，把我东西搞坏太不应当。检查到我的饭包，把吗啡药针及鸦片烟药拿了出来。我也忘了有多少，那还是1948年逃走时，杨成荣给我搞的。这回离开公安局看守所，我也没有细看。一个看守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治肚子疼的药。”我说。
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接过去一看，又看了看我，说：“这不是吗啡吗？你怎么说是治肚子疼的药？”
“我肚子常疼，打这个针就不疼。这是医生给我的，我也不懂得。”
“哪个医生？”
“长春市固生医院，院长刘玉锡。”
“不老实！你叫什么名字？给他砸上镣！”
“关梦龄。”不知为什么没有马上戴镣。
检查完了，一个看守拿了钥匙把一个监号的门打开。这时从里面走出来五六个人。我一看，有段克文，他戴着脚镣走了出来。我真惭愧，不用说，我也得戴脚镣子。段克文暗地里一定会说：“你在公安局进步，到这就吃不开了！”咳，怎么与段克文在一块呢？与他在一起没个好，他是个顽固蛋。糟啦，段克文搬出了那个屋子，叫我们四个人搬了进去。这是一个很窄的屋子，如果我把褥子铺好，能睡两个人，还得头顶头。现在住四个人！
徐克成有病，坐不住，躺在地板上。他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我一声不响，非常懊丧。
晚饭吃的是小米粥。晚饭后，又来了一些犯人。各屋都加了人，我们这屋又加了四个人。一个戴脚镣的犯人，大个子，精神很愉快，满不在乎地坐在我的对面。他们一来就讲起话来，讲的都是犯人中间的事情。与我们一块来的那个斜眼问那个戴脚镣的：“你判了没有？”
“判了。”
“判了多少年？”
“35天。”那个大个子笑着回答。
我心想，35天的刑期就戴上镣，我的刑期要多少年，那更得戴镣了。
斜眼又问：“35天？你来了多少天了？”
他们都笑了。一个老头从旁说：“不是35天，是无期徒刑——五七三十五。‘五七’与‘无期’是音同字不同。犯人一说35天，就知道是无期。你们新来还不懂得。”
我明白了，使我惊讶的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戴上脚镣的犯人还这样乐观。
最后，那个大个子说：“我的罪判我‘35天’，我很高兴。我以为非枪毙不可，这是政府的宽大。”
“什么案子？你犯了什么罪？”斜眼又问。
“我是土匪，杀了两个人。”
杀了两个人就判无期！我有那么多血债，那该判多少？这回麻烦了。
夜里，睡觉前放一次便。六小时放便一次，我感到尿憋得难受。夜里有尿不能出去，屋里又无便桶，我便尿到旧裤子里。这样的生活如何受得了？在公安局大便困难，在这小便困难。
八个人挤在这个窄屋子里，我把东西放在身子下边，非常不舒服。伸不开腿，翻不了身，这一夜痛苦极了。什么形容字句能把我现在的难过形容出来呢？拿一百个“难过”也形容不出来我当时的心情。
第二天是礼拜日，吃完早饭。一个穿干部服的到我们这屋点名，叫到我的名字，看了看我。他走后，那位大个子说：“他是监房李主任，很厉害。斯大林死的第二天，叫我们坐在屋里不准动。有几个动的，立刻就给砸上了脚镣。”
放便时，我看到了刘荣第。还有公安局看守所的许多犯人也都到这儿了。他们一听说我来了，都从小窗户往外看。这是第六监，专押反革_命犯的。
3月12日，早饭后，看守在门外喊我的名字，我答应：“有！”看守对我说：“你把鞋提上，衣服扣好，跟我走！”出了监房大厅，经过一个院子，领到一个工厂。进了工厂门房的办公室，一个干部在屋里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
“现在派你到这参加劳动，在劳动中要守纪律，有什么事要报告。好，你去吧！”
一个班长①领我到厂里，那里面正开会。有七八十个穿着紫颜色棉衣的犯人在开会。一个主持会场的年轻干部问了班长几句话，点了点头。我坐下一听，是斗争一个女犯。说她给男犯馒头，拉拢男犯。我回头一看，还有四五十女犯坐在会场。又说这个女犯劳动不好，怕闻汽油味。于是大家展开批判。我也举了手，但没叫我发言。到中午开饭时，这个会开完了。
这个工厂是长春监狱的橡胶厂，做胶皮鞋。夏天做小孩穿的球鞋，冬天做大人穿的棉胶鞋。有三百犯人，分炼胶车间，缝纫车间……我在成型车间。我们车间有七八十男女犯人。分派我在里帮组，就是往鞋帮上刷胶。我的组长姓佟。头一次见面便很客气。中饭在那儿吃的，高粱米干饭，白菜汤，倒不坏。
我问组长：“可以小便吗？”
他说：“随便，有了就便。”
我很高兴，能够随便上厕所对我便是最大的方便，不过晚上回到监房仍是麻烦事儿。
最初我还穿着公安局发的衣服，一套绿布棉军服，战士的服装，质量比较好。一般犯人都穿紫棉袄，紫棉裤。我穿这么一身衣服使犯人们议论纷纷。
“这是干部，可能‘三反’犯了错误。”
“还是个机关干部，一看就看出来了。”
一个年龄不大的车间技术人员，大家叫他于技师，走到我跟前，问：“从哪儿来的？”
我说：“从公安局。”
又问：“‘三反’犯了错误吗？”
我说：“不是，我是特务。”
他走了，什么也不问了。
第三天，叫我搬到第七监房，与橡胶厂的犯人一块住。屋子宽绰了，精神也不那么苦恼了。
犯人中有人认识我，过了几天都知道我是谁了。接着有人与我说话，打招呼。这些人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特务，有各军谍报队的谍报员，还有从前在公安局认识的犯人。我成了大家谈话的材料。他们互相一传，给我一吹，艺术加工，便把我说成了特务头子，长春最大的坏人。
工厂中女犯没有戴脚镣的，男犯80%戴着脚镣。我问他们都犯了什么罪？他们中一般是无期和死缓，是反革_命或有一两条血债，也有许多虽然没有血债，但是反动党团或地主恶霸。我一想，他们的罪比我小得多，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他们都判了无期或死缓，还戴上脚镣。我呢？最低限度也是死缓，如果判无期那就太便宜了。于是对郭科长在1949年说我没有无期徒刑的话，在目前的情况下动摇了。那是1949年，现在是1953年哪。
管生活的犯人叫刘英伟，公安六分局审讯股长。因“三反”进来的，判一年半。他接近我，问了一些话，我有分寸地告诉了他。这时正是监狱“三交”运动的尾声（交武器、交罪恶、交同案犯），还有个别组和人没交清，由大家帮助。我们里帮组有几个犯人需要帮助，我从旁听他们发言，最后我也发了言。我一帮助，大家认为说得对。刘英伟在会后问我：“在公安局看守所你们也学习吗？”
“学习，天天看书，不开会。”
之后，无论哪个组帮助人，如果火力不足，就调我去帮助。这样，张管教员对我就注意了。可能刘英伟反映我许多优点。
在3月底的一个晚上，缝纫车间开了一个大会，橡胶厂全体犯人参加。印刷厂、麻袋厂也派犯人代表参加。监狱管教科万科长主持，还有各工厂的管教员。大会开始，万科长宣布：“长春人民法院宣判大会”。我一听，莫名其妙。接着由长春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宣读判词。大意是：反革_命罪犯杨绍时，因反革_命判处有期徒刑15年，送到长春监狱参加劳动改造。在改造中作反动诗一首，企图变天。杨绍时不能认罪服法，继续现行活动，予以加刑处分，以肃法纪，由15年有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杨绍时站在审讯员桌子前面，宣判完毕后，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意见。叫他回到原位。接着管教科黄股长主持大会，犯人发言。许多人举手发言，两个人发言之后，我也举起手来。黄股长虽不认识我，却指定我发言。我站起来批判杨绍时作反动诗就是现行反革_命，罪上加罪。这次宣判是政府对他再一次的宽大，不然把他枪毙也不过分。我说话中间，万科长把张管教员叫过去，一面说一面看我，可能谈到我的问题。
杨绍时1951年3月在公安局看守所时，与我一个屋子。那时他就很顽固，想不到现在依然如故。他这首反动诗是在橡胶厂缝纫车间作的。听说有这样两句：“身入樊笼不自由，他日出狱上九霄。”意思是现在无能为力了，有机会我要再干一阵。这是他自己找死。
4月，又把我调到外帮组，专门往鞋帮外刷胶。这个技术比里帮高。我们把刷好胶的鞋送到下一工序，让女犯套上包头、上大底。车间主任是女干部，看样子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她对我说：“你给女犯三个组发半成品鞋，你要注意，她们都是女人，成分也不好。过去干这个活的男犯人有犯错误的，我事先提醒你注意！”
我们是两班倒，一礼拜白班，一礼拜夜班。我发鞋给女犯言行很谨慎。这些女犯有的是破鞋，有的是妓女，吸毒、溺婴、一贯道、窃盗，反革_命只有两个，是国民党员。我与她们接触有一个想法：过去我什么女人没见过，北京天津的小姐太太我认识多少，我的二老婆是天津有名的“郭小姐”。现在我能到这里搞男女关系？笑话。女犯也知道我是什么人，有一些妓女说：“督察处才厉害呢，长春谁不怕？关梦龄这个人过去见也见不着哇。”
我不与她们多说话，于是她们又说：“还是过去那样，架子哄哄的，见凡人不说话。做了犯人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不是国民党时代了。”
刘英伟与我谈了许多公安局的事情，但做工作的事我一个字没提。我问了他许多事，关于王恒烈的事他说：“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老地工人员。日本帝大毕业，在日本念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当治安科科长。综管日本特务工作。‘三反’以前他贪污了很多款。‘三反’中他一看不好，畏罪自杀了。”
我一听，真可惜。他这个共产党员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贪污上。他这一死，老王家算完了。王恒烈是他爸要来的孩子，长大念书，给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当了干部。很圆满的日子，想不到来了这么个意外。我应死，我倒没有死；他能活得很幸福，却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自己杀身。我对刘英伟说：“他父亲是伪满一个军区的少将军法处长，他是少爷出身，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没到解放区去工作过，没有受过革_命的锻炼。长春解放，他以接收人员身份出现。别的干部没有他在长春熟悉，这就有了贪污的机会，以致身败名裂。他的家庭不好，他个人更不好。”
我又问刘英伟：“如果他不自杀，坦白，退赃，行不行？”
“咳！他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自己做事自己知道，如果坦白能行，他也未必愿意自杀。”
我想，这是共产党时代，如果是国民党时期，从长春往关内一跑，带着钱往上海一住，谁也管不着。现在跑不了，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只许好好干，干不好不行。
5月份，刘英伟叫我写一篇墙报，号召大家遵守制度。我写了一篇“遵守监规制度，是衡量我们认罪服法的尺度”的墙报。张管教说写得很好，犯人也说好。由这以后，叫我负责墙报、壁报的编审工作。墙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壁报是写在纸上往墙上贴。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多了。一个礼拜出一期壁报，两个人投一份稿，就一百多份。我要看、要改，再呈给管教员批。这期间，我与男女犯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成了刘英伟的助手。许多事情我向张管教员一说就照办。这时思想又开朗了，并且骄傲起来。认为自己与别的犯人不一样。虽然我对一些男女同犯非常客气，办事态度好。但是心里瞧不起他们，认为这些犯人都是土匪、窃盗、流氓、阿飞，不懂得什么。解放前他们这些人见我也见不着。现在都做了犯人，没有办法，只好在一块混。
一个土匪吹牛皮，说他过去的事：“那时候，一进村，杀鸡，炒黑菜（肉片炒木耳），白干酒一喝，他妈的，我说了算！”
听听，他们只知道炖鸡，炒木耳，别的什么也没见过。我与他们谈话是谈不到一起的。但我愿意听他们谈话，尤其是犯人的各种案情。
监狱规定，凡是未判刑的罪犯一律不参加劳动。我与徐克成均未判刑，我到这儿的第三天，就提出去劳动。大家谈起来这是一个特殊。因为刘荣第、李树桂、郑建五、程登科等人因未判刑，都在监号坐着，不能劳动。凡是未判刑的人都十分恐惧，不知将来如何？处死的人都是没判刑的，到时候一提，上汽车就枪毙。因此，反革_命犯都急于判刑，判无期，判死缓都能保住性命，就是不判保不住命。我和徐克成可以参加劳动与公安局的意见有关。回忆离开公安局看守所那天，我认为“推完磨杀驴”这是对不起政府的。在院子常看到李树桂他们晒太阳，坐一个大圈子，不准动。他们看到我很羡慕。因为一参加劳动，吃的比监号犯人好，行动也有小自由。犯人都希望劳动，尤其希望到橡胶厂劳动。这里除了炼胶以外，都是轻体力劳动。
从一个犯人谈话中，听说徐克成调到印刷厂劳动，他病了两个月，住进了病监。政府叫他找保到外边就医，他找不到保，病死了。我心中很难过，他与我在一块反省四年，对我帮助很大。人死无法预料，不过我的身体还不要紧。
有个犯人叫王喜桂，他说：“监号有许多反革_命犯都认识你。有个叫李中候的，从市局解来没有几天就枪毙了。他和我在一个号，那天他买了一只烧鸡，一边吃，一边摇头，自己唉声叹气，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饭后，一开门，戴上手铐，提上了汽车。那还用问！”
我想他被枪毙，一个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当六组组长时，破坏政府威信带头打人，这属现行特务活动；另一个是他提供的材料不实在，有一次，于审讯员说：“李中候信口胡说，按他供的材料，派人到上海多次，都没有那么回事。态度太坏。”
6月初的一天，监房的班长来到橡胶厂，提我到法院过堂。戴着手铐，坐着法院的汽车，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过堂？必然要判刑，给我判什么刑呢？根据工厂犯人的刑期，反革_命犯不是无期就是死缓。判有期的不能说没有，那是少数。我呢，长春的特务头子之一，两手血腥，杀人很多，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我看无期最有可能。如果判个无期，那怎么办呢？等着大赦吧，别的希望没有。日伪时代有天长节、地久节，犯人可以减刑。共产党到了把台湾解放时，一定有大赦。心绪极乱，先前郭科长对我说的“没有无期徒刑”，我根本不相信了。如果郭科长说的话真能兑现，那我感激共产党五体投地。咳，退一步想吧，李中候都枪毙了，我能活着就知足，判无期判死缓，绝对不会枪毙，落一个囫囵尸首这是肯定的。心里这样想，倒很安慰。“他人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推车汉，上不足兮下有余”。知足常乐，能忍则安。一路上我用各种想法来安慰忐忑的心房。
汽车开到了一个小胡同，一座小旧楼，这是重庆路。下了汽车，进了一个候审室。屋内是地板，没有椅子。进屋先把铐子下了，然后坐在地板上。刘荣第与我一个车来的，我没看见他，他看见了我，也没敢打招呼。现在我们坐在一起，谈话没人管，看守的法警在门外站着，不干涉我们的事。我问他：“怎么过堂？我还没来过。”
“一切材料都是公安局转来的，还是那些材料，再照材料问一下。要过几次堂才能判。你，政府早就决定了，到这走一个司法手续，没问题。”他来过几次，很有经验。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法警进来叫我的名字，我跟着他上楼，楼上有个屋写着“刑一庭”。拐了一个弯，进到一个小屋子，屋内正中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人，当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墙的一张条椅上，与他正对面，没有记录的，只有他和我。他说话很和蔼，先问我的姓名、反动职务、历史，最后问我的罪恶。
我说：“长春军统特务机关先后杀了130多人，都由我负责。我是杀人刽子手，一切由我承担罪行。”
“不要这样，我们审讯是实事求是的。不要离开事实说话，应该由你负什么责任，你就负什么责任，不要笼统的都由你负责。你在特务机关还没有独立人格，你还不能决定杀人的问题。不过你的罪很大，你是协助处长张国卿杀人的，杀了40多人。内有人民政府的地工人员30多人，对不对？”
“对，对。”
“你在1947年，收集了第六纵队的机要文件300多页，呈给东北行辕二处，受到了奖励，是不是？”
“是，是。”
我的罪行没有全问，只把主要的血债问了问。我都承认了。他把我的材料摆在桌子旁边一个凳子上，低头翻看。一边翻一边问，按照我的坦白材料问，一点出入没有。问了有一个小时，他把材料放下，又说：“你把1948年10月在吉林向公安机关自首的思想谈一谈。”
我说：“长春解放那夜，我参加突围，没有达到目的，就混到新七军的尉官中，到了吉林，入了解放团，还想再逃沈阳。一看沈阳也要解放，如果沈阳解放，去北京就更不好走了。我便决定自首。第一，这是好汉思想，自首来的，比用小绳绑来好得多；第二，投机想法，没有像我这样大的特务敢自首，我开创这个先例，共产党把我作典型不一定能杀。听说还有宽大政策，我试一试这个宽大政策是怎么回事？第三，我有一套特务技术，共产党还可以用我来做军统特务的工作。基于以上这些思想，我才自首。”
“没有进步的想法？”
“没有。”
“你写的材料，供的口供都很老实。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来处理你的案子，你先回去吧。”
他叫我在讯问笔录上按了手印，并把审讯记录给我看，我拿起来没看，又交给了他。他问我对不对，我说：“对，对！”
回到候审室，刘荣第也过完堂了，我们又谈上了。他说：“我在二月底从市局到的监狱，几乎天天到法院来过堂，写材料。我过几次堂了，大概快结束了，我希望宣判，好参加劳动，在号里蹲着可太难受了。我宣判以后，到你们那儿行不行？”
“行呵，我回头报告张管教员一下，就可以调你来。”
过了两个礼拜，刘荣第判刑了。我知道之后，就向张管教员报告，说刘荣第是反革_命犯，已判刑，能画报头（当时我们出壁报无人画报头），还能搞文娱。于是便把刘荣第调到橡胶厂来劳动。开始，做零工，画报头，帮我做一些壁报整理的工作。
刘荣第只判了10年，他争取得好。不过他的罪没有我大，他没有血债，他没有抓过地工人员。这些，我都不能与他比。
又过几天，我被提到法院。开庭先提我，一进屋看到上次审讯我的那位法官，他站在讲坛后面，没有别的人。他对我说：“今天宣判！”
我站在他的对面，讲坛的前面。他拿着一张判词，念给我听。我心中非常忐忑。过去看小说形容一件还没有解决的事情，常常说“如同法官宣判”，这个经验我现在体会到了。判我什么刑呢？希望不要念判词原文，先告诉我判什么刑，我就放心了。
这位法官先念了姓名、年龄、反动职务、具体罪恶……又念长春解放后，自首于我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②，前记事实被告均坦白不讳，并有笔供、口供及起诉材料为证，可认为真实。查被告系蒋匪特务骨干分子，长期效忠蒋匪，刺探我方情报，暗杀我地工人员，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在解放后，不仅向我人民政府自首，彻底坦白罪行，且能检举别人，并协助我人民政府捕获反革_命罪犯数名，有积极立功赎罪表现，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_命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四两款后半段之规定，特减轻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5年。自1948年10月26日至1963年10月25日止。”
读罢以后，我高兴极了，感激的眼泪当时便流出来了。
这位法官叫赵树祥。他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对我特别宽大，我永世也忘不了！”
“好，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好好争取，还可以减刑。”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就回到了候审室。一进屋，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两手擦眼泪，别人问他哭什么？他说：“这回完了，判了2年，唉……”哭得很痛心。
我判了15年高兴得不得了，他判2年这样难过，真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这回我对公安局那些干部从内心感激，郭科长说的话真的兑现了。共产党不骗我，我今后要更老实！我应该判死缓，监狱里比我小许多的特务，比如警察四分局长杨双贵，没有血债判死缓。派出所所长李树阳等人，下级警官，都判了无期。我虽然争取的很积极，但我的罪大呀！这个15年真不容易呀。
下午，坐法院汽车回监狱。在汽车上，我决定判15年这件事不对犯人讲，以后再说。因为一讲，可能有人莫名其妙，认为把我判轻了。回到监狱，刘英伟问我判了没有？我说判了，判15年，叫他不要对别人讲，将来判词来了再说。因为他管生活，凡是判刑的都要填到犯人刑期表上，这个表在管教员室，因此，我不能不告诉他。他对别人没有讲，我内心愉快，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给女儿关棣去了一封信，她立刻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一算15年，从1948年起，这才5年，还有10年。我写明还有10年才能回家。张管教员一看我的信便说：“你写15年干什么？就说改造好了就回家！”
我知道这封信不是女儿的意思，是她妈妈的意思。我老婆虽与我离婚，但是现在还没嫁人。这次来信问一问，如果在近期出去，复婚没有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出去，她就要嫁人了。孩子在信上说：“我妈妈在利国铁矿当会计，住在宿舍，我常去看妈妈，我们娘俩在一起吃饭……”
我写了封信，含含糊糊的只说我很好，改造好了就回家。这信会给她们增加许多疑团。没有办法，判了15年我还很高兴，可是告诉家里，她们一看，15年，唱了《武家坡》了——18年见面人都老了！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好在她与我离婚，由她的便吧。
降到黄牌，降到蓝牌(1)
市公安局不断来人提审，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是一听说市局的人，我就感到特别亲切，有什么话都想说。有一个姓王的，胖胖的，见我就笑，他了解一个问题，我提供之后，他对我说：“听说你判了刑，还要好好争取，争取得好，还可以减刑。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直接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能够改进的就改进，你有意见可以对我谈一谈。”
我想了一下说：“在监号里的犯人，半夜有了尿，憋得难受。我有两天，夜里来尿都尿到裤子里了。如果每个屋放一个尿桶，就没有这些困难。”
他掏出了笔记本写在了上面，“这事可以办，每个屋子设一个尿桶。过去没有吗？”
“没有。”
他又问了犯人的生活，犯人对政府的反映，我都具实的谈了。
7月份，我从外帮组调到记录员组，担任配料工作。就是到缝纫车间把缝好的鞋帮领来，再转发给里帮组刷胶。这个工作不累，接触的人多，每天要到缝纫组去几十次。缝纫组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带着出入证在监狱满院子走。
8月份，我们橡胶厂排演大型话剧《升官图》。男女犯合演，我是剧务。每天晚饭后排演，一排就排到十点钟。男犯女犯共30多人在一起排剧，严禁说笑，不准谈排剧以外的话。出演之前，到街上租的结婚礼服，花20万元，由政府开支。又发动犯人借了许多西服。这个剧10月1日出演，演出效果尚好。10月中旬，我们这个剧又到监外的第一劳改大队演了一场。
由于长春监狱归市公安局领导，在一个全监大会上，市公安局的高科长高心鲁来此作报告。看到他，我便想到贪污自杀的王恒烈，想到我的这位盟兄弟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他报告了一个小时，在台上拿着报告底稿，讲得非常清楚。我心想，高心鲁真行啊。几千只眼睛看着他的脸，几千只耳朵听着他的声音。我算完了，希望高心鲁好好工作，多给人民做一些事情。
大会之后，刘英伟问我：“你认识高科长不？”
“不认识。”
“咳，他是王恒烈的表哥，你不认识高科长，我才不信呢。”
“认识也只是吃饭的朋友。”
“高科长住在这，监狱由他具体负责，他是第三处的科长。”
我更明白了，由这儿高心鲁不断出现在车间。有一晚上，他见到了我，向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各怀心事，尽在不言中——私人关系存在，敌我界限也要划分。他知道我的一切，我也知道他的一切。
我认为来到橡胶厂改造得不错，因而产生了自满思想，事情终于发生了。长春监狱的犯人分三等九级，另外还有“等外”。最好的是一等，最坏的是等外。一等是红牌，二等是黄牌，三等是蓝牌，等外是黑牌。根据我的情况，刘英伟说，应该二等二级，可是张管教员发给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下中等，黄牌！一对照别的犯人，我心中不服，就对刘英伟说了：“咳，咱们不行，这么争取，才二等三级，太落后了。张泰顺还二等二级呢。”
一些不平不满的话由刘英伟报告了张管教员。张管教员一听，对刘英伟说：“关梦龄二等三级呀，我大意了，回去调整一下。”刘英伟又把这话告诉我了。我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天天在他身边干活，他能不知道？内心十分抵触。认为管教员对犯人这样考核不应该。
一个叫于作舟的老犯人背后对我说：“老弟，你为什么不满意二等三级呢？这样对你没有好处。你不吱声，以后张管教员自己想到了，会给你提高的。你对刘英伟一发牢骚，这就不太好了。”
这时，由于我负责搞文娱，有几个出风头的反革_命犯不断与我一起吃东西，穿我的棉袄，穿我的毛衣，在一起谈一些私人家庭的话。这些人在长春解放前认识我，比如吉林保安旅谍报队队长邹达，军统吉黑地区义勇总队的军法官方锡志等人。再加上我每天在监狱院子走动多，引起了政府人员的注意。以及一些犯人对我无原则的恭维，相信我的一切举动都是进步的。这些我已感到不是好现象。
一天午后，我被找到办公室，傅厂长和张管教员两人对我严加斥责：“你干什么？有什么计划？拉拢什么人！要好好坦白！”
我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
批评了一阵，把我的出入证缴回去了，叫我到外帮组劳动。这一步出乎意外。不几天，管教科万科长在张管教员办公室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老实，拉拢犯人。问我是什么企图？我说什么，他也不相信，我只好不吱声。叫我写检讨，也是换穿棉袄、毛衣的事，别的什么也没有。在检讨中，我耍个花招，明检讨，暗指责张管教员。我写道：我不满政府是错误的，张管教员给我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我嫌低，背后发牢骚，这是不认罪不服法。依我这样的犯人，一贯不守监规制度，顽固到底，二等三级已经很高了。反而不满政府，这是现行反革_命活动，应该加刑处分，请求加刑。
我是无话可说，我反正在管制之下，但你们随便加刑也不可能。我抱定消极抵抗，在外帮组一呆，什么话也不说，不看报纸，不谈是非，不反映情况，不靠近管教人员。
由这，我被打下擂台，橡胶厂的文娱活动也不找我了。我拿本《列宁主义问题》一看，什么事也不管。
这期间，市局和各分局的干部每隔一天，两天，就有来找我了解材料。一谈起来，我就诉苦：“长春监狱对我不了解，我在这改造没有个好。他们只注重劳动，写多少材料也是白费。我的劳动只能随大流，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我干不过他们。我犯了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别人穿了我的棉袄，我送给刑事犯辣椒面，我不满政府发给我的二等三级等级牌……”
一谈起来就没有完。我的意思，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领导，我见人就说，叫市局知道，以免将来张管教员蓄意害我，我吃亏，又无人知道，那才冤呢。要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势。有的市局干部对我说：“他们会了解你的，不要失望，还要好好改造，不会有问题的。”
我想共产党对我的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市公安局执行的正确，长春监狱执行的有出入。我认为政策是好的，执行政策的人有问题。长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犯人提高警惕是对的，但是宁左勿右的作风不对。没有那样的事，硬说有那样的事，这是逼迫犯人“无中生有”。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既然不实事求是，我就不服。我口头对万科长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今后保证不犯。今天拉拢同犯，将来可能发展到现行反革_命，我的脑袋也就掉了。这次政府挽救了我，再一次对我宽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都不是思想话。他们对我的工作是软弱无力的，只是声音很大，词句内容很空洞。除了“不老实”、“耍花招”，就是“你很危险”、“不要来这一套”。
晚饭后工厂常开会。由管教员讲话，没有底稿，信口说。对全厂犯人讲一些生产及改造情况。有一次批评我，说：“有的人在这里面捣鬼，我告诉你，这样搞下去对你不利！不要耍你那老一套，不行了，现在人民说了算……”“有的特务头子，不认罪服法，消极反抗，这是自取灭亡……”“有的人，我们掌握了他的材料，他还装作聪明呢，到时候，他就后悔了！”类似这样的话，不止一次的在工厂犯人大会上讲，我装不知情。别的犯人问我：“管教员说谁呢？”我说：“不知道哇！”
有一天，找我到管教员室。一个干部说：“我是东北公安局的，从沈阳来到长春，向你了解几个情况。我到长春市局，那边对我介绍说你很争取，表现得不错。”
我一看张管教员还在屋，就说：“市局的干部说我很争取，那是过去，他们对我最近的情况不知道。我最近在这改造非常落后，表现很顽固，这一点对不起共产党对我的宽大，我很惭愧，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犯错误不要紧，只要能改就可以。改造也不是一个早晨就能改造好的，何况你在旧社会时间很长，下一些功夫，充实一些新东西，挖旧装新，不要闹情绪……”
这些话很温暖，东北公安局的干部水平高，态度也稳重，叫我心服。他问我的一个组员陈东海的情况。他拿出纸烟叫我吸，我不吸。他说：“你吸吧，我负责。”我就吸了起来。最后他说：“咱们谈的问题，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我还来。”
我回来，感到共产党的干部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很能办事，有的就能打官腔。也难说，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年龄不同，看法不同，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我把过去所接触的干部都回忆一下，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干部如公安局赵处长与我们谈话，也不吵，也不嚷，和颜悦色的，一句一句的说。他对陈牧说：“你这样不正视自己，将来不很好……”最后，还不是枪毙了。声音虽然低，话有力量。但有些人大喊大叫，一听没有什么叫人信服的东西，气得他自己都发抖。
改造也凭运气，遇到一个好的管教员，本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宏愿，那自己就能占便宜。否则，就要吃亏。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犯人的事还不凭这些管教人员考核。不要说他有偏心，就说他理论水平低，形而上学看问题，那就要有出入。这些事共产党中央能知道？毛主席能知道？犯人敢怎么样？还不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张管教员的眼中，关梦龄是个老特务，最大的坏东西，没有比他再坏的了，他是长春监狱的定时炸弹，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破坏改造的危险。这样固定地看我，我还改造什么？先给我下这样的结论，好也是坏，坏也是坏，积极是假积极，不积极是消极。没说的，我倒霉。
第二天，东北公安局这位干部又来提我，材料写完，又谈了一些改造的问题。我把在这改造所以犯错误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我说：“政府人员应该批评我，教育我，以至于处分我，不应该三天两头在犯人大会上，指张飞说李逵，那样讽刺，那样挖苦。有一次张管教员在犯人大会上说，‘一个特务头子背后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在这作反动宣传。’这话我没说，可能是别人说的，反映情况的犯人乱反映。我到管教员室找张管教员，他不在，我与李管教员说：‘我没有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这个说法我不承认。因为提到特务头子背后说，所以我不能不考虑。’李管教员是个转业军人，态度很好，他说：‘特务头子又不是你一个，也没有指你名字，你不要冲动。回去吧。’类似这样的事，我在思想上抵触，对他们这样改造我，我接受困难。”
“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志走入社会不久，热心够，经验少，工作上也可能有问题。但是你要从自我方面检查，不要责人严，责己宽。至于在大会上批评你，那也没有什么，给别的犯人一些教育也有好处。这里归公安局领导，都要实事求是。思想打通了，这些问题就认识了。我说得对不对，给你作个参考吧。”
“您说得很对，但我的思想现在还没通，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认识。”
“慢慢就通了，思想改造不能性急。”
这些话对我很有教育，我想了一下，应该加强自我改造。
市局的干部还是不断找我要材料。我要求调回市局，我的理由是：“我在橡胶厂劳动，一个星期白天班，一个星期夜间班。白天班各机关提我问话，我可以放下劳动去谈话；可是轮到夜班，白天提我审讯，我不能休息，不如回到市局看守所，天天写材料。”有的干部答应给我反映，有的说：“不劳动身体不行，每天做一些轻微劳动对健康有好处。白天不能睡觉，工厂行政会给你解决的。”
没有高兴的事，每月两元钱的赏金也停发了。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无钱不能买，馋得慌。一个叫阎树浩的刑事犯与我很好，到期释放，我求他把我的手表带出去卖了，把钱给我送来。报告了管教员，把表带出去了，但只给我送来六万元钱，就无音信了。我的表当时值一百万元，是瑞士乌铬卡。
现在，这里没有一个干部或管教员鼓励我，都是各机关保卫科的人或市局的干部对我教育或鼓励。他们不吸烟，但是给我买纸烟。我对市局的人说：“我每天这么写材料，工厂的管教人员都不知道，还有的犯人背后说，关梦龄这家伙真成问题，自己的事不交清，今天审，明天审，没个完。”
“他们不知道，政府知道。”
“我建议各机关人员到这提审犯人，写材料，都要填一个表。审讯完毕，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的内容及态度，予以鉴定。这样不至于把犯人的优点埋没，犯人积累一点优点不容易。没有优点，改造没有成绩，前途还有什么希望？”
后来，我的建议采纳了。外机关人员到这提审，手里都拿一张表，上面有被提审的犯人的姓名，了解的内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好不好，都有鉴定。有了这样的表，我的优点就多了，不论管教员知道不知道，我的优点写在纸上，不能否定。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是夜班，正在干活呢，管教员叫我回监房去睡觉。也没说什么事，我只好放下工具回号睡觉。我回到监号，贺班长问我：“关梦龄你回来睡觉来了？”
“是啊，不叫劳动叫睡觉，也不知什么事？”
“明天你去参加一个大会，还能吃肉呢！”
我再问，他就不说了。不过我也明白了一个大概，可能去到别的劳改机关参加奖惩大会。这倒没什么可顾虑的，不过心中有一个总的想法，在长春监狱好事轮不到我的头上。
天还没亮，班长就叫我起床，到监房另一个办公室，那儿有五个犯人。有一等犯人于来宾，他是进步的；有二等犯人两个，一个戴脚镣子，临时给他下镣。我一看就明白，这个是顽固蛋；还有一个人，虽然什么也没戴，看样子也不是进步的。史股长叫我们吃饭，高粱米饭、萝卜汤。我吃了半碗，等着吃肉去。
这个地方我们来演过剧，是第一劳改大队。进了第一中队的监房，有的犯人与我们认识，打招呼。不一会儿他们吃饭，大米饭炖肉。我一看，肉真不少！他们一百来个人吃起来，没理我们。岂有此理，他们的话剧团到我们那儿给他们包饺子，今天我们来了六个代表，连饭都不给吃！这里没有干部，犯人也不吱声。好，你们吃吧，我们坐在炕头上看着你们吃。一二千人改善生活，还在乎我们六个人？
他们吃完了肉，大会开始。那么冷的天，犯人都坐在院子里，我们坐在前排。这是劳改大队的年终奖惩大会，由吉林公安厅王处长主持。给改造好的犯人发了奖，不好的，还有潜逃的犯人加了刑。有一个刑事犯判了一年，还有两个月就到期，可是他等不及了，逃跑了，抓回来，又加刑三个月。这事叫人好笑；还有一个不接受改造的罪犯叫杨守田，当场被枪毙了。大会开完，又到一中队休息。他们开晚饭了，但是没有肉了。有的犯人张罗叫我们吃了一顿，也没吃好。天气很冷，坐卡车回到长春监狱。
第二天，管教科史股长叫我们把参加大会的情况，向全监犯人传达。我们整理了一天，才把这个稿子整好，我只动口，没有动手。我对这个大会感想不大，口头上说，对我有很大的教育作用，不能顽固，再顽固就枪毙。我一定好好改造，这回给我敲了警钟。其实这不是思想话，我是讲给进步犯人听的，叫他们给我反映，说这个奖惩大会对关梦龄很有教育。我的思想不是这个大会所能解决的。这个大会奖惩的犯人，与我根本不是一类。劳动好的得奖，我劳动是中等得不了奖；刑事犯跑给加刑，我根本不敢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杨守田反抗改造，现行犯罪枪毙，我也不可能像杨守田那样动手打干部。
又评犯人等级，给我评了一个三等二级——蓝牌！但没发等级牌，我很不高兴。第二天，我到张管教员那去要等级牌，以便佩戴，他说等做好再发。
我想，我戴个三等二级的蓝牌，天天去提审，让各机关的干部看看，我哪点不好。给我评个三等二级，纯是张管教员私人意气用事。这个等级牌，始终没发给我。
又戴镣铐(1)
1955年夏，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公安部的一个报告上说，对反革_命分子要进一步肃清。我看了这个报告的新闻，只一小条消息，怎么肃清没有说明。难道还要再来一个大镇压？那样我也许再被审核。既然判决了，也许不会翻案？我与车间的反革_命犯郑建五私谈，他感到恐慌，他说：“督察处的少校科员卢春印前天由这解走，可能解回市局，这与徐副部长的报告有关。”
我每天都被提出来过堂。各公安机关，各机关的保卫人员，找我了解材料。所有军统的特务、与特务有关的人、特务外围分子、与我有关的人，及其他特务机关的人都是了解的对象。有许多现在人民政府工作也要了解，都要写出具体材料。从审讯人员的谈话中知道“肃反”运动在进行着。
我已不能在工厂劳动，过堂要紧，劳动其次。监房有几个小屋子作临时审讯室。每天八点进到审讯室，一直到中饭；中饭后，再来审讯。这个机关的干部审完，那个公安干部再审。有时，外地来的干部在外面候着，时间长了，外面的干部就说了：“等一个犯人，一天没等上。”
这样的审讯一直进行到10月。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来审讯的较多。
10月28日，长春监狱开了一个大会，出乎意外，吉林省人民法院判处11名罪犯在监中的现行活动。第一名是陈兴芝，他在监中委任警察局长等职务，说是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企图变天。宣判后，把他们11人拉上汽车，到刑场枪毙了。
我感到很可怕，在监中稍一不慎，即有犯罪的可能。陈兴芝的事我不清楚。在监中还图谋不轨，真是自找死亡，结果是全部枪毙，大快人心。我在监中抱定少与特务腿子们接触，不谈旧事，不谈旧人，即可以避免错误。
大会开罢的第三天，我们外帮组的犯人于也华、金锡恩、陈恩轩、蔡九峰、宋兆沂五人被砸上脚镣，关进六监。这件事引起了许多犯人的谈论。我也认为他们五个人有个小圈子，每天在一起嘀嘀咕咕，吃喝不分。这种情况我反映过，现在果然出了事。如果和陈兴芝的情形一样，就有危险。所幸我与他们没有什么勾搭，我认为他们很无聊。
11月3日，刚要吃晚饭，监房的班长来叫我，我心里抱怨来提审的太多，饭都吃不好。这次大概是外地的公安人员着急上火车等着要材料，我随着班长进入监房办公室。我的脚刚踏入办公室的门，两个躲在门后的看守，便把我用绳子绑上，按倒在地，马上砸上一副大脚镣！砸了半天才砸好，起来又给我戴上手铐。我一看张管教员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纸烟，那种得意的样子，真是恨死我了！怒气似火烧，我想与他拼了，又一想，手上戴了铐子动不得，脚上戴着大镣站不稳。只看了他一眼，他那样子似乎说：“关梦龄你服不服？”我心里说：死也不服！
一个班长给我两个皮筒，犯人叫“镣模”，垫在小腿上，以免铁镣子把小腿磨破了。我接了过来。他把我带到六监里边，对着厕所的一间小屋子。
我进屋之后，看见屋内有两个小伙子。我坐下之后，外面的犯人给我端了一碗高粱米粥，一碗咸白菜。我吃了小半碗饭，就不吃了。情绪波动得不能安静，心跳动得十分厉害。不知有什么大祸在眼前？不知道张管教员给我捏造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只恨张管教员一个人，我绝对不会服。戴上两件，再加上两件，我也如此。这两个小伙子不用说是看我的。他们二人帮我把被褥放好，东西安置妥当。我坐在被子上。点名以后叫睡觉，我怎么能睡得着？脚镣、手铐，身子不能动，他俩帮我把被子盖上。我想，这回危险了，上边机关不知道，只好由这几个管教员和科长随便摆布了。多少高级干部我都见过，不成想一个刚由班长升上来的管教员就要了我的命。好，我倒霉，我认命，这不是共产党政策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再好的政策，象张管教员这样执行，也无济于事。
9点钟的时候，我的监号门打开，我知道是提我。我把鞋穿上，脚镣子响得厉害。我在最里面，到外面去要经过许多监号的门，一个班长把这些监号的窗户一个一个关上。走出六监的监筒，一个穿黑衣服的，从没见过的干部叫我跟他走。我走不动，一步一步拖着脚镣向前挪，两手还要提着裤子。进了小铁门，到前面办公室，进右手一间屋，地中央放了一把椅子，是给我准备的，范典狱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李典狱长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张管教员坐在右边的条桌后面。这次是范典狱长主审，李典狱长陪审，张管教员记录。叫我坐下，我没有犹豫就坐在了椅子上。
范典狱长问：“关梦龄，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戴上镣子？”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你要老实交待，你在监中的一切活动，我们都掌握了，不然，也不能对你这样。”
我心想，你们掌握了什么？都是一些诈语，在我身上能发生什么作用？我说：“如果我有活动，可以交待，不过我没有活动。”
范典狱长讲了一些政策，启发我大胆交待，并且说：“坦白从宽，现在交待还不晚。”
我想了一会儿，说：“典狱长，我可以说说吗？”我说，“我这个犯人与别的犯人不一样，我是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如果我干了什么坏事，比如在监内有现行反革_命活动，我一定会交待。交待可以得到宽大，不交待准死没活，这道理我明白。如果政府真的掌握了材料，有了同案人犯，我不交待也能处理。一个反革_命犯，虽不承认自己罪恶，但是既有人证，又有物证，是不能叫他逍遥法外的。人民政府的空子不能钻，我也从没有钻过。”
“你说下去！”
“我认为给我戴上镣铐，不是为我有什么现行活动，而是在肃反中，对我要重新议处，就是说，过去人民政府对我判得轻，这回在监狱找个理由加刑判处。这是要整我，我看真的这样，那倒好办，典狱长你说出几件事，我一承认就得了。”
“你这样想法与说法都是错误的，不是要整你，不是找理由，而是你有具体事实，没有事实，不会把你关号。你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思想斗争一下，你过去争取得很好，现在你还要大胆争取。”
我说：“这样吧，我先回去想一想，问题也不是一个晚上就能解决，也许我真忘了，也许我假忘了。”
临走，把我的手铐子取掉了。进了屋还是睡不着，接着听到别的号开门，脚镣子响。我明白了，这是于也华他们。五个人各住一个号，也在夜间过堂。我的事与他们有关系，张管教员一定说我与他们五个人有现行活动。不过我记不得对他们说过什么了？他们五个人一咬我，我就不能脱身，我就成了这个小圈子的头，那就成了第二个陈兴芝，罪在必死了。
蒙上被子，心里感到很委屈。自己死在这里家中无人知道，我的孩子也不知道她的爸爸怎么死的。我在长春公安局争取了四年，费尽了气力，结果弄到这般地步。在北满，一些人都知道共产党对关梦龄宽大了，谁知道到头来，还是要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糊涂了。共产党的事叫我莫名其妙，给我的刺激太深了。没办法，死了也好，省着零受罪。
第二天吃完饭在屋内坐着。这两个小伙子一个叫李万金，烧锅炉的工人，另一个叫刘克敏，是学生。他俩都是“三反”进来的，都是一年左右的刑期，最近就要到期释放了。他俩问了我的姓名及一些事情，我都告诉了他俩。这两个人，只是看着我别自杀，别的任务没有。他俩都是二十几岁，还很天真。
我的高靿儿皮鞋上有副蓝色鞋带，这是我自己用帆布线做的，既长又结实。我把这副鞋带拿下来绑镣子，用手提着这个蓝鞋带，走起路来轻快。我这样办，他俩都说好。其实我这是准备自杀的，这件事蒙过了他俩。
白天，还有外来机关的人员提审，他们问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我照样写材料，我认为长春监狱对我不好，别的机关干部对我没有什么不好，我仍然详细地提供材料。
我押在六监，每次出来或回去，班长都先叫我站在外边，等他把六监两边的小窗户都关上了才叫我回去。我知道于也华等五人关在六监的小号，怕我见着，也怕他们看见我。
脚镣子太大，把脚脖子磨破了，我请求换一副轻的，果真给我换了一副轻的，我感到很满意。镣子戴上很难拿下来，弄副轻的减少一些痛苦。
除了提审，外边还送来许多提纲要我写材料，都是管教科送来的。一份一份地写，在屋内不闲着。刘克敏说：“你写这么多材料，真了不起，脑筋真好。”我哼一声，内心的话，写什么也不行，要整你，他们不论这一些，只找缺点，不论优点。长春监狱与长春市公安局的政策不一样。有什么话往肚里咽，他俩懂什么。我与他俩谈话就是“结了婚没有？”“想家不？”“出监之后干什么工作？”像哄孩子似的。
晚上，监房门锁不住地响。门响完之后，脚镣子就跟着响起来，都是经过我的窗户到前面办公室去的。我知道这又是审于也华他们五个人。我等着提审，但一直没有提我。我把白天准备的蓝鞋带拿在手，往脖子上一套，两手一勒……试了一试，只要系个死扣，就可以勒死。勒死人只要5分钟就行，我有经验。在长春我指挥特务们干过这种勾当。我勒死过别人，现在，该我勒死自己了。想了想，今天先不勒，明天晚上过一堂看看风头再说，不要勒早了。越想越难过，掉了几滴眼泪。真的，如果我真有现行反革_命活动，怎么样也不过分，可是，这无中生有的横祸，叫我如何忍受呢？这真是犯人屋中坐，祸自天上来！戴着脚镣子睡觉，把被子都刮破了，翻身先要把脚镣子拿起来。咳，共产党宽大了我一半，不能再宽大了，与其宽大一半，何必不把我早处死了，省之为我多费了许多高粱米！长春监狱是我的坟墓，自杀如能实现，可以赚一个囫囵尸首。
第三天晚上，别的犯人都睡了，把我提到典狱长办公室。满屋子的人，叫我坐在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正坐是吉林公安厅的一个科长，找我了解过材料。他年龄较大，比较胖，对于特务问题颇有经验。左首沙发上坐的是吉林公安厅刘科长，他是专门负责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的。监狱管教科万科长，袁副科长，还有其他几个，一屋子椅子、凳子都坐满了，有十多位。正坐的那位科长说话了：“怎么不认识么？”
“有的认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决不含糊，有话我是一定要说的。
“关梦龄，我告诉你，我们对你十分了解，知道你在特务机关有两下子，现在吃不开了！我问你，你在长春监狱都有什么活动？你好好谈一谈。”
“我是自首的，我如果在长春监狱还企图不轨，那我当初就不自首了。长春的特务头子都跑了，我没跑。自首，就是不想再反革_命了。”
“你自首，那是迫于形势。”
“不论怎样，我是自首。”
“关梦龄你要老实一些。”万科长从旁对我申斥。
“你有什么活动？你怎样计划的？”还是正坐的那位科长，他主持审我，别人都旁听。
“我这个人是痛快人，如果有计划，有活动，我在这一说，有多漂亮。何必叫这么多政府人员为我操心呢？不过，把我当作第二个陈兴芝，那是有出入的，我不是那种情形。”
“你是哪种情形？”
“我认为在监内搞现行反革_命，第一，我没有那样想法；第二，没有对象。不管客观上怎样反映，我没有那样做。”
“你说你自己没有做，是客观上的反映，那么客观上根据什么反映的？”
“根据我是大特务，根据我们外帮组有五个犯人在一块搞小圈子，也许这五个人咬上了我，于是认为我有最大的嫌疑。”
“说了半天，都是别人认为，你自己没有事！”
“我没有事，也不能说没有事，有许多错误。”
“都有什么错误？”
“我借给别的犯人棉衣，拉拢同犯。”
“拉拢同犯干什么？”
“什么也没有干。”
“是不是叫他们当交通（特务机关传递情报的人）？”
“当交通，他们不懂得。”
“关梦龄你是不是认为你不说，就可以混过去？”
“这样吧，政府把我的活动计划说出来，我承认好了。政府宽大就宽大，不宽大也没有关系，现在枪毙了，我已经多活了六年。”
“你要坦白，自己说！政府不能替你坦白。”
“我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给我加什么罪，我都接受。反动也好，顽固也好，我是承认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抗拒！”万科长又批评我。
我停了一下，没有说话。旁边那几位干部也都困倦了。我心想，白天都忙了一天，晚上又到这陪审，结果什么也没审出来。他们一定认为我很顽固。我想了一下说：“报告科长，我先回去，明天我写一写，写完了你看看，不行再说。我这件案子，也不是个小事，反正一天两天结束不了。天太晚了，我支持不了，腿也疼起来了。”
这位科长往沙发上看了一下。有几位干部也说：“先叫他回去吧。”
“关梦龄，你回去好好想，老实写！”
回到监号，我把今天的审讯仔细地分析了一遍，知道他们手中什么也没有，审讯的词句很空虚，一听就是硬要东西。我最后脱身的那几句话，是想试一试，如果他们不叫我回来，那是有证据的，放我回来就证明他们什么也没有。我说回来写，搭了个台阶。我如果总是“不知道”，“我什么活动也没有”，那就不好下台了。我这样一说，暂时收场。我躺下来，心里很坦然。心想，他们这是何必呢？不敢往我身上乱加罪，又不肯对我放松。事缓则圆，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日子多了就会好转。
早晨起床，一看脚脖子破了，我说：“这怎么办？挺疼！”
“找医生，怕办不到。”这是李万金说的。
他说找医生办不到，我倒要试一试。我拿张纸写了一个条子，交给班长。我想，如果医生来看，那我还有一定的重要性；如果置之不理，那就如同一般犯人。一般犯人脚脖子卡破了，根本没有治的。条子交给班长，班长回来对我说先等一会儿，上班医生就来。这里有犯人医生，有政府人员的医生。一般犯人，都是犯人医生诊断。我这伤不知什么人来看？早饭后，一个女医生来到监房！她叫我坐在门口，给我清洗了伤口，上了药，用绷带扎上。走时还说后天再来换药。她走后，李万金说：“这是李典狱长的爱人，她是不给犯人看病的，你是个例外。”
“我的案子严重，犯人医生不能与我接触。”我这样说，但心里感到事情越来越好办了。
三十五项缺点(1)
天天提审，写材料，忙得不亦乐乎。抽出时间还要写检讨书。我的检讨是这样写的：第一项、拉拢同犯，企图不轨，在1953年秋，借给反革_命犯方锡志毛衣一件，又借给邹达棉袄一件，造成小圈子；第二项、破坏生产，浪费原材料，在劳动中，多用胶浆，违反增产节约的号召；第三项、心怀不满，抗拒改造，对政府人员的教育，背地发牢骚……共有三十五项缺点。写完之后，交给管教科。以后补充说明一件事：在监号与犯人谈天时说，犯人在监中现行反革_命活动应当镇压。这个问题可能反映错误。我予以解释，并找出几个犯人作证明。
晚上灯不亮，什么也不能写。我与刘克敏、李万金两个人聊天。他俩知道很多犯人的案情，没事他俩就谈这些。比如刘克敏说：“大厨房姓苏的，因为入洞房判了三年徒刑。”
我一听感到奇怪：“怎么回事呀？”
“成亲他没有房子，借住他大姨子的外屋。入洞房时，两口子一上床，他老婆一叫唤，他把嘴给捂上了。捂了半小时，后来一看，他老婆不吱声了，没气了！死了。这就判了三年。你看糟不糟，洞房事儿还没完，就抬死人，预备棺材。”
“咱们隔壁住的那个小子，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天天哭，天天唱，叫人不得安静。他是个乡下唱小戏③的，因为放火，判了三年。他是唱花旦的，留个大背头，长得像女人。他刚入监不在这儿，在别的地方。他装女犯，入了女监，在女监里住了好几个月，有好几个女犯叫他给划拉了。后来发现，给他加刑到八年，送他到第一劳改队。在第一劳改队，别人去劳动，他请病假在家，他把别人的烧饼、酱肉偷吃光了，于是又把他关在小黑屋子禁闭。禁闭室有一个犯人姓王。姓王的有东西给他吃，就把他 奸了。这才把他调来。他每天报告班长，问那个姓王的能不能来这里，班长批评他无耻，他笑一笑。”
盗窃犯、破鞋、女人贩卖毒品……许多想不到的犯罪事实。听他们一说，我知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都汇集在这里。真想不到，我与这些人在一个监狱改造。
11月17日下午，刘科长与万科长把我提到监房办公室，对我开导一番，叫我把自己的错误再好好想一想，写出来。不要有悲观失望的想法，对于外来的材料，还要好好地写。没有再追问什么。同日下午，张管教员也把我叫到监房办公室，样子似乎很关心似的，叫我好好想一想。
我说：“我的精神已心劳日拙，脑筋这几天受刺激太大，等几天我精神好一些，我一定能想出来。我有什么反动计划，什么反动组织，我一定全部交待。这方面我不会装孬，我相信政府能掌握一切。”
给了我几张纸，叫我写。回来后，我根本没有写。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监房的班长对我都很关心，使我感到有些人还能对犯人循循善诱，不是非镣即铐。戴这副镣对我起什么作用？只能引起我的抵触。如果依靠这副镣叫我低头，那只是表面的。这副镣可以把我脚脖子磨破，但不能叫我内心敬服。不知道将来在长春监狱的管教工作总结里会怎样把我写进去？
六监的那几个号，仍然在就寝后过堂，脚镣子直响。我想他们这个案子很危险。这五个人如果走陈兴芝的路，后果不堪设想。
11月21日晚饭后，万科长把我找到监房办公室，匆忙地对我说：“今天晚上开大会，叫你在大会上坦白一下，坦白之后政府处理你的问题，你先写个提纲，不要有顾虑。”
给了我几张纸，我只写了一张纸的提纲，还未写完，又提我到办公室，万科长说：“写提纲来不及了，你上去斟酌情形说吧。”
一个班长把我领到橡胶厂，进入管教员室。我一看干部都在这儿呢。大家都很严肃地看着我，一声不吱。万科长又对我说：“你怎样说，看你改造的程度了。”
我心想，在这种场面我会自己找倒霉？乱说那就不应该了。我被领入会场，橡胶厂犯人全在。车间门口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广播器，我一看便明白了，这是全监大会，中心会场设在这里，别的厂子也要收听。这个规模不小，所有的犯人都望着我，特别注意我戴的镣子。
叫什么会我忘记了，大会开始后宣布：“由罪犯关梦龄坦白！”
我走到播音器前面，开始讲话：“我叫关梦龄，反革_命罪犯。长春解放前曾充军统特务，长春督察处督察长。为非作歹，万恶多端，长期效忠蒋帮，反对人民革_命。在长春曾由我率领特务杀害人民政府地工人员四十多人，收集解放区情报数百件，血债累累，死有余辜。长春解放后，迫于形势，向人民政府自首。经过政府再三教育，始坦白罪恶，检举别人，有点滴表现。政府本着改造人类的伟大精神，对我予以宽大，未予处死，送我到长春监狱改造。本应戴罪立功，积极争取，奈因过去反动成性积习太深，在监中进行现行活动，阻扰同犯，破坏生产，不满政府，抗拒改造。初步检讨严重缺点三十五项，这些缺点，多数是现行犯罪。自己认为，在监中不能立功赎罪，反而进行现行犯罪，理应受到严厉惩处，我本着不论有多大罪恶一定老老实实向政府坦白，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今后，我一定认罪服法，接受政府教育，安心劳动，彻底改造自己。”
我说完了，袁副科长讲话：“方才关梦龄的坦白，你们都听到了，他有三十五项现行活动，他自己大胆地坦白了。政府宣布：对关梦龄这样大胆交待现行活动的罪犯，不予处分，现在给他下镣！”
班长早已预备好了锤子，给我下镣。脚镣子下了之后，袁副科长又说：“与关梦龄相反，不交待自己的现行活动的罪犯钱文华予以镣押。给钱文华戴脚镣子！”
马上把我那副脚镣给钱文华砸上了。袁副科长接着讲：“钱文华把秤砣放在机器里，破坏生产。这种现行活动有人证物证，但他拒不承认。所以予以惩办！由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大胆交待问题的关梦龄可以得到宽大；钱文华拒不交待问题，必然要受到人民的处罚。你们都要好好考虑一下，有问题的要向关梦龄学习。由明天起全监各车间漫谈今天大会的收获，漫谈关梦龄与钱文华这两个罪犯的改造态度。”
把钱文华押起来，把我放回车间。许多犯人围拢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犯了错误，受到了政府的宽大。”
我回去拿行李，班长叫我在六监外面等着，他把行李给我拿了出来。我明白了，钱文华就住在我那屋子，不然一定叫我自己去拿。
搬到八监，这是橡胶厂犯人住的大宿舍。我心中倒也高兴，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我仔细一想，在肃反中拿我作典型这样办一下，对全体罪犯也可能发生一些作用。我已经过来了，就什么也不说了。张管教员有关系，他的关系还不大，决定我这个问题的是长春监狱典狱长，以及比他大的负责干部。张管教员可能在提供材料时从旁加盐加醋，把我说成十分危险的罪犯，但是上级不同意。吉林公安厅来了几个科长，监狱的正副典狱长和各科长都参加了对我的审讯。开始相当紧张，过了两堂便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
在橡胶厂我原来有定额，因为白天我经常被提审，不能劳动，完成不了定额，影响下道工序生产。工厂负责人取消了我的定额，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每天照例提审，从中我也受到一些教育。有这么一件事：1948年，督察处秘密处死了一个叫钱志球的，说他是地工人员。1947年冬，长春市海上大楼起火案，说他是纵火者，把他从三十八师政工室逮捕归案。逮捕时，经过该政工室主任许萤协助。现在从北京来了一个干部问：“许萤协助你们逮捕钱志球，是怎样协助的？说了什么话？他自己说，‘叫人把钱志球绑起来’他说了这句话没有？”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派人到三十八师师部把钱志球接来，我们的人没到该师政工室，因此没有听到许萤说了什么话。他协助逮捕是肯定的，不协助抓不来。”
“许萤在北京已交待了这件血债，现在到长春对证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逮捕地工人员的罪已构成，钱志球已经被杀害。现在看，许萤负责逮捕之责，杀害的罪责由督察处负。”
我对这个从北京来的干部说：“只这两句话，你走了三千里地，真是实事求是。”
我感到有这种负责精神，是不能判错案子的，与督察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使多少冤枉者被陷害，惨死狱中。
一天上午，提我到办公室，把我交给两个干部。这两个干部交给管教科一张解票：“我们是市局的，找你去问话，上车吧。”
门口停了一辆灰色的小吉普。我说：“不戴点东西（指手铐）？”“戴什么，上车吧，我们都知道你。”
我穿了一件小黑棉袄，背后写了两个大字──犯人，在市局办公楼上走，许多人都多看一眼。一个女干部叫我跟她走，进了局长室，出来一个高个干部，他是任青远局长。一张会议桌，他坐在里边，叫我坐在外边。与他对面坐着一个干部，担任记录的样子。桌上放着香烟、火柴，任局长递过来叫我吸，我没吸，他说：“会吸就吸嘛。”那个干部给我拿出来一支纸烟，我自己把烟点燃。
任局长说话很慢：“听说你改造得不错，很争取，今天把你找来谈几个问题。”
“我知道的一定好好说。”
“这个问题，我派人到监狱找你谈过几次，都没有谈清楚，今天当面谈谈。有个唐文治，在吉林盘石于1947年成立了一个军统局通讯站，站长唐文治少将。下边还有许多人员，这个组织你知道不知道？唐文治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这个组织我不知道，唐文治其人我也不认识。”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他怎么能报军统局呢？”
“军统局这个名词在1946年9月取消了，一般人口头有时还用‘军统’二字，可是在公文上完全不用了。因为改为了‘国防部保密局’。如果1947年还用军统局的番号，那他就不是军统的人，一定是外行人利用这个过了时的番号来招摇。一个少将站长，在军统局是高级干部，到了东北，我不会不知道，多数我认识。唐文治这个名字我陌生得很。”
“他的组织很完全，下边还有组，并且有行动，收集我方情报。”
“那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地招摇撞骗，他搞到的情报给谁呢？”
“供称是给沈阳。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从南京直接派一个站到吉林？”
“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如果真正派来一个站，我们一定会知道的，不论怎么秘密，也会知道。”
“他们这些人在东北还有许多社会关系，你把军统在东北的站以上的名单写给我。”
这时进来一个30岁左右的干部，他站在任局长身旁小声说了一些话，只听任局长说：“好，晚上把他找来。”
我心想这是抓人。在局长室门外有一个干部等我，我说到执行科看一看肖科长，他领我到了执行科。从前是审讯员，现在升了科长，见面之后，肖科长问我在监狱改造的情形，我说：“他们对我不了解，认为我不好改造。”
“他们不会那样看问题，那样看问题会犯错误的。”
“我在那不怎么好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长春监狱的危险人物。我在那儿很苦恼。”
“都是一个政府，他们办事也要按政策办，谁也不能违背。”
“话虽然这么说，执行政策的人不一定都是一样的水平，有的高，有的低。”
“当然，不过不管高与低都要有原则的。”
最后，他问刘荣第，我说：“他不错，减了二年刑。”
“我听说了。”
“不是市局给减的吗？”
“监察署吧？听说他检举了许多反革_命分子。”
“刘荣第都减了刑，我……”
“你没有减刑是不是？你不能与刘荣第比，他是长春参议员，没有血债。你呢？判15年，人民有意见，政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呀，这一点你还不清楚？体会的还不够哇！”
肖科长的话我再三回味，我体会的不够，是不够。
市局有位第一处的干部，不是副处长就是科长，下午来到监狱提我审讯。他说：“你在1949年会同一些犯人共同写了军统特务材料，内中有训练班一部分，现在我把这份材料带来了。这种训练班共有百八十个，你们写了这么多，现在叫你把这份材料，缩减成十六开纸五页，要包括这个训练班的主要内容。这个工作有困难没有？”
“有困难也要克服。”
“越快越好，明天晚上写好，后天上午10时派人来取。时间方面，回头我告诉这里的领导，给你安排一下。怎么写呢？你先说一说。”
我想了想说：“把这些特务训练班分成三大类，第一类、训练特务干部，第二类、训练政治警察，第三类、训练特务机关的事务人员，如会计、经理、管理等。再把训练宗旨说一下，找几个典型训练班举例说明；关于训练班的人事与课程作扼要说明；戴笠对各训练班的重视，对毕业学生的任用，也是一个内容。最后总结一下，军统特务训练班共有多少，毕业学生共有多少，在反人民当中都起了一些什么作用，这样也就够五页了。”
“可以，这样精简可以。”
接着谈起别的话题，我说：“在这劳动改造，劳动少，写材料时间多，心不安。我希望回市局去，免得市局的人都来这找我。”
“回市局也可以。”
“我希望有一个小房子，屋内有桌椅，可以写材料，看看书报；我还希望吃一点小米粥，因为我牙不好，吃高粱米不消化，还没有营养。”
“还希望什么？”
“每礼拜改善一二次生活。”
“你的希望还不高，可以办到。”
“最近我可以回市局么？”
“你先准备吧，也许快。”
我回来心里真痛快，这回见了天日了！回到车间，偷偷地收拾东西，这回可要离开长春监狱了。
过了两天，提我到典狱长办公室，是审过我的那位女干部审我，范典狱长陪着她。
她要了解一个姓丁的材料，并拿出一些相片叫我认。第二天又来提审，还是在典狱长办公室。我估计这位女干部是处级以上的，因为很少有在典狱长办公室审讯的，并且吉林公安厅刘科长对她也很客气，比科长都大，还不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她问我：“你研究研究，长春解放前学校里的特务，可不可能有潜伏下来的？有没有布置潜伏的？”
“我知道没有，因为当时只有长大。而长春大学大部分也迁到了北京，长春校本部又没有多少人。别的学校根本没有人了。”
“中统方面的情况你知道吗？”
“中统的情况虽然不知道，但也从没听说有去学校潜伏的，如果有潜伏的人，可能是自发的。”
“你说这个姓丁的，他可能不可能有潜伏任务？”
“我看不会有。”
“怎么不会有？”她接着又问。
“这个姓丁的虽然是国民党员，但不是中统，他与特秘处主任秘书王中兴认识，王中兴在长春没有潜伏任务。王中兴与我一块在长春解放之夜突围，没突出去，他便逃跑了。他的事我很清楚，王中兴没有布置潜伏，姓丁的要潜伏，也是自发的。”
她叫我把这些判断写一下，我又写了一个小时才回来。
我就凭写材料争取，如果不靠这些材料，长春监狱对我的事，不能解决得这样快。
我等着回市局呢，眼前的事都是敷衍。不说长不道短，千言万语我都忍在肚子里不说了。回忆一下，那晚上把我找到监房办公室，一进门，把我冷不防按倒在地，砸脚镣戴手铐，张管教员坐在椅子上拿着纸烟，歪着脑瓜，那个得意的样子，我真不敢想，气死人了。张管教员胜利了吗？不见得。
12月24日，早晨起床，按惯例要出号到工厂去，但这天班长把我留下来了，我心中明白这是叫我回市局。有的犯人一看把我留下，又以为出了什么事呢。下午，把我调到二监九号。一会儿来了一些反革_命犯，内中有刘荣第。
第一劳改大队也来了几十个反革_命犯，有不少人认识我，国民党长春警察局的多。每天不劳动，吉林公安厅有一个解管教员负责。没几天又把李树桂、黄炳寰提到这儿。各车间比较高一点的反革_命犯都集中到这儿了，共有70人左右。吃的是劳动的饭，干饭，不是稀粥。班长对这些人还很照顾，这是准备集训？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12月28日，刘科长与万科长把我们这70多人集合到第八监，对我们讲话。大意是：“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人说把你们集合到长春监狱要处理你们，这都是胡说。你们看看，关梦龄的罪不比你们大？关梦龄的特务职务不比你们高？对他都没有怎么样。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是不变的，你们要安心，这回是集训。第一，通过这次集训，要叫你们同反动组织划清界限，彻底肃清反动思想；第二，反革_命犯将来另行编队，不再回原车间，到新的劳动岗位；第三，现在编成四个组，关梦龄是第一组组长，刘荣第第二组组长……；第四，过新年后，正式开始学习。包括阅读文件，户外运动，漫谈等；第五，将来上课地点就在八监。
讲完话每人发给一本《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发给钢笔、墨水、学习本，这次学习看起来很重要。叫我当第一组组长，我就明白了，是要这些反革_命犯继续检举交待问题。我们这组有21个人，大多数认识，少数虽未见过面，但听说过我的名字，可见我的名声大，罪恶多。我心想，在这学习不能回市局了。
第二天，把我、刘荣第、黄炳寰、李树桂四人提到七监一个监号，屋内摆有桌子。解管教员说：“你们的历史、社会关系，全部写下来，罪恶也要写。”
说写就写，可是黄炳寰看到我有点害怕的样子，他也许想：怎么与关梦龄弄到一块了？可能把我当成特务了？我当过吉林省警务处长，认为我是军统吧？他不住地看我，什么也写不出来。
元旦过后，照样到七监去写材料。其他反革_命罪犯，在各组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对当前的学习没有兴趣，想想犯人是强制改造，谈何兴趣？如果有兴趣那就不叫监狱了。想来想去自己也笑了，幼稚。
如果在这个学习运动中，我好好发挥组长的作用，倒能够交出一些东西。我初步了解一下，这些人交待罪恶很仓促，没交待社会关系，他们还有东西可交。展开学习，我们第一组不会落后。我认为可以做一个“第一组”。
一天，刘科长对大家说：“原来你们和一些文盲刑事犯在一起，学习水平提不高，这次集中在一起，水平都差不多，便于学习。”
我心想，“便于学习”下边还有一句话：便于管理。这些都是从劳改队和监狱调来的反革_命犯，这些人集中在一起，事就多了，一旦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怕人哪！我是惊弓之鸟，有了经验。
注：
① 班长：在这里并非是授有班长职务的军警，它是犯人（含战犯）中通常使用的，并非明令规定的对看守人员、看押战士的一种谦卑的称谓。
②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梦龄于1948年10月26日自首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处。当时省政府设吉林市，后迁至长春市。
③ 小戏：即东北地方戏。东北地方戏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歌舞演唱，俗称“二人转”。演员二人，一饰女，即花旦，一饰男，为小丑，二人时而对唱，时而齐唱，且歌且舞。歌唱内容大多采自民间故事或历史传说；另一种是拉场戏，一种以东北民歌为主的小型歌剧。
第五章 目的不明
洗掉背上的大字(1)
1月6日，段克文也调来了。9日，让我、黄炳寰、李树桂、刘荣第、段克文五个人把东西准备好。别的人在屋看文件。我们把东西包好，行李打好，在楼下坐着。解管教员来了，我说到厕所大便去，他准许我去了。段克文也报告上厕所跟我来了。
在厕所里，段克文问我：“咱们这是到哪去呀？我直嘀咕。”
“跟我在一块，没有坏地方，第一是北京，第二是市局，放心吧，擎好吧！”
这些话被站在厕所门口的解管教员听到了，我们出了厕所，解管教员问我说了什么？我如实说了。解管教员笑了。
9点钟，把我们提出去。门口停着一辆装货的大卡车，上车后，两个人一副铐。出了监狱大门，汽车向西驶去。住了将近三年的监狱，这回告别了。我没有一点留恋，没有一点不高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得到的教育没有受的痛苦多，这就是长春监狱给我的印象。我清楚这些问题不属于政策方面，而是属于执行政策的人。这一点，我没有把它们混淆起来，我有最起码的判断是非的水平。
汽车不是开往市局，也不是开往车站，我心中随着汽车轮子的转动猜疑不定。汽车开到一座建筑物的后面。我们把东西搬进这个建筑物，又搬上楼。我的东西多，浑身没有气力。我们背后都写着“犯人”两个白字，在楼上一站，许多人像看新奇动物那样，注视着我们。解管教员进了一个屋子，不一会儿，刘科长出来，站在楼梯口上，简单地对我们说：“现在把你们集中到这儿，进行加速改造。这儿的各方面都要比过去好，饮食上还可以吃到比较有营养的东西。”
说完又领我们穿过马路，到另一个地方。这儿没有牌子，不知是什么地方，由于刘科长在这儿，估计这是公安厅的所在。我的东西由刘科长帮助拿，走了半里地，进了一座新的小房子——呵，看守所！门前有战士站岗。我们都走了进去，刘科长对我说：“段克文还嘀咕不嘀咕了？你们不要有顾虑，这里还有两个人。”回头他告诉这里的干部找来那两个人，不一会李寓春、尚传道来了，这回我们七个人了。
我们被领到了监号，共住两间屋子。尚传道、段克文、李树桂和我在一间；另一间是李寓春、黄炳寰和刘荣第。政府发给我们许多新东西，洗脸盆、毛巾、肥皂、茶杯等。新房子有木床、有桌椅、暖水瓶。骤然到了这么一个窗明几净的屋子，真是心旷神怡，精神痛快。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当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心情还不能冷静下来。尚传道对我说：“我以为把你释放了，不成想在这又见面了，想不到。”这些人在长春差不多都认识，见面以后，都要谈一些自己的经历。总的两句话，解放后都在反省，在政府的宽大之下没有被处死。
中饭，每人一大碗大米饭，一小碗炒菜，内中还有肉，吃起来香甜可口。心想，吃这么好的东西，住这么好的屋子，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五个人相互谈论这个问题，正面的看法是重复刘科长的话“加速改造，也要有生活照顾”。但究竟为什么要加速改造？不明白。
段克文说：“可能过去判偏差了，这回对咱们纠偏。”
我首先反对：“你判了，我判了，尚传道和李寓春还没有判呢，纠什么偏？又有什么偏？对我判的不偏！”我一反驳他，别人也不吱声了。
到了这个环境，比在长春监狱好得不能相比，首先是精神没有压力，不要顾虑一找谈话就出是非，或是戴脚镣；在物质上更不用说，吃得饱、睡得好，夜里来三次暖气，一点也不冷。
市局叫我写特务训练班情况的那个科长，又来找我谈话，还是写材料的事。他一见面就说：“这个环境比你所希望的怎么样？”
“好得多了，这不是‘小米’了，是‘大米’！比我希望的超过了许多。”
在长春监狱典狱长办公室审讯我的那个女干部，也来到这儿提我了解材料。陪同她的那个男干部问：“关梦龄，你多大岁数了？”
“今年41岁了。”
“不像41岁的人，很年轻嘛！”他说完看看那位女干部。
“好好改造，还可以给人民做不少的事情。”女干部鼓励我。
又问我们学习什么呢？我说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
那位男干部说：“都要学习，连溥仪还要学习呢，都要改造，不学习就落后了。”
材料了解完，他们走了。我问李所长，这个女干部是不是公安厅的处长？李所长说：“是市局的处长。”
一提市局的干部就有好的印象。我从个别人的印象出发看事物当然是不全面的。
一些公安机关及各单位保卫干部，都到这里来提审我，了解材料。一见面，从服装、言谈、作风，我就能估计这个干部是什么职务。比如有一天来了一个大连公安局的股长，找我了解国民党吉林省会计长侯景文的材料。这个股长穿着一套蓝呢子制服，白衬衣已经有点脏了，穿着夹皮鞋。看来他不是长春的干部，这么冷的天，穿夹皮鞋，少见；这么新的呢子制服，内中白衬衣却有灰了，一定是走了远路，没来得及更换，不然，这个呢制服与这个脏了的衬衣不相配呀，从哪来的呢？他坐下先问我：“听说你改造得不错。”
听这话他不是市局的人。
他说；“了解侯景文的一些问题。”上次，有一个审讯员问我侯景文在大连的关系，这个干部很可能是从大连来的。我看这个人很开朗，很随便，我就问了：“您是从外地到这来的吧？”
“我从大连来的。”
“你穿这样的皮鞋，不冻脚吗？”
“我以为长春不能这么冷，来的时候太仓促。”
我心想，好像跳完舞就上了火车似的，也是个好玩的人。我说上次有一个干部来了解了一次侯景文的材料。他说：“对，来过一次，有些问题，还没搞清楚，这回我自己来了解一下。”
可能是个科长或股长——“我自己”，表示下级不能办事，要亲自出马。我这样判断，大致是不会错的。最后，他说自己负责审讯股工作。这是喜欢说话的人。还有不说话的人，只凭眼睛我也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从北京来了一个干部，一进屋穿的皮棉鞋，戴着皮手套、围巾、口罩和皮大衣，崭新的小棉袄套着单制服，可见这是临时做的。没有到过长春的人，以为长春能冻死人。穿戴这么多，仿佛一个空军驾驶员。他的手提帆布包印有“北京×工厂”，我初步认定他是北京来的干部。果然一谈话，他是了解北京外围特务的情况。
有一些二十三四岁的干部，在审讯中板着面孔，他的心理是：关梦龄是个狡猾的特务，不能叫他钻了空子，所以对他要严肃。问一句，答一句，他掌握的材料也不多。他的上级临来的时候，只叫他了解一件事，别的事他不问，你说多了，他也不爱听，听也听不懂。这样工作效率就很低，同时，这些年轻干部有一个戒心，与这些特务说一些用不着的话不应该。
有一次，那是1955年10月28日，长春下大雨的一天。四个干部到长春监狱，找我了解国民党吉林省财政厅长姜守全的材料。这四个干部有三个穿着夹呢大衣，一个穿着风雨衣，两个挟着黄皮公事包，年龄都在35岁以上。坐下之后，一个问，其他三个人在旁边听。在我答话的时候，那个高个的，有40岁的人，两眼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又看看房顶，他虽然不说话，但这些举动能引起他们三个人的注意。我说了一段话，这三个人都要看看他的表情。我心中明白了，问话的人不是负责的，这个高个是决定问题的。果然，他说话了：“姜守全与军统的关系，是组织关系还是像你方才所说的朋友关系？我们要了解他在吉林的社会关系。他在离开吉林之前，有没有布置潜伏组织？在北京他都有些什么社会关系？”
像这样了解材料，都是全面的掌握了姜守全材料之后，才往外发展——他的亲友，他的部下，他的同事等等，这几个人不是一些下级干部，他们是中央级研究特务组织的干部，并且不单纯限于了解，而是研究特务的一切。因为姜守全已逃到台湾，写这样材料是准备在一定的时候应用。并且肃清他在大陆上的反动的社会关系。这些人一了解材料就是两三个小时，随便不负责任的问答式的谈话，他们不能满意。那个高个，说话费斟酌，问话很稳重，没有想好，没有造好句的话不出口。这样的干部是负责任的老干部。
黄炳寰腿疼，这里的李所长问他治没治？黄说喝虎骨酒有效。李所长便上街买虎骨酒两大瓶。这里要什么有什么，真想不到。这种优厚的待遇，受之不安。
李所长这个人有二十七八岁，说话声音很低，和蔼可亲。他对我们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仿佛像托儿所的阿姨一样。先叫我们把背上“犯人”两个大字洗掉，冼不下去用汽油擦。因为是铅油写的，汽油也擦不掉，便重发棉衣。我的衣服又小又不好看，便发给一套黑斜纹干部服。别人的衣服也都换了，没有帽子的买了新帽子。
晚上，韩科长找我谈话，鼓励我们早日改造好，在改造中给予一些物质上的照顾，是为了帮助改造，并且说：“将来还有可能到社会上看一看建设的情形。”
我们认为把北满的少将以上的反动派，都集合到这儿，这是中央统一的命令，对我们要很快处理。我个人的想法也不外乎是集中优待，快速处理。
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1)
真的要我们到社会上去看看！快八年了，我不知道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也不知道社会都有什么样的变化？这回可以一饱眼福了。
参观新建的长春汽车制造厂。
旧历腊月二十八了，工人宿舍的主妇都在准备过春节的食品。我们参观了几栋工人住宅，楼上楼下没有煤灰，一律用煤气。每套房间有淋浴室、住室、小客厅、小厨房。井井有条，清洁非常。回想一下，过去东北的一般大地主也没住过这样好的房子。住这么好的屋子哪能不好好劳动？哪能不想办法发明创造？哪能不感激共产党、毛主席呢？解说员说：“这是比较好的住宅，并不是其他工厂都这样，我们有的同志还没有搬进这样的住宅，仍住旧房子，离这儿也很远。”
到了装配车间，这是制造汽车的最后一道工序，将来正式生产，9分钟一辆汽车！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制造过汽车，中国过去所用的汽车是“万国”牌，就是哪个国家的都有，就是没有中国自己出产的。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有了第一个汽车厂，这是新鲜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国民党贪污腐化，什么建设也不能搞，就能搜刮人民，压榨人民。
在底盘车间，解说员说：“这个车间的地板是最好的松木块，经过消毒、上漆，七道工序制成。一块一块的立着放，能隔湿、隔凉、震动小，可以使工人不患关节风湿病。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多数是水泥地，工人常年站在石灰地上干活，到晚年两腿不能动，半残废。”这么一听，在我们国家劳动的工人真是幸福。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春节吃得很好，在监狱是想象不到的。这位炊事员手艺好，人规矩利爽，一看就知道他过去在大饭馆干过或住过大公馆。就是中午炒一小碟咸菜，也好看好吃，达到了做菜的“色味香”要求。过春节，饺子、花卷、鱼、过油肉、葱爆羊肉，做得都很好，这样的炊事员怎么能到看守所给犯人做饭？一定是从哪个单位临时调来的。
崔所长怕我们过春节寂寞，给我们预备了象棋、军棋、扑克，他进来和我们一起玩。如此怕我们想家、闹情绪，真是关心备至。因此不仅在饮食上，且在精神上，这个春节过得也最愉快。
崔所长是吉林公安厅的老干部，1948年10月我在吉林自首，他知道。他说：“那时你若不努力争取，是很危险的。”
过了春节，我对尚传道说：“我们干件什么事来报答政府这样的宽大照顾呢？”
他说：“写一些关于台湾当局的材料。”我说可以，我建议：“给台湾的熟人写信，叫他们起义，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写给项迺光一封，岳梓宇一封，都是大特务，与我私人关系比较好。这样的信可以广播喊话，或电台播送。
2月18日，坐上租来的公共汽车去市里参观。先到吉林食品厂，后到公私合营的益发合，最后到长春百货公司第二商店，整整一天。到长百第二商店参观，使我想起解放前，在这个楼下逮捕过地工人员，查封过一个青年药房。那时这个地方住着士兵，糟蹋得残破不堪。现在旧地重游，不能不想起过去的罪恶。这不是参观，是检讨自己的罪恶。
长百第二商店，有八千多种货物，令人自豪的不是货物品种的繁多，而是货物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生产的或制造的。不像解放前的百货商店，化妆品是法国的，毛织品是英国的，丝织品是日本的，到了解放前夕，一些百货商店都成了美国商店了。现在，到长百第二商店一看，有许多货物，比美国的还好，一些绣花缎子是出口的作品，自行车样子美观坚固耐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民翻身当家，发挥出无限的智慧才能，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
2月20日，起床很早，告诉我们到市外去参观。韩科长和五六个外勤人员与我们坐一辆汽车。过完春节，还有寒意，走了一半路，韩科长叫汽车停下，下车活动一下，又继续行驶。汽车开得很快，150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们参观的是长岭机械化农场。农场主任介绍说：“这里从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人烟。现在有了五百多亩大田，国家发给了大型拖拉机，建造了厂房，增加了一些技术人员，成立了三个生产队，成为吉林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去年收成很好，给国家收了30多万斤粮食。今后还要扩大，一切劳动全部实行机械化。”
接着参观拖拉机，苏联的履带拖拉机“热特”、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在院子里驾驶“斯大林80号”拖拉机。“热特”机正在切豆饼。天很冷，冻得人手不敢碰钢铁，有许多机器没有开动。
下午又坐车走了十里地，到这个农场的第二大队参观。这里一片平原看不到头，主任在汽车上说：“这个地方的土质很肥沃，方圆百里，都要开垦成良田。我们这个农场还需要大批的人力，将来你们再来的时候，就不认识这个地方了。”
农场主任高大身材，黑红的脸，有30几岁，学机械的。人很稳重，说话言谈显示出一种果断的劲头，充满着乐观精神。在这么一块荒地建成一个这样大的农场，不是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有能吃苦耐劳的共产党员带头苦干，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我想将来中国的土地都能用上农业机械，那就好了。
路上，有许多野鸭在开阔地上站着，非常好看。外勤人员开了一枪，没击中，全都飞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到长春市郊的“红星蔬菜合作社”参观。汽车先开到市委会，找来一个女干部带队。这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穿一件新蓝细布棉大衣，像个胖娃娃，挺惹人喜欢。她上车指着方向，引导汽车前进。
这个社的男女社员穿得整整齐齐，每个人的脸都胖胖的，说说笑笑，显出来生活的富裕和愉快。这个社的负责人是个老头，有50岁的样子。他见到给我们带队的女干部，小声问了一些情况。这个小女孩胸有成竹地告诉了这个老头许多话，她一边说，这个老头一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她对韩科长说：“叫社主任报告一下这个社的情况吧。”
于是就由方才那个老头，向我们报告了该社成立前后的情况。解放以前，这个庄子只有一家地主，几十户贫农。贫农吃不上饭，家中没有被子。解放后，贫农分了土地，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生产多了，生活富裕了。现在家家都有新衣服，都有余粮。蔬菜供应市内，冬天有暖室，照样生产新鲜蔬菜。
社主任带我们参观暖室，参观养鱼池。许多男女正在挖很深一个大坑，这里预备养10万尾鱼苗。在养鱼池边，站着一个女的，有20岁，手提黄帆布包，与我们一块来的女干部说起话来。看来她们都是干部。解放前这些小丫头，在有钱的家庭是小姐，娇生惯养，什么也不懂；在穷人家便要拣煤核，吃不上饭。可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这些小丫头都能办事了，这也是了不起的变化。社主任不是服从小丫头，是听党的话。
参观中，我看到一张长春人民法院的布告，上面枪毙了两个土匪。看来土匪和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
参观回来，车过大经路，看到一家门口挂着大红横标语“长春市公安展览会”。我一想，公安展览会开过多次了，现在还展览什么？一九四九年的公安展览会，把督察处杀人的佐证都展览出来了。有被杀人的相片，有我坦白的材料，我的军服，便服，以及其他有关的照片，甚至我小老婆从北京来的信也展览出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以后被捕的人，到了看守所对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再抓到正式军统特务是很少的了。
参观告一段落，写参观感想，我写了七页。第一，感激共产党对我们的关怀，用参观的方式，帮助我们改造；第二，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现在又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相信一定能建设好；第三，感到自己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还给人民增加许多负担，于心不安……
过了两天，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漫谈参观感想。我在发言中说：“国民党时期，为什么不能建设汽车制造厂？共产党找苏联帮助，国民党找美国帮助行不行呢？我考虑了几天，办不到。有许多理由，第一，国民党贪污之风不能肃清；第二，不用人才，只用奴才，用的三亲六故，不是小舅子，就是大妹夫，再不就是‘五同’，即同乡、同学、同事、同志、同参（在青帮家礼，同一辈就是同参）；第三，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成立，要随之成立许多工厂，比如长春小五金厂、电木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哈尔滨轴承厂、玻璃厂等，都是围绕汽车生产部件。不是单一汽车厂的问题，是整个工业化的问题。这是国民党没有法子建设起来的；第四，国民党办的兵工厂，设立军统局的‘警卫稽查组’，专门监视工人的言行，工人在那种情况下，能好好干活吗？更谈不到发明创造了；第五，如果国民党办的汽车厂，建那么些住宅，是不会给工人住的，要科长、处长去住，工人住草棚子；第六，最基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私有制度，不能为工人着想，不能为国家着想，只能为自己着想，只要自己发了财，有钱可以到外国买汽车。私有制度办的工厂，别的工厂不是援助而是拆台，或拿把，是没有计划的生产，不是全国一盘棋；第七，别的什么也不建设，单单建设起一个汽车厂，什么用也没有。国外不要，出不了口，国内不要，老百姓买不起。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工农业同时建设，齐头并进才需要汽车。这是全面的问题。”
每天上午学习，下午轮流做读书报告，把自己读书读报的心得，挑出一段讲给大家听。晚上文娱活动，打扑克，下棋，这里的生活倒很有规律。
想入非非(1)
忽然，我发现菜做的不对味了，我想可能炊事员换人了？张大光也这么说。呆了两天，我一问帮厨的，果然原来的炊事员走了。换来的这个人手艺不好，做的菜不好吃，不是淡，就是咸。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吃惯了，什么东西一到嘴，就能知道味道如何，是怎么做的。在北京时，到一个没有吃过饭的饭馆，一进屋，叫茶房先舀一碗高汤，把高汤一喝，就知道这个饭馆子的好坏。如果是炖鸡的高汤，这个饭馆每天至少要卖30只鸡；如果是猪肉汤，这个饭馆就不值钱了。鸡汤越好，鸡卖得越多，饭馆的生意也就越好。这都是正比例。想一想这都是无聊的事儿。
一天，李所长找我到他那屋，他拿出一幅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交给我看，我一惊。他说：“你把这些人的名字注出来。”
这是1948年3月17日，在长春督察处后院柳树下面照的相片。那一天是长春特务追悼戴笠死去二周年。长春的军统特务齐集到督察处开会，当地的军政高级人员也来追悼。会后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共同照了一张大相片，照完相解散了。督察处的科长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尚在院中，我见照相的还没走，就说：“叫那个照相的给我们照一张合影吧。”于是，安震东、张国卿，印匡时、陈牧、陈哲、陈寿岚、杨绍林和我，便站在柳树下面，照了这张相。现在不知怎么到了政府手里？我那时穿着反动派的军装，佩戴着肩章，还很英俊，现在一看真难看。我认为这就是我的进步，这就是在共产党改造下，我认识了过去的丑恶面目。
张国卿跑到台湾了，陈哲被宽大释放，其他的人，如印匡时、陈牧、陈寿岚、杨绍林、安震东均已被枪毙。只有我还活着，还能在这张相片上注名，真想不到哇！
解放前我在长春照相馆照相，每次都把底版买回来，有时也忘了。有一张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较好，我的喽啰每人到照相馆洗了一张，叫我写上上下款，还在下款写上“关梦龄赠”。有一次在一个督察人员家中看到了我的这张照片。这样做在特务机关是不许可的。戴笠活着的时候，一向是不照相的，无论哪个训练班毕业，没有同学录，没有合影留念。戴笠从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人，我也从没有见过他的相片。有一次他与蒋介石在一起，中央社的记者把他照上了。事后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不准洗出来，这是他的习惯。可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他穿上中将服，便照起相来。1945年12月16日，在北京和蒋介石于泰和殿前照了一张相片。出乎意外，照完相不久，1946年3月17日，他就坐飞机摔死了。死后，就用这张中将制服的相片开了追悼会。否则，追悼会便不能摆照片，只能写灵牌了。1940年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和各伪满警察机关，出了一张布告，缉获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如能缉获悬赏20万元，送信因而缉获5万元。可是没有相片，因此也说不出戴笠有什么特征。戴笠防范暗杀或发生意外，他自己杀人多了，也怕别人暗算他。
我在长春照相也是不合规定的。突围前我虽然把家中的许多相片都焚毁了，但是在各处的相片，各照相馆的底版都不能不到政府的手里。这张合影是从照相馆里找来的，我这样判断不会错。
4月，周总理在政协做报告，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回到大陆。我们几个人看到号召台湾军政人员起义的报道，心中十分愉快，认为台湾解放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我想台湾解放之后，军统局那些大小特务都要回到大陆，我见着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个带路人。当然也有一些顽固的，比如那些叛徒，张国焘、谢利功、廖化平，他们怎么办呢？是流落国外？是回到大陆？还是投海自杀？我想这回解放台湾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台湾方面没有派人与人民政府接头，不会骤然发出这么一个号召，共产党不打无把握之仗。我想这回我不是15年的问题了，是出去干什么的问题了。想着想着，想入非非。如果不是叫我开饭，我都忘了身在看守所。
没有事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谈解放台湾的问题，都做了一些错误的估计。比如说台湾解放后，我们可以自由回家或政府给我们安排工作，甚至工作地位还不会低。明知这样估计不实际，但也没人反驳，何必叫大家扫兴呢。
每天我看不少书，写不少笔记，不间断写日记，认为马上就要出去，肚子里没有东西怎么办？毛主席关于农业发展的文件，一读再读，择重要的句子都能背诵下来。
过了“五一”，韩科长叫我们在这个小院种花，美化环境。我对崔所长说：“少种花多种菜，花又不能吃。”
崔所长买了不少菜子，也买了一些花籽。这个小院子有一亩多地。别的犯人都关在号里不能出来，只有我们9个人每天专心在院中活动。我们先翻地，只有李树桂说他在解放团干过，其余的人谁也不会干。我用铁锹还外行。9个人虽然累得腰酸腿疼，地翻得依然很浅。崔所长一看笑了。地翻完种上小白菜、芹菜、黄瓜、辣椒。院子空地种了80%。韩科长一看，责怪起来：“哎呀，你们经济观点太严重了。多种点花院子好看，调节空气。夏天有菜吃。再挑空地方种花吧，别再种菜了。”
5月23日下午，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到大客厅，告诉我们明天要送我们到沈阳。依旧嘱咐我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并特别指出：“在火车上要随便一些，不要拘束，带着扑克，在车上玩一玩。”我理解韩科长的意思，在火车上别叫人看出来是犯人，可以说笑，大大方方。如果在火车上一坐，九个人一动也不动，像木头人似的，别的乘客会以为这些人是聋哑院来的。韩科长想得很周到。
回到屋子，李树桂说：“如果到沈阳，可能每月还给零用钱，在解放团时，每月发五元钱。我看到沈阳如果入解放团，也能发零用钱。”
我说：“每月这样的伙食，有三元钱零用，够买烟就行了。”
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判断，我结论说：“反正越来越好，绝不会越来越坏。”
这个结论，大家都同意。
收拾东西，心里不安静。这儿的环境很好，小白菜已露头了，书报杂志什么都有，这几位干部对我们也好，离开怪舍不得的。还有比这好的地方？我不敢想了。
韩科长叫我们都给家写封信，告诉离开了这里，将来到了沈阳再写信。我犹豫了一下，给我的女儿关棣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明天去沈阳。这样的信，她接到也不会高兴，什么时候出去也不说，写信总是说“我很好”，“政府很宽大”，“不要惦念”，成了例行公事。把我的信拿出来一对照，除了日期不同，大致是一样的。我不愿写这种不能给她带来希望的信。这回写了是应酬政府。不然叫政府看我这样消极，与我所说乐观的改造不是相矛盾吗？
上灯的时候，先把张大光提出去，接着又把李树桂也提出去，我以为又是韩科长作个别谈话。我与尚传道整理书籍、包袱。过了半点多钟，他们回来了。他们说：“政府派汽车把我们的老婆孩子都接来，在办公室接见，随便谈了半点多钟！”
真想不到，张大光的老婆和两个孩子都来了，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大人孩子说说笑笑，李所长给倒茶，叫他们多谈一会儿，像到亲戚家一样。真叫人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虽然我的家不在长春，可我同样感到共产党的温暖。我后悔我的家为什么没有在长春呢。
如果过去我们对人有点好处，一是把自己摆在前面，叫人家领我们的情，张张扬扬，那个样子真讨厌。而韩科长、李所长不多说，做出来的事，叫人一看心服口服。自然这一切是上级党指导他们办的，他们能完成党的指示。这可谓指导的好，办事办的也好。一般情况来说，起解前是不应当泄漏机密的，可是出乎人的意料，明天解往沈阳，今天就把家属接来了。并且畅所欲言，大人孩子都是笑着分手的。
上床之后，我思想很紊乱，想起在长春的一切，又憧憬着到沈阳的情形……
5月24日，吃过早饭，一辆敞篷汽车拉着我们开往火车站。一位警察干部是这次列车的警卫负责人，他与我们一齐上了火车。
别了长春！在这住了八年半，这回分手了。我是1947年11月24日从沈阳乘飞机来的，这次是1956年5月24日乘火车走的。一来一往，个人和国家，甚至于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八年半也不算一个短时间，人生一辈子能有几个8年半呢？这8年半的时间，比我过去33年的生活都重要，这8年半，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最大，受到人民的宽大也较多。一方面痛恨自己，另一方面也感激共产党对我的不杀之恩。
在火车上，我迸除这些想法，与大家说笑打扑克，政府买了不少糖果罐头。我们九个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谈着玩着。韩科长也参加进来，介绍沿途上的一些建筑物。这样随随便便，除了车上那个警察干部知道我们是犯人，别的乘客谁会知道我们是犯人呢？
下午3点，到了沈阳南站，下火车上汽车，辽宁公安厅的干部等候在火车站。行李另有人负责运输，这样轻松的出门，在过去也是很少的。汽车往北行驶，到了北陵附近的一条街道，进了一个院子，有大门，小门──明白了，还是看守所！
沈阳寄押(1)new
我们一一进屋，大高个李寓春、于泽霖、黄炳寰先进屋，我在最后面。我想干什么都要讲运气，按个高矮进屋，运气好进的那个屋子的犯人脾气好，没有个性，生活在一起就无问题；如果都是好吵，好闹的，“我说了算”的那一套，就够伤脑筋的，说不定与他吵起来，犯错误。一切事情都有机会存在，这就是我的唯心想法。
我被叫到第三号监房，没有床都打地摊，小窗户像仓库的窗户。咳，这与吉林公安厅看守所差远了。屋内有四个人，右边第二个铺位没有人住，露出了草垫子，不用说这是给我留的。我把鞋脱了坐在上面，这四个人事后知道是张国泰、姜明文、郑明新和李衍涛。我一坐下，他们都看我。从他们的惊异眼光里，我意识到，怎么来了一个小孩！盗窃犯？不能，这些人都是少将以上的反动派，他的岁数也不对呀？他是干什么的？
我坐了一会儿，他们问我从哪来的？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又问都有谁来？我也告诉了他们。接着他们问我年龄，我说：“41岁。”他们说“没有”，“只不过30左右”，我笑了。
晚饭吃的高粱米，菜里有点肉，倒也挺好吃。饭后，我们又到看守所去登记。在那儿看到了韩科长，我们对韩科长说，这里不如长春。黄炳寰说：“这里邮信，要自己买邮票。”一句话，这里比不上长春。韩科长说：“习惯了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院里运动，看到了陈旭东①。有许多人以为陈旭东与我一定认识，并且还有工作关系。可是我们俩仅见过一面，那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我在北京当“北平肃奸委员会”总务科科长。12月底有一天到机场去送人，遇到了陈旭东和他老婆。他们要飞锦州，有个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打了个招呼就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面，工作上也没来往。到这以后，别人问我，我说见过，问他，他说忘了。今天早上一见，哈哈大笑，不成想在这会合了。我们这9个人与这里的人相识的不少，尤其东北籍的，讲武堂的多，旧同事也不少。
这里是辽宁公安厅看守所，我们这批反动派原来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卢浚泉等，据说到了北京。这里剩下21人，加上我们共30人。这30人都是少将级和相当少将的反动派，走的那些是中将级的。
犯人见面，例行话题：“判没判？”“从哪来的？”“那儿都有谁？”“这里吃得怎样？”“可不可以通信、买东西、接见？”“哪个班长厉害？”没用两天一切都弄明白了。最后一致结论，这次集中是中央统一的命令，都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集中之后一切物质照顾都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些人的反动职务都是少将级，只有我是上校。因为是军统特务，所以上校也按少将对待。
关于处理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很快就会叫我们自由了。因为周总理最近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实现祖国统一。这与我们都有关系。黄炳寰要给家写信，陈旭东说：“写什么信，不等你的信到家，你就到家了。这里的情况我熟悉，我在1953年从南京到这儿，我是这里的老犯人了。”
我一想，集中之前他便在这儿，集中之后他又没走，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他这样说也可能不是单纯的希望，一定有所根据。于是我也高兴起来。与陈旭东谈起来了。我问了一些旧同事的下落。他告诉我：“袁晓轩也在这押过，沈阳站站长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后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从南京跑到台湾去？”
他说：“不想走。”又说，“那一天，李宗仁的飞机在机场。我一寻思，不走不走吧，我没到机场，就留下了。”
问他毛人凤给你任务了么？他说：“没有。”既不走，又无任务，这不单等着送死吗？我也不好意思像审讯案子那样问他。算了，将来就会明白的。
因为都是从一个泥坑里来的人，职位又都差不多，所以提起一些人拐弯抹角的都认识。谈旧人旧事，形成了高潮。过去在长春监狱什么也不敢谈，到这万无禁忌畅所欲言。有一些人，如卢广续在沈阳当了工商联副主任，任逖生在沈阳市当了政协委员，张政枋在沈阳当了省政协委员。人家都走对了路，自己还在这关押，心中颇不是味，自惭形秽。
我想，到这就能释放吗？干什么去呢？想了许多也没个头绪，最后这样结论：不用想，反正共产党给安排好了，到时候一切都有了。现在要办点货，充实一下，不然到社会上连话都不会说，那不是贻笑大方。
隔壁住了一个黄鹤②，年龄不大，说是傅作义那儿的少将。我在傅作义那儿做了几年工作，上校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没听说有个黄鹤。也许一九四八年以后去的？有一个早上我问黄鹤：“老黄！傅作义那儿你呆过？”
“呵，呵……”
“我有几个朋友你认识不？二处处长史弘、三处处长任兆同、副官处长黄记五，他们在北京没有？”
“我在外边，老不在家，不熟悉。”
我心想，在傅作义那儿不认识这三个人，就不能工作。胡说八道，冒充！再说，傅作义那儿的少将没有这样年轻的？解放前我嫌官小，被改造后嫌官大，可是黄鹤竟然在这里充少将，有意思。这内中有文章，有奥妙。
政府拿来登记表，叫我们填。上面有社会关系，分在大陆的和台湾的。我们一看，这是释放前填的一张表，台湾的关系尤其重要。政府人员说，在台湾的关系，要写与你有重要关系的，能够听你的话或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一听，这是说叫他起义他能听，或者最低限度也能考虑一下你的意见。填这样的关系，我们不约而同都联想到台湾解放的问题上。填完了这张表，焦躁出监的思想发展到看不下书报。有一些人，如陈旭东、万厉、黄鹤，见人就说“快了，没有几天了。”这些话我不讨厌，不能实现也没关系，他们的心是好的，属于“吉利话”的范畴之内。
又继续写材料，这里与吉林公安厅不同，了解材料的干部进不来，只能把提纲交一个干部送进来，要我写。每天都有，还不少。
到了7月，有一天事务长来到监房的仓库，叫我们把棉衣抱到院子晒一晒。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探问了一下，我把衣服抱出去，对事务长说：“哎哟，这衣服冬天还能穿吗？”
“怎么不能穿？”
“领子都破了，露了棉花。”
“补一补，可以穿。”
这些棉袄冬天还要穿！这证明走不了了。接着又给我发了一床崭新的红花棉被。照理说，政府发东西我应当高兴，可是这回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征兆说明，我们最近走不了，由此我又有了新的想法：不要妄想了，共产党不会轻易把我们这些人释放出去，安心吧，必须有个两年计划。再不要听陈旭东这些人瞎说了，他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呢。
每天上午学习，看书报，每礼拜三合并讨论，大家发言。这天看到一组新闻图片，中国政府审讯日本战犯及溥仪在审讯时作证的图片，登在《人民画报》上。接着报纸刊载了释放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一千多人的消息。我们一看，议论起来了：“日本战犯杀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现在都成千的往回放，我们还是中国人呢，也该放了。”
我认为说得对，日本战犯是侵略中国的，而我们呢，与共产党并肩作战打过日本人。周总理在政协报告中，谈到台湾解放时，也说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虽然反对共产党，杀了不少革_命人士，可是比起日本战犯终究要好一些，现在他们都释放了，我们不是也应该释放吗？不是最近释放，也不会很久。
报纸上刊载了一些国民党的中、少将在各省政协上的发言。这些中、少将有的是起义将领，有的是进步人士。这些消息与解放台湾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有人认为，我们出去也能当个政协委员。
在这儿仿佛是寄押，从来也没人找我谈话，学习与开会很少来人指导。领导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普通干部，每天他虽然来此，但对具体问题从不作指示。比如我们漫谈埃及问题，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事态可能扩大；另有人认为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英帝不敢动手。类似这样问题都是不了了之。因此学习收获不大。从这些我判断这里不是长久的改造场所。
有一天，我们到院中去拔草，听到事务长打电话，是请求对方给房子。他说：“不行，不能将就呀！人太多住不下，请你们给想一想办法吧，要有学习的地方，只能住人还不行……”
找房子，还要搬家！这可麻烦了，既然要找房子，就不是个短期间的改造。
董必武院长在政协上报告说，对反革_命分子，除了民愤极大的处以死刑，一般不处死刑。我一想，今后枪毙人的事就少了，大概反革_命分子基本上也肃清了，无须再像1951年那样，大规模的成百成百的枪毙。将来废除死刑更有可能了。人民的觉悟高，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坏人藏不住，反革_命分子活动不了，处刑尺度也要宽了。
从台湾到大陆的现行特务张毅，是上校专员，中统的。到了杭州他向人民政府自首了。政府对他无罪开释，并且给他安置在图书馆工作。我想，如果我在1948年10月不在吉林自首，也像张国卿、项迺光那样跑到台湾。到了台湾，受了使命再回到大陆，一自首，不也能像张毅一样？想到这里，认为张毅赶上好机会了。自己又一想，如果1948年逃跑，在途中被捕也就完了，那与陈牧一样，在四平抓着解回长春镇压了。过去的事不能后悔，悔之无益。进一步说，1948年我起义，把督察处的政治犯都放出去，我率领亲信部下投到人民政府，那不比现在的张毅还强？这么想都是吃后悔药。不想想，1948年我能起义吗？有什么思想能支配我起义呢？不可能的事，想它干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比张毅不如，但我比陈牧等人还不是好的天上地下吗？不能比，也不应该比，一比就是不满现状。
8月初，天气热得不得了。白天准许把门打开见见风。这里的规定，每天监房门都要扣上，夜里上锁，白天小便，班长把门打开，回来再扣上。夜里小便也要报告班长，班长把锁头打开。这个屋子门响，那个屋的门也响，都去小便，谁也睡不好。有一次，我对张所长说：“屋里放一个尿桶，比较省事。”他说：“太不卫生，空气也不好。”
天气热了，把门打开了，仍然是满身大汗，在屋光膀子，只穿一条小短裤，好在这没有女干部，我们都很随便。天气一热，心又不定，很焦躁。
9月14日这天，12点已经过了还没有开饭。每天11点50分，厨房就送饭来，今天12点半还没来送饭。我说：“好饭不怕晚，今天要改善，大家不要着急，好好等着吧。”我这是瞎说，但歪打正着，果然改善伙食。到1点钟才开饭，炖小鸡，大米饭，鸡肉多得很。我心想，今天是9月14日，既不是星期日，又不是假日，为什么改善呢？吃完了饭，看守所叫我们到前面大审讯室。这个屋子我还第一次到，屋子摆了30个椅子，前面有一个条桌。这时来了一个高个黑脸的干部，李科长介绍他是张处长。张处长告诉我们，要把我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学习，明天就走。说那个地方比这儿好，到那儿要好好学习。接着叫大家谈谈感想。张禹斌等人发了言，认为把我们这些人送走不管了，希望张处长常到那个地方去对我们教育。这些不是思想话，仿佛旧社会的词令，听着不顺耳。接着又有几个人发言，表示有一些顾虑。
张处长最后讲了一些话，没用发言稿，他说：“改造不在说得好，要看做得如何，要言行一致。共产党不仅听你们说的，还要看你们实践，你们有的人无事找事，给老婆写信要离婚，这是什么意思呢？家人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一听就知道是批评尚传道。尚传道到了辽宁公安厅之后，就认为自己快释放了，老婆在1950年要与他离婚，他没理。可是这次他认为自己出去讨个老婆不成问题，个性一发，给老婆写信离婚。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真是无事生非。
张处长又讲了一些话，犯人接着发言，我都没有仔细听。我想心事，5月24日由长春到这住了不到4个月，又要往别处挪，真麻烦。从北满到南满，从南满又到哪去？估计不到了，到旅大？不能，那是海军基地；到辽阳？那个地方离千山不远了，如果在千山改造，那个地方风景很好，有龙泉寺、五佛顶、青云观……我幼年时去过……想了一会儿，没有理出头绪。
晚上，又改善，吃饺子，这是送行的饭。这时候吃什么也不香，整个思想不在这顿饺子，而是考虑到新地方好不好？到那之后又怎么样？这么一迁移，最近走不了了。我感到失望，内心很惆怅。
郑明新是五十二军副军长兼营口警备司令，住过解放团。他说：“解放团还可以上街吃馆子，极随便，那里不叫犯人。能到解放团，真是解放了。”
我想，凭命由天，到哪也是一个反革_命分子，应该对这些事放达观一些，应该往好的方面想，不应该老往倒霉上想。否则，越想心越窄，越别扭，越发愁，对身体精神都无好处。自己劝自己，不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干特务这行的谁也不相信。
9月15日早饭后，张处长、李科长，还有一些班长都来了，班长们帮我们往汽车上装东西。共两辆汽车，一辆卡车装行李和看押班长，另一辆有篷的汽车坐人。有篷汽车在前，卡车在后，张处长坐卡车。
汽车出东关，往东陵，大家知道了：去抚顺！90里，不远。
抚顺距我原籍新宾二百里，我小的时候从新宾到沈阳，在抚顺要住一夜，那时叫千金寨。现在回忆起来，我仅能想出街上有大车店，几家小饭馆子，别的印象没有了。
汽车到了旧城，转了几条街停下了。这不是解放团，万厉在抚顺住过，他一看大门，说道：“怎么又到了监狱？”
注：
①陈旭东：据第七批特务国民党人员名单记：“陈旭东 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记：“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并交给军统囚禁，戴笠将张的旧部陈旭东、吴骞、王化一等也接收过来，安置在军统工作。”尚传道等人称陈为“张学良的戴笠”。
②黄鹤：据舒靖南《春风化雨沐党恩》记：“到了管理所以后，竟有人以小报大。例如黄鹤，沈阳附近人，曾在伪满军警界混事，填履历伪造国民党军一八一师参谋长，不料该师师长米文和也在所内，所方特让他俩见面，却互不相识。”舒与关梦龄的判断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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