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说我总是抱怨这个社会 或者说在抱怨这个体制。我确经常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因为我的确抱怨了。
我习惯于把这个国度称为天朝，天朝——上国也，通指的是历史上的封建帝国，是一个体制概念。体制这玩意，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必要，准确的讲通常是一种糟糕的必要。生活中处处是体制，比如说过马路不能闯红灯，杀人就是犯法，靠右行驶靠左行驶都是一种体制，这个细分叫做交通体制；吃饭也有不成文的体制，比如说长者先动筷子，长辈先入席；睡觉也有体制，比如说你可以跟自己的女人睡觉做爱，但不能选择跟别人的女朋友睡觉做爱。
衡量一个体制好坏的唯一标准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这样认为：一个糟糕的体制下聪明人不爱说话，蠢货会滔滔不绝；聪明人学坏，笨蛋们失去希望；聪明人为得到邪恶而快乐（隋炀帝就是这样体制的缔造者之一）。
时下我们能听到的最多的关于体制的评论是：
“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尽管人的一生大多数时候都在说废话，但至少不是做一条跟屁虫，并且自以为是得说着废话。
“这个体制不坏”——虽然我们极力反对唯心主义，可是唯心主义连蠢蛋都在用。
“这个体制不可改变”——这个调调就像西方民主不合国情一样是欺世之谈。
有人说：“为什么做实业的，经商的，各种在这个时代有事儿干的人的都表示对现状乐观，而像你这样的有点知识的自视甚高的年轻人总充满不满呢？”
这个问题复杂而肤浅：“生意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当他得到了钱，满意度随着金钱得增加而增加；爱好权利得人，得到权利之后满意度自然会觉得世界很美好；可是一些人不喜欢钱不喜欢权。”
因为“犬”是不能不会抬头的，所以人的满足都是缺乏远见的。反过来讲：人因为缺乏远见，而容易满足。
