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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的广漠原野，我在寻觅，寻觅那属于我自己的天地。

知识青年运动的初始和大返城运动的前后

公元1968年12月21日，在“文化大革_命”的背景下，历史伟人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向全国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重要指示。紧接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声响彻中华大地。全国二千万正值应该继续读书的适龄青年，带着淳朴的政治理想和激情与希望，豪情满怀地惜别家人、告别城市，大规模地迁徒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干革_命……

从那时起，轰轰烈烈的火车，汽车从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杭州、温州等地运载着红卫兵和学生一次次驶向北大荒、内蒙古、云南、海南岛……开始了接受比他们知识更匮乏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窘迫、艰难、困苦的生活。

不能否认，，当年的知识青年的这种生活、这种豪情、这种信念，是那个年代的狂热，那个年代的虔诚，是发自内心的，是无愧的。不是么？刚刚走出学校的小青年也不过只有适龄十七八岁，在那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里，用稚嫩的身躯、脆弱的生命，抗衡着千古荒原那巨大的自然力量，那难以想象的艰苦、困难的生活是多么的煎熬。对知识青年来说；如果打娘肚子里出来就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村、边疆，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到也罢了。苦就苦在投胎在大城市，生活在贫瘠的农村，而且要插队一辈子，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将意味着被这片黑泥土慢慢消损、吞噬……

1978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下乡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中学毕业生被允许留在城市，等待升学和待业机会。国家为了改变上山下乡做法所做出的努力，还使一批在农村插队落户多年的老知青终于返归城市，但是，当这些青年为自己的归宿庆幸的同时，大部分原先下放到农村的青年仍旧滞留在当地，他们继续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还比较困难，各大中城市无不受到沉重的就业压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近1000多万下乡知青的返城和就业要求。结果，1979年前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把它称为“爆炸性的问题”。由于各地知青都把“返城”作为基本的诉求，所以这次席卷全国的风潮又被称为“知青返城风”。至此知青“返城”的前奏在各地悄然兴起。

最先的返城风是由病退引起的。到1978年下半年，全国的知青办理“病退”手续，已形成了疯狂的高潮。数不清的知青拥挤在各级医院跟，跟医生软缠硬磨，涕泪交加，逼着要诊断书。不少医生根据“上供”（贿赂）的多少和私人关系的深浅，决定是否开诊断。知青把“病退”说成是“退路”。

“病退”有如山洪暴发一般来势凶猛，严重影响到知青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许多知青精神恍惚，整天像苍蝇一样乱碰乱撞。有的用家里寄来的钱去送人情，贿赂医生和干部。没有路子、连礼物都送不上去的知青紧锁眉头，长吁短叹。

这种病退返城的手续最难办的就是需要有县级以上医院的病例诊断书。有了这张诊断书就等于有了返城的法宝，为此知青们就不择手段，采取各种途径来获取这张宝贵的诊断书：有的买病人尿、x光底片，有的往胃里吞铅块、往血管里注柴油。更有甚至不惜自残身体，用药物来刺激，使血压升高，心跳加快，有的喝农药制造胃穿孔，由于用药过量导致中毒休克，最后住到医院。还有的砍掉了自己的手指头，有的人为了能病退，到处烧香磕头，把上海寄来的好烟好酒都送了出去……

越到后来，“病退”条件越宽。不论是弱不经风、重病缠身的，还是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都把病退当做最便捷、最省力的返城之路。

随着返城大军的蔓延和扩大，国家出台了知识青年的返城政策，允许全国的上山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返城重新安排工作。听到这样的消息，知识青年都沸腾了。就在这个冬天里，演绎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动人心魄的场面。

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是这样描绘的：“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有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入混乱状态。”

聚焦“知青大返城飓风”记上海“二，五卧轨事件

早在1978年11月，上海市街头已出现知识青年请愿，游行活动，要求返城。各地返沪知青举行集会、静坐，提出“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饭吃”的口号。形势日趋动荡。

上海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超大城市，知青就业、升学一向比较困难。“文革”10年，动员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高达100多万,且具有跨省安置多，进入新疆国营农场、兵团多的特点。迁往外省的70多万知青分布在东北三省、新疆、内蒙、云南、江西、浙江、贵州等省、区。在城市1100万人口（其中市区600万人）的具大压力下，再想为100多万下乡知青（何况他们中相当一部人已结婚生子）让出一块生存空间来，难度实在太大了。这就注定了上海知青返城之路更为艰难坎坷。

上海市知青闹返城的活动历时长，规模大，其中轰动最大的是“二，五”卧轨事件。1979年春节在即，上海迎来了数十万回家探亲过节的知识青年。节前，上海市有关部门举办了内容丰富的慰问活动，以其安抚情绪不稳定的返城知青。然而，节日期间的走亲访友，为知青沟通信息。彼此串联提供了便利。躁动的情绪籍以蔓延。

2月5日，即春节的第九天，一大批知识青年（包括部分已在外地就业的知识青年）在一个所谓“行动委员会”的带动下，走上街头，集会游行，高呼“返城”的口号，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因为要求未得到满足，部分青年于当天下午聚集到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情绪激愤，竟采取了卧轨拦截火车的行动。大批围观者将上海站通往南京、杭州方向的咽喉要道堵得水泄不通。有的建议：如果市委不解决，将乘46次列车北上北京。一些青年高举着白布横幅，墨笔大书“坚决要求市委彭冲、王一平接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们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等口号。上海铁路局的几位负责人奉命到现场，劝说卧轨知青撤离铁路，后者不为所动。

铁路大动脉被阻断的消息很快惊动了中央领导部门，6日凌晨，国务院下达电话指示。随即，部分卧轨青年撤离铁道。至清晨4点，仍有少数盘踞铁路，坚持不走。在这种情况下，市公安局只好调动民警和消防警察前往肇事现场，驱散人群，将少数人扭送公安局。轰动一时的“二，五”卧轨事件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